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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将卡萨诺瓦的纯粹享乐主义趋向归结于其缺乏任何规范与道德束缚，讲得再彻底一些，这是一个毫无灵魂的家伙。在他神经丰富而发达的大脑中，没有任何神圣的精神之地。卡萨诺瓦就像一片漂浮于世俗海洋的叶子，随着波浪时上时下，却永远可以准确地把握住漂浮的快乐。
轻逸的力量，在阅读了卡尔维诺的《未来文学千年备忘录》之后，我终于理解了卡萨诺瓦的迷人所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轻逸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最有效的途径，因为只有一个小说家具有轻逸的能力，他才可能把任何日常世俗之物视作不可企及的探索。那么对于卡尔维诺来讲，不管是在歌剧院中的趾高气扬，牌局上的惊人狂热，还有不论是宫廷贵妇还是街头卖花女郎一视同仁式的投入，都变成了一种生命快乐的极致追求。在卡萨诺瓦眼中，快乐是没有高雅与粗俗之分的，女人是没有漂亮与丑陋区别的，而生命本身是没有逆境与顺利的不同的，他可以在一切情境中忘情地攫取到欢乐。
在此，我顺便谈及“浪荡”一词的最初含义。在西班牙语中，浪荡子（1ibertino）最初的意思为“一个自由人的儿子”；而在法语里，17世纪时，这个词的意义与“慷慨的（1iberal）”和“大方的（1iberality）”相近，即慷慨和利他主义。卡萨诺瓦无疑体现了这种浪荡精神。茨威格说，卡萨诺瓦与唐璜的区别在于，前者永远将女人的快乐视作自己最大的快乐。不管对方美丑与否，卡萨诺瓦都毫无怨言地投入，让其获得快乐。而为了获得这种暂时的快乐，卡萨诺瓦可以藐视一切可能的风险。其回忆录中记述了太多这样的故事，他常常为了一声没有露面的女人的哀怨叹息，就放弃了去往伦敦的船票，然后毫不犹豫地进入一场冒险之中。而据茨威格推测，所有进入卡萨诺瓦世界的女人，都极度感激这位情人，因为他慷慨地付出了其获取欢乐的能力。
卡萨诺瓦——浪荡的精髓（2）
我们已经让自己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沉重与自私之中，每次我在三里屯陷入冥想时都有这种不祥之感。我们的头脑中已有了太多的人为划分的区域，哪里是不可触及的，哪里是应该回避的—…·而这种划分的前提是，我们将生命本身功能化了。我们作茧自缚地设计了生命之路，预先规定了快乐的含义，成功的指标，还有生命的目标。在这样的束缚之下，我们会自觉地提醒自己，冒着危险接受诱惑是不值得的，只应该与身高1。70厘米的姑娘睡觉，偶尔放纵可以，但绝不能影响正常生活。而今天，浪荡这个词早已失去了最初的意义。在充满规范与束缚的今天，浪荡者转换成对于数量的追逐，而非对于生命无限可能性的探索，更失去了慷慨大方的美誉，变成了一种纯粹自私自利的行径。
最后，我把目光投向了网络世界。网络世界无疑具有卡尔维诺所追求的轻逸。一方面在这个空间中，万物是由简单而没有重量的0与1组成的，它们随时可以被打破与重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充分隐匿其间，无须任何责任与信誉。借此，我们的确获得了某种轻逸的力量，无法否认，在黑暗而神秘的网络空间中，游荡着一群卡萨诺瓦。他们变换着不同的名字，与不同的异性与同性进行着交流。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了这群伪卡萨诺瓦们的虚弱之处。他们缺乏基本的勇气与真正的自由。他们躲在屏幕背后，他们惟一的关注点仅仅是形式单一的网络调情。而真正的卡萨诺瓦是四处出击的，是激情投入的，是可以通过串富变化的手段来获得欢乐的。卡尔维诺在《未来文学千年备忘录》中还强调了一点，轻逸分两种，一种是像树叶一样的轻逸，而另一种则像飞翔的鸟。他所说的轻逸倾向于后一种。有了卡尔维诺的区分，我开始怀疑斯蒂芬·茨威格并没有理解卡萨诺瓦的真正伟大之处，卡萨诺瓦并非是没有灵魂的轻逸，他的一切行为都直指欢乐。他像一只鸟一样腾挪转闪，忽高忽低，但他在哪里都可以寻到更多的快乐，他的灵魂即是欢乐。而网络世界的卡萨诺瓦们则更倾向于一片叶子，他们没有核心，只是漫无目的地飘。
在粗浅地了解了卡萨诺瓦的生平之后，我最大的渴求是有人将其《我的生命史》译成中文。每当我在书店中，发现了标榜自由与放荡的网络文学时，我就无法抑制地想去嘲笑他们的无知。一点点网络上的猎奇就值得炫耀吗，不管你们是来自榕树下还是槐树下。一位卡萨诺瓦已经让这一切黯然失色了。
我在麦田守望
这部小说我已经听说很久了，据说是暴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中青少年的虚无、彷徨，精神上无比的苦闷的状态，对于我们这样的成长在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中的青少年是陌生遥远的。结果直到最近译林出版社新版出来之后，我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这部全篇幅散发着浓郁的青春气息的读本。对于这部小说我几乎是从第一页开始就不可救药的爱上了它。我抱着这本薄薄的书从国林风书店读到我宿舍的床上，我的思维一直和那个满嘴脏话，喜欢倒戴着鸭舌帽，大冬天穿风衣的霍尔顿到处乱转。我陪他一起骂人，一起出入夜总会，一起想那些庸俗却漂亮的姑娘……
