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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我用的是一台新式的便携式电脑，体积很小，几乎可以塞在口袋里。真是了不起的技术。打印机还有待改进，希望你能看得清楚。
你即将获释，去巴尔的摩的过渡教习所，真是好消息。我想在那做些生意，我肯定可以帮你找到一份工作。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你要挺住。你比以前更坚强了，而且已经做好了全身心重新投入生活的准备。不要泄气。
我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你。等你到了巴尔的摩，我会很乐意花些时间来陪你，带你到处逛逛，好吗？
我保证今后会及时给你回信。急切地盼望着收到你的回音。
爱你的艾尔他们决定让艾尔是在匆忙中写的信，所以忘了签名。他们在信上打上了各种记号，一改再改，仔细斟酌，认真程度甚至超过了拟订一份条约。定稿用一张新奥尔良的索尼斯塔皇家饭店的信笺打印出来，装进一个厚厚的淡褐色信封中。信封沿底部暗中布着光学线路，右下角有一处看上去好像是破了，在运送途中打了结的地方，装了一台针头大小的微型发射机。发射机启动后可以将信号发送至一百码的地方，时间长达三天。
既然艾尔是在去坦帕的旅行途中，信封上就盖了坦帕的邮戳，时间是写信的当天。这一切都是由二楼证件处的一组怪人在不到半个小时里完成的。
下午四点，一辆绿色的面包车停在艾伦·莱克住宅门前的路边。莱克的家在乔治敦的一个漂亮的住宅区，位于绿树成阴的第三十四大街上。住宅的大门上贴着一张本区管道工程公司的广告。四名管道修理工下了车，开始从车上卸下工具和设备。
只有一位邻居注意到这些人的到来。几分钟后，她就兴味索然地回到了电视机前。莱克在加利福尼亚，身边有特工处的特工人员跟着，但他的住宅还没有受到二十四小时的监视，至少特工处还没有这么干。不过，这种监视很快就会有了。
他们的计策是来疏通住宅前小草坪下的下水道，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进屋，即使有特工处的特工人员顺便来访，也不会惊扰他们。
但是有两名管道工的确用自备的钥匙开门进了屋子。另一辆面包车停在屋前，检查进展情况，从第二辆面包车上下来的两名管道工也进了屋子。至此，一个像样的四人搜查小组形成了。
屋子里，四名特工人员开始进行枯燥乏味的搜查。他们仔细地搜寻每一个房间，明处暗处都不放过。
第二辆面包车开走了，又一辆车从另一个方向驶来。像许多维修车那样，它停在了人行道上。车上又下来四名管道修理工，加入到疏通管道的队伍中，其中两人最后也潜进了屋子。天黑后，前院下水道上方安装了一盏聚光灯，灯光照进了屋子，里边的灯光就不为人注意了。最后来的四个人留在了外边。为了不让自己冻着，他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说说笑笑。左邻右舍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
六个小时后，管道倒是畅通无阻了，可是屋子里却毫无进展。
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也没有一个在劳教所服刑的名叫里基的人寄来的信件，更没有找到什么照片。管道工们灭了灯，收拾好工具，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早晨八点三十分，尼普顿海滩邮局刚一开门，一名叫巴尔的特工就匆匆走了进去，好像是有什么急事在身。巴尔是一名开锁专家。昨天下午在兰利他花了五个小时研究邮局用的各种信箱。他有四把万能钥匙，他确信其中有一把可以打开44683信箱的门。如果打不开的话，他就不得不再锉一把钥匙，这需要六十秒钟左右，而且还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三把钥匙打开了信箱，他把那只褐色的信封放进信箱。收信人是里基，没有姓。邮戳是坦帕市，时间是前天，由北阿拉丁转交。他还取走一份广告宣传品，锁上信箱门。他把宣传品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
巴尔和另外两名特工人员坐在停车场上的一辆面包车里，一边吸着咖啡一边给每一位进邮局的顾客录像，耐心地等待着，他们距离那信箱有七十码远，手中的接收器从信封中接收到的信号发出微弱的嘟嘟声。来来往往的人流中夹杂着中央情报局的便衣——穿着棕色短上衣的黑人女子、蓄胡须穿茄克的白种男子、身穿慢跑健身衫的白种女人、穿着牛仔服的黑人男子。他们都在监视着那只信箱，但是谁写的这封信，信要寄到哪儿去，他们却一无所知。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发现租这只信箱的是谁。
午饭后，他们发现了他。
特雷弗在彼得烤菜馆吃午饭，但他只喝了两杯冰镇啤酒，下酒菜是一碗共享的盐水花生。一边吃喝一边在卡尔加里举行的狗拉雪橇比赛中输了五十块钱。回到办公室，他午睡了一小时。他那如雷的鼾声使得长期跟着他遭罪的秘书不得不关上他的门。实际上，她是用力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的，但那响声仍然没能吵醒他。
