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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人，其中还有两名医生随队。
从成都出发到雅安是高速公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出了雅安，才算进入了真正的川藏公路。这里路面还可以，但车多路窄，路面因地势变化曲折多弯，还记得李白当年的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今仍然是这里道路交通的真实写照。这里群山环抱，江、河、沟、溪、涧相互交错，山势纵横，乱石成岗，山高无路，峡谷难穿，冰封雪地，滴水成冰。进入藏区的东大门被二郎山无情阻隔，邛崃山脉、横断山脉把整个藏区围得几乎是水泄不通。藏族有句名谣：“藏区散、山峰高，百姓地处半山腰，康定虽近西康省，二郎山风雪冲云霄。”川边藏区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最低的峡谷平坦地带也在2000米左右，其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
到达康定后，因为从成都来的司机和车辆已经不能适应以后的路程了，我们整个车队都换成了当地的司机和车辆，他们都是从州运输公司抽调来的、具有雪山行车经验的司机。
出了康定就看到雪山了。望着远处神秘、肃穆的雪山，想到两天后就能登上它，我们这些从内地来的记者都兴奋不已。越往西行，山峰越陡峭，山山相连，峰峰相依，五指山乃至十指山举目可见。就这样我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峰，雪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一路上无比的颠簸，我们在车里东倒西歪，一刻不停，那种感觉好似成了“脱骨扒鸡了”。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我们到达了炉霍县为第四天翻越雀儿山做准备。因为这次采访的最后一站德格县在雀儿山的另一面，这样我们来回都要翻越雀儿山。
雀儿山的海拔在5000米以上，在山上采访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而同行的几十家新闻单位要采访同一个人，你想会有什么结果吗？这是我和刘涛最担心的事，而且还不知道我俩在海拔5000米以上身体会是什么状态？所以在炉霍这个晚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第二天工作的每个细节都详细定下来；甚至还计划了如果其中一个人倒下后的方案。
要想争取足够的采访时间就必须摆脱大部队，这是关键。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其次要做好保密工作。因此，第二天早晨四点多我们悄悄爬起来，在其他人还在熟睡时就向雀儿山出发了。
赫赫有名的雀儿山是“一山无四季，十里不同天”。秃岭荒山无半片绿叶，常年被风、雪、冰、冻困挠。此山因形似巨鸟翼而得名。藏族民谣中这样说它：要上雀儿山，眼睛欲望穿，马走五步歇，人走两步蔫。我们要采访的道班就在海拔5050米的雀儿山上，等我们来到雀儿山上时已经是上午11：30了，但比大部队早到了一个多小时。刚才在山下还是短衣单裤的我们，现在已经被冰天雪地包围了。
我们刚一下车，这里的风雪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风吹得我们站也站不住，雪打在脸上，嘴都张不开。镜头里的刘涛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头发是直的，脸藏在大衣里，说话上句不接下句的。当时我非常担心他的心脏会受不了。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采访是完整的，每一次采访都会被风雪打断。风雪小的时候还可以采访，可风雪一大我们就只能躲到道班的房里。有一次，我因为要拍风雪的空镜晚躲了一会，风雪就把我给围住了。周围一片白茫茫，不知哪里是路，哪里是悬崖。正在这时，给我们开车的藏族司机把我拉到了车上，当时，我的手和脸都冻木了，上车好一会才缓过来。
就这样，我们在大部队到来之前把大部分的采访完成了，当山上一场新闻大战开始时，我们已经驱车赶往最后一个采访地——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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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背后的游击战／刘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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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的宽甸县位于中朝边境，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但就是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却盛产硼矿，据说全国90％的硼矿产自这里。由于有了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宽甸县的经济非常活跃，城市建设得也不错。这几年县里的企业全部进行改制，所有的工业企业都变成了私营，小小的宽甸县里一下凭空冒出一堆儿千万富翁和好几个亿万富翁。但是偏远的地理位置，相对落后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与表面上的这种繁荣显得却不太相称：亿万富翁手下的工人们将县政府的大门一堵就是一个多星期；包括副县长在内的15个局级干部被一锅端……小县城里上演着一幕幕让当地生活原本平静的老百姓意想不到的故事。
让我和这个小县城联系起来的是一封举报信息单，举报的是宽甸火车站乱收费的情况。信上说，由于当地硼矿企业众多，硼砂生产和运输量大，宽甸车站就打起了铁路运费的主意，想办法帮助企业偷梁换柱，把要交给国家的铁路运费擅自降低，同时车站自己再多收一笔钱自饱私囊。举报的线索很清晰，情况也很详细，而且看上去还是个“现行”，应该是个不错的题，但是让人着急的是举报人怎么也联系不上，留的几个电话总是无人接听。
