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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她从河北高碑店火车站上车，第二天早上在许昌站下车，没到家就直接送到医院，当天下午4点就死了。
郑伟娜的堂妹郑军丽和堂姐同一天到同一家工厂去打工，记者到许昌采访时，她还在那个工厂里做皮包，她的家人说他们找到厂里为堂姐郑伟娜的死向老板讨钱时，曾想把郑军丽叫回去，但是老板不让，说现在要走，不仅不给一分钱工资，还要再交5000元钱，说是郑军丽学技术的学费。
郑军丽的生命安全很让人担心，我决定让郑军丽的母亲亲自到白沟去接女儿，我们正好可以跟着拍摄，不管老板是什么态度，都会记录在我们的镜头里。我相信，只要节目播出，郑军丽和其他的孩子就会安全脱身。
听了我们的想法，郑军丽的母亲起初非常高兴，可是等到我们一切都安排好了准备动身时，她却改了主意，磨磨蹭蹭就是不想走。问了半天，她才吱吱唔唔地说：“军丽到现在还不够一年呢，把她叫回来，老板肯定不给工钱，我们家也不富裕……”说到这里，我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我忍不住冲着她叫起来：“你们是心疼钱还是心疼女儿？郑伟娜已经死了，你们就不怕郑军丽再呆下去也会生病吗？”
对于一直生活比较优越的我来说，实在不明白一个母亲竟会为了几千块钱置女儿的生命于不顾。当时我太冲动了，其实过后想想，如果自己穷得一无所有，可能也会为了几千块钱而冒这个险的。
不过当时的冲动和执着还是起了作用，郑军丽的母亲最后同我们一起去了白沟，小军丽被我们顺利地接出来，我们也拍到了老板娘蛮横不讲理只顾要钱不顾工人死活的镜头。
片子在2002年3月27日顺利播出了。第二天，朱容基总理对此节目作出重要指示，根据朱总理的指示，国务院派出工作组，由劳动保障部副部长任组长，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卫生部、工商总局、环保总局、质检总局和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赴河北高碑店市展开调查。
经国务院工作组的专家鉴定，有17名打工者苯中毒，其中5人死亡。4月18日，受害者每人得到4万元赔偿。五一节前，国务院以“国发＇2002＇9文件〃的形式通报了河北省农民工苯中毒事件。
吕继香、郑丽娜等人的生命总算没有白白地消逝，更多的孩子因此幸免于难，但不知为什么我却笑不起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些孩子家中一贫如洗的情景，忘不了那些现在只能从仅存的几张照片中去认识的早逝的生命。他们曾经笑得那么灿烂，那么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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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短信的陷阱／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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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短信有陷阱》的《访谈》播完后，当天晚上，厦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的接警电话都快打爆了，几个值班人员又忙了大半个晚上。全国各地又有不少受骗者报案了。节目播完后，也引起了周围不少人的共鸣，因为大家都收到过此类手机短信息，所以反响挺强烈。
其实，这个题目我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了，只是一直没有动它。我原以为不会有多少人上当，总觉得这个题目上《焦点访谈》有点小。可是，到了厦门市公安局，亲眼看到那些报案材料，亲自听了那些报案电话之后，发现这个题目是立得住的，因为受害人实在太多了，据警方统计，除了港澳台以外，骗子的短信息发遍了全国。对一个受害人来说，他可能被骗几百、几千（被骗十几万、几十万的主儿属少数）。但是架不住受骗的面广，上当的人多。
当我把这个节目拍回来，编好了，审过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孙副总玉胜也报过这个题。因为他的手机上也常收到中奖或拍卖走私汽车之类的短信息，他多方联系之后得知对方是一些骗子，非常气愤，拍案报题。事实上，那些骗子发短信息的号码是他们按着一定的规律胡乱编出来的，然后广泛发送，他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他也分不清哪个手机号属于正部副局，哪个属于副科正股，他都发，因此只要是手机用户都有可能接到。可以肯定，比孙副总官大的官、以及更大的大官，都会可能收到这样的短信息，受到骚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操作这个选题的社会意义就更大了那么一点点。
