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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件小事令人难忘
我的访谈之最——
没想到在〈焦点访谈〉工作九年，我还保持了一项记录——我的名字出现频率最高，当然这不是在正片中，而是在片尾的演职人员表中。在这九年中大约〈焦点访谈〉播出了３２００多期节目，粗略算算我大概合成了近２０００期。最初合成的人名字幕是打在制作一栏，９８年调整单设合成一栏。访谈后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负责录制主持人评论在演播室，由切换人员，摄像师，录音师，灯光师四人组成，在片尾字幕中体现在制作一栏，另一部分就是由我和我的搭档完成，负责全部完成片的制作合成。在实际的工作中访谈的合成任务其实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因为访谈是每日播出的新闻栏目，如果天天都值班劳动强度太大，除了体力上的疲劳，主要是精神压力过大，经常赶播出，脑子里的神经老绷着，生怕自己手下一个误操作影响到片子耽误了播出。作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惟一的舆论监督节目，任何的播出事故都是天大的事。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所以基本上每天一个人负责合成，但有特殊需要偶而也有俩人同时在岗的情况。至于在片尾的字幕中每天都是打两个人的名字，一是为了美观，二是为了省事，不用每天换，所以两个人的字幕就一直保持着这个状态，没想到还不小心创了一个记录，至于亚军很可能就是我的搭档了。
终于当了一回领导——
在９８年的抗洪报道中，为了把每天前方最新的事件报道出去，〈焦点访谈〉记者几乎是倾巢出动，每天下午四点多才从各地传回到台里，由访谈中心组制片人孙杰负责编辑，我和另一个同志隔天负责合成。其中一天节目内容是〈空中看灾区〉，本来以为这是一期比较轻松的节目，因为大部分内容都是早上〈东方时空〉播过的。一切顺利差几分钟１９点上楼审片，我开始收拾带子，归置机房。突然一群人冲进机房，要改片子我一看表已经１９点２０多了，１９点３８分节目播出，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因为是抗洪报道每天都有新内容，所以都是当天做当天的节目，没有任何备播带。机房里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出主意，乱作一团。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合成人员是要根据编导的要求对片子进行制作，但是情况太特殊了，我已不能照章办事，情急之中我顾不得照顾大家的情面，当了一回领导，大吼一声：“都别说话了，听我的！”立刻屋里安静了，我和孙杰马上把刚才节目制作中因为篇幅有限删掉的内容迅速补上，不够的再拿空镜头填，很快需要修改的２分多钟内容就好了，节目安全播出，这是我经历的最危险的一次。也许是太紧张了，当夜一位在场的同事因为受到这个惊吓发起高烧达３９度多。
五天五夜减肉十斤——
２００２年为了配合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宣传需要，〈焦点访谈〉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也许是时间太紧了，领导在一个午夜把我从被窝里叫出来参与最后的制作，没想到这一进机房就是五天五夜。这期节目总长９０分钟，一共是三个编导，就我一个合成人员。因为节目重要，领导审片非常严格，一遍一遍进行修改，由于使用的是线性设备，每修改一次就要从来一遍，基本上是一天一版。三个编导还可以轮流休息，而我只能一个人扛着，这五天里每天我也就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但就这一两个小时还因为大脑太兴奋根本就睡不着，劳动强度之大是我到访谈工作以来从未有过的。熬到最后一个晚上真是坚持不住了，凌晨四点多从燥热的机房出来，站在院里喘口气，任由寒冷的北风吹着，感觉舒服极了，忍不住地大喊：“这风吹得真爽啊！”弄得合作的同事直说我有病。五天五夜下来本来就不胖的我掉了十斤肉，至今未恢复。
第一部时政ＭＴＶ——
９９年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一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在一片声讨中〈东方时空〉栏目组收到山东观众李永昌谱写的一首歌，叫〈不屈的尊严〉。这首歌词曲很恰当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心情，于是领导决定马上录制准备第二天播出。歌曲录完音了，但还需要编辑画面，领导当时对我们的要求是不要太讲究，铺上画面就行。时间很紧张，已经是夜里１２点多了，离播出只有不到七个小时了。我再次临危受命，和鄢蔓，张朝夕一头钻进机房开始制作。我们所有的素材都是从新闻中选取的，画面内容非常有限，好在我以前导演过几首ＭＴＶ有一些经验，这回终于派上了用场：调颜色，变速度，加叠化，做放大…，所有适合这首歌的编辑方法我们全用上了。片子准时播出，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东方时空〉四十五钟的节目还没完全播完，就有观众打来电话对刚刚播过的ＭＴＶ大加赞赏，随后来自各方的赞誉之声就源源不断，真是让我们兴奋，一夜的辛劳没有白费，这也算是我们对烈士的一种悼念吧。因为效果很好，这首歌在中央台反复播出，以至于台里其它部门又重新拍摄制作。应该说后来的一版画面考究，制作精良，视觉效果远远超过第一版，但好像其中缺少了一些味道。