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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沸腾，更何况这是我的法国处女行，当然也是我的外国处女行。巴黎，时尚之都，浪漫之城？我在慢慢儿聚集兴奋度。我就不相信只有与屠夫和乡镇干部过招儿的命。
飞机停靠在戴高东机场，出关的时候碰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和播音员李瑞英，还有两个不伙子不认识。他们是为了报道国家主席胡锦涛元月26号即将对法国访问这件事到巴黎的。交谈中李挺告诉我；在巴黎有什么事就给他打电话。记下号码后与他们一行告别。
巴黎刚刚下过雨，空气很湿润，比北京要暖和一些，出关花了一个多小时，坐上文化部接机的车已经是巴黎时间下午快六点了，北京应该是第二天（24号）凌晨一点钟。从机场往市区的路上车很多，但不算太堵，放眼望去，车都很小（应该是私家车为主），但都很别致，个性、前卫。特别是有一款“雷诺”，太空车一样（后来看电视广告，果然就是这个创意，车在月球上耍酷）。
到酒店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其实中途就黑透了，我不戴手表，又懒得看手机，不知道几点了，刚刚在房间放下行李，文化部的人就告诉我念东梅已经到了。
这次来法国，本来应该是与二组的编导陈远达同行，他的护照在最后一刻出了点小麻烦，所以部里领导找在法国读书的念东梅帮忙采访。
找到文化部工作人员的房间时，念东梅已经在和他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第二天的采访了，我听了一下，毕竟是在评论部工作过的记者，念东梅进入状态很快。商量完已经十一点多了，我有点儿困了。
2004年元月25日（北京）——24日（巴黎）
做完一个采访赶到凯旋门时是下午一点，离两点钟的香街盛装游行还有一个小时，念东梅先做串场，不太顺？？因为不断地有人在镜头前窜，还有好多中国同胞看见念东梅手里的台标就大呼小叫，跑过来问东问西。巴黎的中国人真多！香街两旁的人越聚越多，老天爷还真给面子，把据说是许久不见的太阳给派出来了，虽然云们不太甘心，总是捣乱，就像巴黎人在我的镜头前穿来穿去一样，但最终云们还是没有扛过太阳，香街被正午的阳光给整得通透亮丽，好像美国东部的电荒终于缓解，又好似相思的少女见到了久违的情人，那叫一个璀璨！
比较而言，我和念东梅很惨，此时游行还未正式开始，香街两旁就已经被人群挤满。念东梅挺高兴，一个劲儿地说，好！好！她的意思我懂？？采访不愁找不着人了！可不是，话筒周围全是嘴巴。我要不停地睁一下闭着的左眼才不至于把念东梅给弄丢，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这样频繁的给合作伙伴抛过媚眼，并且，无数次让我惭愧、被人取笑过的身材，再一次让我感到惭愧，被人怒喝？？摄像机尾部不是撞了小朋友的脑袋，就是扫着了老太太的肩膀。我挺理解他们的，没有谁愿意脚被踩来踩去的时候，脑袋和肩膀还被一个铁家伙撞来撞去。
法国人对这次活动表现出的热情让人感到惊讶，很多人是全家出动，人群中不停地有小孩儿被挤得哇哇乱哭，有的家长比较聪明，扛着折叠梯子，把梯子一支，将小孩儿放在了梯子上，自己在边上护驾。这时候人群中出现哪怕一丁点儿骚乱，后果都将不堪设想。我将摄像机横挂在胸前；左手护着镜头；右手托着电池；随着人群亦步亦趋，已经半分都由不得自己。唯一能做主的就是，我还可以前后转动脖子？？前面是念东梅，后面是文化部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不愿把他们弄丢的原因是怕他们把我弄丢了。街旁房子的窗户边、阳台上也都是人，他们从容地看着这一切，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在欣赏街中的游行。游行已经开始了。我真愿意自己是游行者，又或者能认识这房子里的谁，哪怕像那几个爬到树上的法国人一样也好？？那几个人怎么知道今年是中国的猴年？
后果没有出现，我们顺利地走到了一条人相对少的巷子里，耗时近两个钟头，距离不到一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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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科学的青春／余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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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题有点正儿八经，像句口号。但采访数学家吴文俊时，我心中翻来覆去念的就是这样一句话：是永葆科学青春还是科学永葆青春？反正倒来倒去的结果是，吴文俊保住了青春，他的数学也保住了青春，倒是我们这些采访他的比他小快半个世纪的人似乎有点青春流逝的味道。
80多岁的吴文俊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在他的研究领域数学王国里驰骋时，他是骑士，一往无前，不断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且据说这个方向和领域在全世界目前可养活着一大批人呢！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纯真得像个孩子。我采访他时共拍了一盘半带子，场记也记了厚厚一摞，但适合在《岁月回响》这样政治性很强的主题报道中的内容，非常少。但凡有点沾边的，都被我用在正式播出的节目里了，还有一些无法播出，但属于“童言无忌”类的，说给大家听听，一乐。