干这个行当的几乎都是福建省安溪县的农民。我这是第二次跟他们打交道了。两三年前，我和摄像张予北在福州曾经采访了一伙骗子，就是安溪人。那时手机还不像现在这么多。他们主要靠翻黄页，发信函，诱人上钩，方法比较土。可见，骗子的行骗手段是与时俱进，不断翻新的。怀着对他们无比浓厚的兴趣，跟着厦门警察，这次我们也去了一趟安溪，对骗子之乡，作了个实地考察。这是一个山区县，过去是靠生产茶叶出名。我注意到他们的房子盖得都不错，都是乡间别墅。问当地派出所警察，这些户主都是些干什么的，当地派出所警察说，他们长年在外，很少回来，他们也搞不清这些人都做些什么生意。反正就是有钱。
关于骗术，在节目里，不能讲得太详细。原理其实很简单。可一人单干，也可带上兄弟姐妹、狐朋狗友几个人合伙干。事先一定要在厦门找一家银行开户，但是开户的名字最好不用自己的。然后再针对某一省、市、区编出手机号码，把编好的短信息发出去。最早骗子们采用人工发送，特别累手指头，一天一般能发个一、二百条。后来，骗子们又掌握了一门新技术，采用电脑群发，效率特别高，瞬间就能发出好几千条。发出的短信息，好比饵料，专等鱼来上钩。有人出于趋利的心理或出于无聊好奇，就给骗子们回话了，骗子们通常都很有智慧，暗熟心理学，各个巧舌如簧，只须三句两句，你就成了他的俘虏。当你把邮寄费、个人所得税、订金、货款，按照他们的要求，打入他们的帐户之后，他们利用储蓄卡，随便在哪个地方，哪个柜元机上就把钱取走了。
厦门市公安局的报案材料，摞起来能有一尺来高。受害人有各行各业，其中还有咱台的一位也报了案，在此咱不便透露人家的姓名和部门。被骗后，大家都挺不开心。我手头拿了个北京受害人名录，跟人家联系采访，打了十几个电话，几番动员，总算有一位“王女士”，勉强同意接受采访。中关村有一位给骗子寄去25万，买走私罚没的宝马，外交部一位干部也寄了17万2千元，买进口车，钱打进帐户以后，被骗子立即取走。他们被骗数额都比较大，特别难受，但死活不同意采访。被骗者不仅有个人，还有单位。其中，甚至还有公安。西北某市交警领导觉得，买走私罚没车便宜，自己又不愁上牌照，所以，一次就从骗子那里订了三台，打过去60万的预付款。结果到现在，案子也破不了，人也抓不到，钱也追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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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山西特大假酒中毒案／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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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市场经济已非昨日四面透风的茅屋境况了，虽说难比紫禁城、太和殿却也是砖墙琉瓦小有规模。然而，对于那些制假、贩假的鼠辈们来说，打洞钻墙依然是小菜一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于是乎，便有了1998年春节前的“一·二六”特大假酒中毒案，也就有了记者的山西之行。尽管此片因某种原因未能播出，但采访中的“趣闻轶事”着实令记者感叹：不施劈雳手，怎开菩提门？更何况从1996年的云南会泽到1998年的山西平朔，不到两年的时间，国人已经为假酒案付出了60余条性命。
1998年2月4日
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便接到了当晚飞赴太原采访假酒案的任务。
下午近4点钟时制片人关海鹰在与有关部门例行联系时，得知山西省发生了假酒中毒案。尽管时间紧迫，但制片人还是要求我们当晚出发。好在我们平时做好了随时待命的准备，像摄像邢旭东在办公室里便常备着外出的一应生活用品，所以他连家也不用回了。订上机票后，距20点40分起飞的时间仅有2个多小时了，而我们从有关部门得到的线索只是因甲醇中毒已死亡10多人，此外再没有更多的信息了。面对这仅有的一点已知，该从何处入手，采访的重点又在哪里，怎样有别于以前的假酒案报道……这一串的未知实在是太多了。于是，制片人关海鹰、我和摄像邢旭东3个人对此进行了商讨。阿关提出，中央三令五申严打假酒，可假酒为什么还能出笼？
他建议我们追踪不法分子如何搞到甲醇，又怎样制作、贩卖假酒这条线索去采访。事后证明，在众多记者的采访中，我们率先对此进行了追踪并做了实地采访。虽然片子没有播出，但这一点也使我们略感欣慰。
1998年2月5日
凌晨零点过后，我们在太原市驻地等来了刚刚开完会的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负责人。通过这位负责人的介绍，我们初步了解了案情的基本情况，决定以造成人员伤亡最重的一条制假、贩假渠道作为采访主线：太原市南郊区宇誉溶剂加工部的陈广义从某些厂家（具体名称有关人员不肯透露）购入甲醇近42吨，又将其中的35。2吨卖给文水县的农民王青华；王青华则按1：10的比例加水勾兑成散装白酒，并将其中的20吨毒酒卖给本县的农民王晓东；王晓东则把其中的
17。4吨销给朔州市的个体户杨万才。正是杨万才批发和零售出去的这些酒造成朔州市10多人死亡、近200人中毒的特大惨案。
看来，朔州市和吕梁地区的文水县是必去的地方。这两地，一个在太原以北，一个在太原以南，相距数百公里。我们决定从朔州入手，来个追本溯源。
早晨9点多，从太原市出发。由于刚刚下过雪，沿途又多山路，下午近2点时才到达朔州市。在该市第一个采访的便是杨万才。杨万才曾在当地的一家酒厂工作了30年，退休后又从事卖酒的个体生意，按理说，他应该能分辨出用甲醇和乙醇勾兑的酒的区别。如其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