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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从报社投奔《焦点访谈》，是牺牲了一些既得利益的。之所以愿意作出这些牺牲，是因为《焦点访谈》对我的吸引力、给我的想象空间要比已有的利益大得多。机关的深宅大院里所有的生活我都经历了，准点上下班、免费午餐、论资排辈、繁文缛节、空话套话等等，这些既能给人一种超级稳定，也同时带给人一种超级苦闷。日复一日，所有的人都走进同一幢大楼，所有的人都在办公，所有的人都说差不多的话，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个性是不需要的。所以，当我八年前一次看到中央电视台评论部的部训：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就觉得好像每个字都在嘲讽我：你看你，你看你！
如今来评论部已经整整八年，许多经历难以忘怀，有许多“第一次”至今还在影响着我。记得采访制作的第一期《焦点访谈》是1996年2月播出的《“贵族学校”的幻灭》，报道的是哈尔滨一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办了一所号称“东北亚贵族学校”的小学，大吹大擂到处发广告，以此诈骗了百万钱财。结果“贵族学校”刚开张就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许多血本无归的家长欲哭无泪，其中，竟然大部分孩子的父母是工薪阶层，是靠东拼西凑借了一大笔钱供孩子进了“贵族学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绝大部分家长们文化程度很低，缺乏起码的基础教育常识，都以为最多的钱与最好的教育一定是划等号的。当时社会上许多言论都把愤怒的矛头指向行骗者，而且这种批判事实俱在毫无疑义。但问题在于，难道谴责骗子是目的吗？发生这出闹剧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这些家境贫寒的父母们为何争先恐后地把金钱奉献给骗子？当地教育管理机构为什么会失察？在节目的后期制作时，同事们向我提出了这一串设问。正是在这一串设问的帮助下，这期节目不再痛打落水狗，相反对大众的教育观、教育的产业管理提出了质疑。理性的质疑比感情的渲泄更有价值，这也是舆论监督和媒体责任的价值所在。我在《焦点访谈》第一次出山，种下了跳蚤却收获了龙种。
在《焦点访谈》第一次遭遇节目被毙，也印象深刻。1996年夏天我去重庆开县采访一起毁田事件，起因是当地河道管理部门为了疏浚航道，把河流两侧河滩地上农民种的庄稼强行毁掉，又将保护庄稼的农民殴打致伤，不仅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也引发了当地政府与农民矛盾冲突。事后我去采访时，看到了大群农民给记者下跪的场面，极受震憾。很快我将这期毁田事件的节目制作完毕，并且仔细展示了执法人员的粗暴和农民的无助。节目送审时，当时分管新闻的李东生副台长问了我两个问题：河道管理部门疏浚航道有没有法律依据？我没有回答上来。又问：农民在河滩地上种庄稼受不受法律保护？我还是回答不了。李东生副台长说：这是新闻的起因，你不了解这两个基本事实，怎么就可以对当地政府妄加批评呢？你先去查清楚这两个问题再说。我立马赶到水利部，费了大力找到了这方面的法律文件，结果大失所望啊，有关法规确实授权水利部门疏浚河道，而一切河道内的滩涂都属疏浚范围。还明文规定，河滩地不是农民法定的种植土地，国家不限制农民在河滩地上自行种植庄稼，但不得影响河道的疏浚，不得影响行航、行洪。我很气馁，没替农民出气反倒自己落马！把查询结果告知台里，结果肯定是节目被毙掉了。李东生副台长用他一贯激烈的言词对我说：不要以为就你在替农民说话，不要以为你是救世主，连事情起因都没有搞清楚就胡乱批评，你能让当地政府服气吗？这是舆论监督吗？你这是害人害己，误导观众！一顿臭骂，让我至今记忆深刻。客观、公正，这永远是记者最难把握但又必须坚守的职业铁律。
也有许多“第一次”是十分愉快的。比如说1997年香港回归，本人第一次参与了现场直播，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进行大型的新闻现场直播。当时我到《焦点访谈》只有一年多时间，有天夜里孙玉胜主任一个电话将我从北京调到了深圳，担任驻港部队空军进港的现场报道记者。记得当时评论部已经有300多人了，而香港回归是举国盛事，大家都把参与直播作为一份荣誉和光荣来争取，才入评论部的我对这份荣誉连想都不敢想。一下子点到了我，我觉得很愕然，在部队我已经习惯于论资排辈，而在评论部，没有人会在乎你的资历。在那段时间里，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采访部的、军事部的、技术部门的，还有岩松、小水、张恒等等。大家都在忙于直播的准备，我看到所有的人表现出一种相同的态度：特别重视合作，在工作中尽力为对方分忧。那时我真的从内心感到，能够加入到这个充满合作精神的团队里，能够享受这种彼此尊重的氛围，真是一种快乐。