“吴文俊生平大事记”里记载：吴先生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恰逢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科学的春天到来，他一生中第二项重要的研究成果数学机械化刚刚取得成功。按照我们这些人的想法，这时候入党里面肯定有故事啊！如果是一个老科学家矢志不渝追求党多少年，自打回国后每年都给党组织交一份思想汇报，党组织一直要考验他，直到1979年，他60岁时，终于一生的追求有了着落。这多有戏剧性、感染力，又多么体现“建党80周年”这一主题啊！我在采访本重重地记下了这个典型事件，等到采访时，我满怀希冀地向老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同时准备好了下一个问题和下下个问题，这时，敬爱的老先生轻描淡写地发话了：
入党？就是当时我们院里有两个领导，非要动员让我入，我说我这个人过不惯集体生活，他们说没事，于是就稀里糊涂地入了党。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我入党和没入党有什么区别？
我的下一个问题以及下下个问题就这样被噎在咽喉里发不出来，以致于老先生的满头白发晃得我眼都花了。
让我眼花的还有这样一些回答：
怎么看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过是个奖项了，反正不得这个奖就得那个奖；
得奖时最难忘的是什么？头两天让我和袁隆平在大会堂演练，有一个人扮作江主席，我们要走上前去和他握手，快不得慢不得，不能让江主席等，也不能我们站在那儿等江主席。练了两天，才走得像点样。幸好正式那天没怎么出错。
江泽民主席跟您是交大的校友吧？我比他高多了，天津的胡国定当时是江在交大时的领导，关于他在交大的事，你们可以去问胡国定。
各位同仁可能应该理解我设定这些问题的含义和用心。比如第一个问题，我们期待的回答是这样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是科技界最高的荣誉，它的设立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等的关怀等等。我作为首届获得者，如何如何……。这种话充斥着我们的屏幕，以致于我们记者在设立问题时想到的答案都是这些。但老先生如此“另类”的回答实在令人始料不及，以致于采访时我频频眼花。
其实，老先生的可爱就可爱在这些地方，他的率真、无机心衬托着我这个媒体记者心理挺“晦暗”的，老想着逢迎主题，老想着这话节目里好不好用，结果备受煎熬，感觉上自己跟80多了似的。
老先生德高望重，我们自然在拍摄时也不敢怠慢。预约的是下午3：30的采访时间，我们早上8：00多就到了。把一个会议室布置得跟个小演播室一样，灯就架了三个，还布了反光板。等到下午吴先生拿把折扇推门进来时，还以为走错了门。安顿下来后，他坐在那里，东瞧瞧西望望，最后用扇子指了指反光板说：你们还挺下功夫的，这么大的东西都搬来了。我们说：这也不费什么事，一折叠就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后，他站起身来，我正要对他再次表示感谢，他忽然伸出手来摸了摸身边的反光板，恍然大悟到：啊！原来是布的，这么大块布怎么折叠呢？原来这半天，他一直没忘这茬。凌泉龙就示范给他看，这么这么这么叠，大布就收起来了，老人就带着一脸的满足回办公室去了。
可他这一打岔，搅了我们原来的设计。老先生从江泽民主席手里接过国家最高科技奖时，新华社拍了照，但没给底片，只给了几张照片。数学所就扫描进计算机，每次打印出的只是A4纸那么大，效果特别不理想。采访时，我们把这张照片放大裱好，准备到结束时送给他。可他忙于了解反光板的折叠原理，我们也急于“显摆”咱这点专业，把这茬给忘了。醒过味来之后，赶紧追到他的办公室。老人正在为回家做准备呢！我把照片拿在手里，泉龙在后面开机跟着：吴老，这是我们焦点访谈送给您的礼物。啊！这太好了，太珍贵了，我还没有呢。老人边说边接过照片，端详了一下，倒转来就往他那大包里塞。天啦！我在心里喊着，多端详一会啊，别像塞馒头一样往包里塞啊！老人似乎听到了我内心的企盼，停下了手中的活，抬起头来说：唉！塞不进去，我还想带回家里给他们看看呢！停，停，我赶紧叫，吴老，咱们再来一次，您就把刚才准备带回家的这段话再说一遍好吗？于是我又装模作样地代表焦点访谈给老人送了一次照片，可这次老人除了说谢谢之外，就是不说带回家的话。我只好提醒他：这照片您是打算带回家还是放在这里？老人转过来问我：你们说怎么样，你们送的你们说怎么样？我只好说，您看着办吧！
于是，老人斜挎着书包，手拿着照片，晃着一头白发走了，留下我们几个外人在他办公室里；我们正在好笑时，老人又推门进来了，探着头说：你们走时别忘了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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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萧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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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助考公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