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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出现金归己所有。这种低买高卖的做法，得到了林业局领导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是“公平交易，愿打愿挨”。而为了达到低价买工资和养老金的目的，一些干部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用大喇叭广播，说是如果职工不肯低价卖给他们，以后这些欠款就不给了；二是弄虚作假，明明是自己用低价买的工资和养老金入股和购买国有资产，却在账上冒用了一些职工的名字，说是这些职工用低价买了另外一些职工的拖欠工资和养老金入股，其实，这些职工根本对此一无所知。
据记者个人初步调查，用低价买拖欠工资和养老金的干部有经理、场长、科长和林业局的副局长，被卖工资和养老金的数额在300万元以上（据职工们反映，养老金为150万元，工资近1000万元，记者无法一一核对），涉及职工几百人，实际上的数字肯定远不止这些。这种以“股份制改造”为名，利用工人们工资和养老金被拖欠的状况，去低价收买工资和养老金，然后再去入股和购买国有资产的做法，对广大生活困难的工人来说是雪上加霜，犹如口渴之时被迫喝下了一大碗盐水。你不同意卖，他就吓唬你说以后不给了，在不发工资和养老金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发？也许是企业真没钱，也许是有钱干别的没钱发工资。反正是一些干部不能缺钱花，他们买工资和养老金的钱，到底是从何而来？至今还是一个迷），工人们要生活，只能被迫含着眼泪把自己的血汗钱低价卖出去。
在采访中，一些工人拿着按了红手印的卖工资单流下了眼泪。工人们的痛苦如此，而对于那些用现金低价去买工资和养老金的干部们来说，心情却完全不同。他们乘人之危，从这些每月连200多元的工资都领不到的工人身上大捞一笔，一转手又去套取国有资产，真是两头占便宜，既坑了工人们和国家，又肥了自己。去年10月，国家考虑到林业的特殊困难，把企业历年拖欠的养老金由财政出钱，一次性兑现。可在铁力林业局除了100多位退休老工人被漏报，没有拿到养老金之外，还有许多退休老工人因为在此之前就把养老金卖给了他人，这次也没有得到这笔养老金。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回京后，伊春市马上派人来京给记者送来一大笔钱，话也说得很明白，就是最好不要播出。大笔的钱当然被拒收，只是我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曲长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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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赶着”也是买卖／戴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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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贵阳车辆厂实施再就业工程的经验介绍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刚好经历了一次采访的夭折。那是大家常说的负面报道，因为当事人过分地权衡利弊，以及当地政府的百般阻挠，我们甚至连当事人的面都没有见到就打道回府了。而在此之前，我甚至设想，如果能采到当事人，哪怕她开口说一句话，我就会如何如何……可能因为想得太完美，所以那种失败感也越来越变得难以承受。
也许是为了让我的情绪有一个缓和的过程，制片人翟老安排了“贵阳车辆厂”这样一个“前途一片光明”（光明指的是相对而言采访顺利、播出安全）的节目给我。据说，这是翟老有幸随李岚清副总理赴贵阳考察时领到的旨意，又因他亲自到彼处一游，所以对此选题十分看好。在分派选题的同时，翟老没忘记安慰一把，大致意思是，这次，我等将免受种种痛苦的折磨，等等。
虽然正面宣传稳稳当当，但因缺乏刺激，因而做起来也往往是没有激情。但不管怎么说，凡是任务都得认真对待，何况，又有这样的好处在贵阳招手！
就这样，我和张予北接受了任务。贵州，穷乡僻壤，好吃好玩的太多噢！黄果树瀑布去过了，花溪也游过了，如果在拍片之余邀请我们去红枫湖一游，倒是可以考虑，上次去旅游因时间不凑巧，没有玩成，这回正好补上。贵州的花江狗肉地球人都知道，这次恐怕也少不了……
一路这样想着，我和张予北来到了贵阳车辆厂。到了贵阳车辆厂我和予北才算是领教到了什么叫“上擀子不是买卖”。人家这几年成了各大小媒体追逐的对象，曰“办公室主任最头疼的就是怎么样躲各路记者”。总之一句话，人家是听说《焦点访谈》要来，实在是拉不下脸来拒绝，所以只好不情不愿地答应了。我们的待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处不便细说。
于是，有了一位不苟言笑的负责对外宣传的同志专门为我们联系采访。好在我们还能面对现实，很快从幻想中及时抽身，并且很快地投入工作。（当然也是为了能够早点离开这个工厂）