在十几万字里遨游，在纽约市区里闲逛是件极其有趣味的事情，尤其是伴随着霍尔顿这样一个实话实说的家伙。我的感情完全沉浸在阅读的快感里，我让自己的性情放纵且放肆。
我知道霍尔顿是美国50年代的一个小伙子，现在即使在的话也该做我的爷爷了，而且美国离我那么的遥远，我们之间本来是该有隔阂的。可是，我却老感到一阵阵强烈的共鸣，我觉得这家伙说的做的，都跟我想得没什么两样。反正我喜欢跟别人不一样，我不高兴的时候也喜欢说脏话，尽管是中文。我也如饥似渴地盼望姑娘，我也老觉得生活特没劲，还有我老是感到我周围的人特虚伪，我心里也渴望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比如理想，比如爱情，可是现实让我看不到这些好东西，我成天包围在恶心混乱其中。我实在太敏感了，我感觉得到别人感觉不到的肮脏。我也常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但是我不想去守着麦田，因为我是在城市长大的，我不熟悉农活，但我也希望“肩住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宽阔的地方”。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可怜的怪家伙，浑身是由矛盾冲突构成的，我的矛盾总是在不断的激化，我的心态总是不明不白地陷入苦闷之中，我老是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经常对自己的理想，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曾经无限崇敬的信仰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一种信仰危机。
我的国家民族社会对我说“孩子你要这样”，我的父母老师同学对我说“你是该这样”，他们总是热情的给我指引着道路，他们总想安排一条他们以为好的道路让我顺着走下去，整天喋喋不休地对我说，“听我的，准没错，你看前面就是你需要的一切”。然后，我一下子就迷惑了，我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我一定需要的那些东西。我老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上了弦的机械玩具，顺着自己不想走的方向一个劲地傻走。一旦我产生质疑，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么走，或者我想停下来思考一下的时候，他们就催我，就劝我快走。我想反抗的时候，他们就说我是个坏孩子，把我当反面典型教育那些即将上路的小孩子。
我就觉得这一切实在是无聊，可我又不知道我该怎样去表达我意思，我该怎样向他们解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愿听我说话，他们总是觉得我是个脑子坏了的孩子。然后，我就特郁闷，我只好通过别的方式来发泄我的不满，我开始用脏话来抒发我的情感，我找那些漂亮的女孩子，我和她们约会，尽管我鄙视她们。我出入那些喧嚣的场所，我老想满足了我自己也给你一个刺激。可是尽管这样，我老是无法让自己真正痛快起来，我的心里老有些东西放不下，那些是我这么些年来心里所存的最美好的希望，可是他们总是实现不了……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可我除了苦闷再也找不出别的方式，我终归还得走他们给我设计好的道路，我还是得变成一个好孩子，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希望，而且我实在没有力量按着自己的方式生活，我太单薄了。
我最终还是屈服了，等我将来做了爸爸，我还得让我儿子屈服，到那时候我怀疑会像今天我爸爸那样不遗余力，我肯定，我不希望我儿子做个麦田的守望者，我要他上名牌学校，我要他读法律系，我要他从政或经商，那样才能挣大钱……
生命不息，作秀不止
未来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
——安迪·沃霍
1962年8月4日，玛丽莲·梦露自杀于家中。一位叫安迪·沃霍的青年艺术家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在此之前，他刚刚举办了由一张张Campell汤罐构成的奇怪画展。此时的他，正在探索一种奇怪的绘画方式，利用绢印来复制肖像。他已经复制了猫王与伊莉莎白·泰勒等明星，而梦露那张更富个性的脸将为他带来不朽的生命。
一位纽约作家这样评论道：“沃霍尔创作的梦露系列绢印肖像画犹如流水线出产的福特汽车一样，每一辆车都与别的车相同但颜色不同……批量生产和独一无二会有何区别呢？例如电脑，抽象的程序是惟一的，但输出的结果却可以无穷地复制。也许就是由于这些因素才使保罗·比安奇尼坚持人为波普艺术代表了美国第一次真正突破欧洲传统。从而推测它是对抽象表现主义不可逆转的反叛……”
这段评论终于将安迪·沃霍尔推到了他渴望的明星地位。长期以来，这个内心脆弱、虚荣心膨胀的艺术青年一直在等待这样的评价，在等待成为杜鲁门·卡波特（美国60年代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