这首歌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作品，它是基于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新闻画面所反映的客观性还是比较重要的。在编辑的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全部是采用新闻资料，这种手法在以前的歌曲制作中几乎没人使用过，最后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叫时政ＭＴ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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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与遗憾伴我前行／曲长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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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访谈》，缘于王卓与梁建增两同志的介绍。
当时，他们是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的记者，与我相识已久。一日，王卓告我，说《观察与思考》将改版，正在招聘人员，问我可有兴趣参加。我在《经济日报》当记者，工作量极少，所承担的一周工作，两日就做完了，其余时间，无所事事，心情郁闷，故欣然前往应试。
当时要过三关，面视、笔视、口视。记得面视考官为梁建增，交上材料，他审核后就过关了。笔试题目是写一个策划案，发卷人为杨东，《观察与思考》栏目组的记者们监考。笔试合格后数日进行口试，口试则是由沈纪副台长、孙玉胜主任及其他一些部门领导和制片人组成的考核组进行，知我是经济日报的，沈、孙二人就问了几个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回答尚可。当日下午就接建增电话，告我已被录取，速来二组上班，当时他任二组组长。因应聘时对报社保密且不知自己能否适应电视台工作，又因人事关系、住房等诸多原因的牵扯，所以在第一年我一直是悄悄干。先是跟着王卓学习电视采访、拍摄的基本知识和熟悉电视片的制作过程。在这方面，他给我很大帮助，使我初步掌握了一些电视制作的基本方法，与他共同完成的节目有《讨债记》（反映企业三角债问题）、《返本销售能返本吗》（反映欺骗消费者行为）、《幼小的生命为何早逝》（上下集，反映伪劣产品致死婴儿问题），等等。其中《幼小的生命为何早逝》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在评论部评奖中获奖。
此外，第一年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片子是与赛纳和朱邦录合作的片子――运城假破产案，讲的是山西运城一家企业假破产、真逃债的问题，这个片子做得非常艰苦，编出来也很精彩。为此，在当地我们三人被几百人围攻几小时，难以脱身，只是靠了朱邦录假称上厕所，打了报警电话，我们才被解救出来。回京后，片子又经李东生副台长、杨伟光台长、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审片，并惊动了朱镕基、吴邦国等领导同志，他们都做了批示，人民银行还破天荒地为此片的播出发了公函，但最终也未能播出。孙主任只好将此片在全国新闻评论部主任会上进行了播放，算是对我们的一种安慰。其实，今天回想起来，遗憾的是由于播出受挫，评论部几年内就未能再涉及此类题材，直至2000年，才有同类题材的节目播出，而这几年间假破产、真逃债已蔓延成风，使银行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
一年后，由于我在电视台工作在报社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索性我就放开手脚独立做片了。这时，赵微接替梁建增担任了二组组长。在她的帮助下，我也做了一些有影响的片子，如《焦点访谈》被朱镕基第一次公开表扬的片子《盗伐危及大动脉》等，但更多的是暴露了我的一些弱点，如节目主题分散，重点不突出，电视化不强等。为此，赵微曾多次指出并给予具体帮助，但当时由于我固执己见，改进并不明显，所以节目水平并没有大的突破。记得有一次，做一个养鸡检疫的节目，反复改了4次才通过。另一个国税局给小煤窑开增值税发票的节目，也改了3次才通过。显然，这种效率是无法适应《焦点访谈》栏目的需要的，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教训。也就是在这一阶段，我才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深感制片人赵微批评的正确。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我离开经济日报，把关系转到了电视台。几年中，印象较深的还有李东生副台长的审片，既有原则又有个性，既一针见血又留有余地。对于我的片子，他经常的评价是事选的不错，但是编得总是该去的老去不掉，该强调的也没能强调出来。现在想来，他说的很对。可当时我总是和他争来争去，尽管后来也是按照他的要求进行了修改，但因此也走了不少的弯路。
《焦点访谈》节目的成功一半在于选题的成功，十年的经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早期的《焦点访谈》没有专职策划，题目主要是由记者自己找，一开始群众来信并不多，题目往往是被聘人员的“老底”，实在找不着，就翻报纸。后来随着对节目要求的提高和信件的增多，才成立了专门负责选题策划的中心组。从读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