如今《焦点访谈》已经十周岁了，我也进入评论部八周年了，与周围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小弟小妹相比，也算一个老评论部人了。但我非常不愿意听到这个“老”字，担心“老”会带来某种功能的退化。当年我是带着许多梦想来到这里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说真话的记者，希望能够获得人格的尊重和思想的自由，希望每一天都有新的体验和创造，希望不再为天天准点上下班而厌烦……这些梦想大部分都现实了，而今天，我担心的恰恰是得到之后的失去，没有了梦想，没有了创新之心。
《焦点访谈》是一道高高的山梁，它改变我人生的风景。但人生岂止只有一道山梁，最美的风景还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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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运”的日子／陈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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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访谈》工作的时间，正好是《访谈》从创办到最初发展的两年时间（1994年3月至1996年5月）。《访谈》的各种新鲜事人们谈论的很多，但对八、九年前访谈开播初期在“工运”的一些事情说的人就比较少，虽然都是一些琐碎的旧事，但对许多访谈的后来者来说不知道就不算旧事。
本人没搞过工人运动，与“工运”的份缘是因为＇焦点访谈＇创办之初，在位于北京市航天桥附近的中国工运学院租用办公地而结下的。访谈未开播之前，办公是在电视台14楼原＇观察思考＇的一间的办公室，窄小的空间难以容纳几十号人工作，有关领导四处寻租，终于1994年3月，＇焦点访谈＇记者一、二组搬到了租用的工运学院图书馆顶层办公。作为记者二组的一名成员我从此在“工运”和许多兄弟姐妹一起渡过了《焦点访谈》初创时期那充满激情与温情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
记得1994年3月底，我结束对流浪儿童追踪采访的前期工作从外地返京后，得知办公地点从台14楼转到了工运学院，当我踏入工运学院图书馆顶层那间一、两百平方米的大办公室后我非常惊诧｜：这里办公、剪片、住宿全在一间大房子里，只是不同的区域用柜子或桌子临时隔开。我转了一圈发现剪辑机房隔壁的一间宿舍住了几个男同胞，很明显没有女同胞的地儿，我想当时圈地时肯定没有女同胞在场。转眼瞧瞧已经没有可供开发之地，我随意找了一张桌子作为自己的办公桌，并在两张办公桌之间塞进一张单人床，这下工作睡觉的地方都同时解决了，我心里乐滋滋的。后来大姐大（也就是李正梅，此人来访谈前是一酒文化杂志的总编，酒胆和酒量赛过许多男儿，所以大伙习惯叫她大姐大）、曹荭等女同胞也仿效我把临时住处安到办公桌间。也许有人要问你们为什么不自己租房住？这是以后来访谈的人享受的待遇，当时由于是创业初期，一方面通过考试聘用的人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不合格的随时走人，人员流动大，单位没有考虑租固定的住房；另一方面访谈创办之初聘用人员的工资还比较低，1994年4月，也就是访谈开播的第一个月，我播出了两期有关流浪儿童的节目，发工资时领取了500元钱，听说我得的工资还算比较高的，那些只播了一期节目或没播节目的同事拿的工资比我还要低，所以当时自己租房住是不现实的。对于我们这些家不在北京的外地人能住在办公室，不但可以节约住宿费还方便经常熬夜加班赶节目，何乐而不为呢？
“工运”的日子是我在访谈渡过的最辛苦、最快乐、最单纯、也最温馨的日子。访谈创办之初节目没有定式，在作样片时没有人知道未来的访谈节目是个什么样式，各组的制片人都鼓励大家利用自己的特长，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做出有个性的节目来。我来访谈前刚结束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学习，我想怎么将自己学到的一些影视的视听知识，运用到访谈这样一个舆论监督的新闻节目里来，使新闻节目单一的视听元素更为丰富。碰巧我拍摄的第一个节目是有关流浪儿童的，这给我在视听元素的运用方面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在广东追踪采访流浪儿童时，我们发现许多流浪儿童都喜欢在铁路沿线溜达，也许这些地方更容易捡到一些吃的或用的东西，于是我和摄像师康锐商量只要声音能达到技术要求，就把一个主要的采访对象安排在铁路沿线进行采访，因为我们了解到作为主要采访对象的这名流浪儿童是从北方乘火车南下的，这条铁路虽然通往他的家，但他却有家难回。在这样的场景中让这个流浪儿童叙述父母离异后跟着父亲的他老被父亲痛打并一次次出走，如今他想回家但又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冰冷的家里的两难处境，此时的背景有时断时续的火车从旁经过，火车的鸣笛声、火车与铁轨之间不断的摩擦声正好配合了流浪儿童此时此刻复杂的心理情绪。丰富的视听结合凸显了一个鲜活的、矛盾的、让人同情的流浪儿童的形象。节目播出后许多人记住了这个流浪儿童的形象，流浪儿童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与思考。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