这里必须介绍一下贵阳车辆厂。该厂是从沈阳汽车车辆厂分到贵州的一家三线企业，坐落在离贵阳市区20公里以外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山沟里，2000年以前属于铁道部。在计划经济时期，4000名职工就靠着上面下拨的修车任务吃饭，计划亏损近千万元。在80年代中期，贵阳车辆厂的情况可谓相当典型：地理位置偏远，产品结构不合理、技术含量低，劳动生产率低，职工子女就业压力大种种问题都集中在一起，企业已经看不到希望。1986年，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大胆地实行三项制度改革，同时，发展多种经营，挖渠放水，解决下岗分流职工的就业问题。可以说，从1990年开始，这几项工作齐头并进，集中在一起的矛盾在平稳的改革中得到解决，工厂也办得红红火火。在采访中我们接触到不少厂里的工人，干部，他们对比周边的企业，对车辆厂的现状都十分满意。而当时全国的局面是，2001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月均人数为650万人。
贵阳车辆厂的再就业工作就是做得好，这是我在采访过程中的感受。总而言之，按部就班的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唯一不太适应的是，到了以吃辣而闻名的贵州，每天却只能在车辆厂招待所的食堂里完成一日三餐，多少有些遗憾。没办法，上擀子不是买卖嘛！
终于回到北京，终于等到了孙总的签字，也终于有了播出的窗口。节目播出后，车辆厂一直没有反馈的信息，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好在我的失落又被及时发现，并且及时地得到宽慰：人家的心思全用在发展生产上了，所以工作干得好。这样想想心里也平衡了。
播出的第二天，有人告之，再就业如此重要，节目被要求在全国各省台重播，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还真是个好选题。于是，想起一句话，李鹏同志说的：“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平时尽想着舆论监督去了，表扬先进其实也是《访谈》的一部分嘛。既然这样，上擀子给人家做节目就是为了完成第一句话的内容，也值。
都说“上擀子不是买卖”，其实那也未必，关键是看你要做什么样的买卖了。（戴璐）
（注：上擀子，东北方言，为一相情愿，自作多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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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焦点／庄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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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收到一个叫赵玉泓的美眉寄来的她写的一本《天下第一病》。她自称爷爷、爸爸都是医生，妈妈也在卫生部工作，还说她的先生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被折腾得身陷噩梦。
扉页上有一行字，提醒我看第165页。
“这是由中央一台庄永志策划、谭芸编导、长江主持的，对1。2亿澳抗阳性群体进行的独家新闻调查。电视首次关注到可怜的乙肝人，这让他们非常惊讶意外，觉得既亲切又受用，就像一群习惯挨打受骂的孩子突然受到家长的肯定，虽然只有这么一次，也感动激动得呆若木鸡。”她说的是去年9月10号《新闻调查》播出的那期节目《乙肝歧视》。
9月10号，那天，我正好到《焦点访谈》报到90天。
记得刚报到那天，就对着杨继红领导大放厥词：“《焦点访谈》——只有污点，没有焦点；只有名栏目，没有名记者；只有政策思维，没有媒介立场；只重社会责任，鲜见专业理想……”
那么，什么是焦点呢？焦点就是社会问题（TROUBLE），当下的，或隐或显危害着大多数人利益和权力的问题！这是我们时时刻刻要面对的问题（QUESTION），找焦点就是把TROUBLE变成ISSUE。不说探照灯吧，起码是无影灯中的一盏，和其他值得尊敬的媒体一起烛照当下中国的发展中问题。
40多年前，有学者就区分了私人困扰（私人麻烦PRIVATETROUBLES）和公众议题（PUBLICISSUES）；还有人把社会问题分为：
A、个人适应的失败（精神病、心理病、自杀、性犯罪、药物沉溺）；B、社会结构的缺陷（边缘人、种族、男女平等、娼妓）；C、个人的制度适应失败（青少年犯罪、成人犯罪、转型期的家庭、青少年危机、正式教育）；D、政治与经济问题（劳工的生活与工作、世界人口）
E、社会政策中的制度落后问题（自然资源的保护、工业社会的老人、战争与和平、健康与长寿、社会福利、计划和政策的制定）。
更早，80年前，有学者把社会问题这样罗列：
A、自然环境问题（资源利用和保护、公共卫生）；B、人口问题（人口数量、移民、农村人口减少、都市拥挤、种族、健康）；C、社会组织问题（贫穷、犯罪、儿童教养、失业、娱乐、教育）；D、社会理想问题（劳资关系、社会改革）。
一位在电视频频亮相的知识分子把现实中国的社会问题概括为十大问题：失业问题、贫困问题、犯罪问题、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流动人口问题、教育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劳动关系问题、妇女问题。
作为收视率如此之高的《焦点访谈》、作为每期节目播出前要将主要内容报告国务院办公厅的《焦点访谈》，我们每天应该让从民工到总理的观众看到什么样的焦点？
我常常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寻找焦点：
每天，有数以千百计的观众来信、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