他徒步走向邮局，满脑子想着各种各样的帆船。这回他选择步行，因为他没有更好的事可干，而且他的脑袋也需要清醒清醒。
发现北阿拉丁信箱中整齐地斜躺着四封会给他带来财富的信件，他非常开心。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放进身上穿的那件破旧的泡泡纱茄克衫的口袋中，正了正领结，轻松地向前走去。他相信很快又要有钱进账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读那些信。让他们三个难兄难弟去干那些肮脏的勾当。他可以让自己保持清白，只要来回送送信件，就可以拿到三分之一的钱。况且，如果斯派塞发觉他传递的邮件动过了，他会宰了他的。
七名特工人员注视着他一路溜达着回了办公室。
德维尔进来时，泰迪正在轮椅里打吨。约克已经回家了。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点。约克有老婆，泰迪没有。
德维尔正在汇报情况，不时翻看着手里几页潦草的笔记：“信于下午一点五十分被一个名叫特雷弗·卡森的当地律师从信箱中取走。我们跟踪他到了他在尼普顿海滩的律师事务所。他在那儿呆了八分钟。那是一家很小的事务所，只有一名律师和一名秘书，客户不多。卡森在海滩边的众多律师事务所中只是个二流律师，做些离婚和房地产方面的案子，都是些小生意。他四十八岁，至少离过两次婚，宾夕法尼亚人，在弗曼上的大学，后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学习法律，十一年前因合并客户资金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又重新拿回。”
“好，好。”泰迪说。
“三点三十分，他离开了事务所，驾车一小时到达佛罗里达特朗博尔的联邦监狱。他随身带着那些信件。我们跟着他，但他进了监狱后信号就消失了。此后，我们收集了一些关于特朗博尔的信息。这是一所几乎不设防的监狱，通常被称为营地。没有墙，也没有栅栏。里面有千把犯人，危险性都很低。根据我们在华盛顿监狱管理局内部的情报来源，卡森总是去监狱。其他律师、其他人都没有他去得那么频繁。一个月前是每周一次，现在每周至少三次，有时四次。每次都是正经的律师客户会晤。”
“他的客户是谁？”
“不是里基。他是三位法官的律师。”
“三位法官？”
“对。”
“三位正在服刑的法官？”
“没错。他们自称为三兄弟：”
泰迪闭上眼睛，双手揉着太阳穴。德维尔稍做停顿，让泰迪思考一下，然后接着汇报：“卡森在监狱呆了四十五分钟。他从监狱出来时，我们还是无法收到信封里发出的信号。这时候，我们的车就停在他的车旁边。他就在距我们的接收机五英尺之内的地方行走，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信不在他身上。我们跟着他回到杰克逊维尔，回到海滩。他把车停在一家名叫彼得烤菜馆的饭店附近，在那里边呆了三个小时。我们搜查了他的车，找到了他的公文包，里面有八封寄给全国各地不同男子的信。所有的信都是从监狱往外寄的，没有一封是往里寄的。很明显，卡森为他的客户来回传递信件。直到三十分钟前，他仍然在酒吧里，喝得醉酿酿的，一边还在赌大学篮球比赛。”
“一个输家。”
“很大程度上是。”
这位输家看完西海岸一场球赛的第二次加时赛后，摇摇晃晃地走出彼得烤菜馆。斯派塞选了四个赢球队中的三个。特雷弗忠实地依样画葫芦，当天晚上赢了一千多元。
尽管他喝醉了，他还是清楚不能酒后驾车。他在三年前的酒后驾车仍然是痛苦的记忆。另外，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该死的警察。
海龟大酒店附近的那些饭店和酒吧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和不安分的人，所以有那么多警察。
步行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他成功地走到了南边只有一箭之遥的事务所。他穿过宁静的避暑出租小屋和退休别墅楼，一切都隐没在浓浓的夜色中。他的公文包里装着从特朗博尔带出来的信。
他奋力往前走，寻找着自己的房子。他毫无理由地穿过马路，走了半个街区后又穿了回来。路上没车。当他转回来的时候，他距一位躲在一辆汽车后面的特工人员只有二十码。特工们静静地注视着他，突然担心这个醉鬼会撞到他们其中一个人的身上。
后来他放弃了回家的想法，又找回事务所。在前门的台阶上，他把钥匙弄得哗啦作响，他扔下公文包后就把它给忘了。进门不到一分钟他就懒散地坐在他桌前的那张转椅里，马上就呼呼地睡着了，大门还半敞着。
后门整夜没锁。巴尔和他的同伴们执行兰利的命令，进入事务所，给所有地方都装上了窃听器。房子里没有报警系统，窗没有锁，也没有任何值得偷的东西。在电话和墙里安装窃听器根本就不费力气，因为显然不会有人从外面注意律师兼法律顾问特雷弗·卡森的办公室。
主人的公文包被翻了个底朝天，遵照兰利的指示，里面的东西都被登记在册。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