两个多星期后，闲来无事，我又拨了那个举报电话，有人接！“请问张先生在吗？”“没这人”。“请问您这是哪儿啊？”“公用电话。”接着电话很快被挂断了。这一次通话时间很短，但我就是感觉这个电话不像是公用电话。两天后我又拨通了那个号码。“我们是北京的，请问张先生在吗？”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最后冒出了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算了，我也不跟你们捉迷藏了。没什么张先生，是我举报的，这是我家里的电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红帆网举报单上有主叫号码这一栏就是好。就这样在我拿到举报材料三个星期后，我终于和举报人联系上了。在电话里他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车站乱收费的情况，并且提供了多名证人的联系方式。但是最后告诉我沈阳铁路局已经知道这件事，下发了一个通知，就在两天以前，将硼砂当化肥运已经停下来了。这叫啥事啊，好容易联系上了，却被告知当地不这么干了。
接下来反复权衡，在和制片人商量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并未完全结束的事件，应该还有东西可挖，于是第二天，我们就赶到了宽甸。
在宽甸的采访极不顺利，几乎所有企业都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毕竟他们也得了不少好处。好不容易将外围扫清，该采访的企业都采访了，相关的书面证据也都拿到了，就剩车站的采访了。我们把它留在了最后一天。
虽然几天来，我们一直没有和车站正面接触，但是由于企业和车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采访了哪些企业，车站方面全都知道。宾馆的服务员也告诉我们，每天都会来人打电话到宾馆打听有没有从北京来的记者。我们也一直在和这些人捉迷藏，平时尽量晚回宾馆，还不时换换房间。可就在准备采访车站的那天的一大早，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了我的房间。对方告诉我，车站站长的儿子纠集了社会上的一帮小混混，还专门从丹东市请了几个黑社会的打手，一大早坐着车站的车出来了，不知要干嘛，让我们千万小心。这时形势一下就非常紧张了。
宽甸县离丹东市有一百多公里，而且全是大山，人烟稀少。在县城里，我们不太担心有多大危险，但离开县城，进山里以后，就很难说了，而且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被人盯上，被什么样的人盯上。我们在明，对方在暗，真要在山里给别人堵住了，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可采访还得采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我和王守城先在宾馆收拾好行李，然后来到了车站。车站的采访还算顺利，该拿到的也都拿到了，最后就剩下如何全身而退了。车站的经理左右不离地跟着我们。午餐后，我们说要休息一会儿，让他下午六点再联系，将他支走，然后从宾馆后门偷偷地溜将出来，找了辆车撒丫子往沈阳跑。还在路上，就接到车站经理的电话，听说我们走了，还要来找我们。于是，我们在前面跑，他们在后面追。到了沈阳，我们赶紧找了个安全的宾馆住下后，才算基本放了心。第二天一大早买了机票就回北京了。去机场的路上，车站经理还在沈阳到处找我们呢！
最后节目在制片人的严格要求和大力帮助下，修改数次，终于顺利播出了。铁道部纪委书记在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就带调查组到了当地，处分了十几个人，没收了宽甸车站36万元的小金库，罚了沈阳铁路局780万。
这次战斗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游击战，从联系线人，到采访企业，到躲蔽危险，再到成功播出，每一步都在捉迷藏，都得想办法，最后尽管仗算是打赢了，可我还是有一种侥幸的感觉。不过侥幸归侥幸，这一仗也让我再次体会到：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样的仗以后还会有，也还得打，我们能做的我想也唯有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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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贪官面对面／王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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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点访谈》工作的几年间，我有幸采访拍摄了几个反腐败的大案要案，从哈尔滨国贸城案，到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再到沈阳慕绥新、马向东腐败案和刘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案。在拍摄这些大要案的过程中，采访了一批落马的高官：哈尔滨市原副市长朱胜文、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庄如顺、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等等。我在面对面地采访这些贪官的过程中，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感受。
一、两类贪官
在我看来，贪官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脸谱型贪官〃，这类贪官素质低下，没有领导才能，不干实事，而又贪欲极强；一种是〃隐蔽型贪官〃，这类贪官具有较高的领导素质和能力，也干了不少实事、好事，而最终迷失在金钱美女的诱惑之中。
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属于〃脸谱型贪官〃，这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