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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疲倦，比夜梦之后还累。
他肯为她死。草地让他激动。
赵雅秋在营业厅尽头走来走去，嘴一张一合，像无声影片。
斜对面那排座位上有个中年人打碎了一只咖啡杯子，杯子掉在地上却无声无息，碎玻璃像慢镜头中的场面那样慢慢地溅起来又慢慢地落下去。前边高大的椅背遮住了一位姑娘的背影，但从椅背一侧往过道的方向斜着伸出了一条洁白光滑的大腿。裙子撩得太高，这条腿十分完整，颀长优美，腿肚圆润饱满。这是人的腿，是女人的腿。
李慧泉想咬点儿什么东西。像狼叼猎物那样，一口咬出血来。那条腿的主人站起身，转过脸来，向外走，原来是个面带皱纹的四十岁以上的女人，一个老来俏。李慧泉心中奇特的欲望却一点儿也没有减退。
歌声中那片唇上的阴影像云一样飘过来。他歪了歪脑袋，看见那人正在用手帕擦裤腿上蹭的油，那人的络照胡子像一团铁丝。
崔永利擦着裤腿。
“你走不走？”“你先走吧……”李慧泉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他知道自己喝多了。但他抓着空酒杯，仍旧希望里边再装点儿什么能喝的东西。
凉水也行。
第九章
李慧泉到昌平县霞光服装厂采购了二百件单面绒彩格衬衣。这种衬衣很时髦，价格也便宜。他把衣服存放在服装厂招待所，乘公共汽车去了八达岭。
长这么大，没去过八达岭。父母可能也没去过。他们有更要紧的事情做。等无事可做的时候，他们能去也去不成了。死亡迅速地夺走了他们。
八达岭人山人海。长城骑在山脊上，没有尽头，城墙两边的山坡上有许多树。站在最高的西塔楼往北瞧，官厅水库像一个小湖，蓝得炫眼。公路上汽车和行人缓慢蠕动，像虫子和蚂蚁。
李慧泉在山坡的草丛中躺了两个多小时。城墙上不时有人探出头来看他。不远处有野餐的人，三五成群，树林子里笑声不断。空气里有食品的味道。地上、树枝上到处是面包纸、饮料杯、罐头盒，甚至还有整根的香肠和硕大的面包。人们什么都扔。
他躺在那儿想的当然不是彩格衬衣。那玩艺儿用不着去想。百分之二十的赚头是跑不了的。生活在这里很简单。他该得到的东西是早就预定好了的。卖完衬衣一算帐，甚至不用算帐，他就会知道生活给了他多少。
他不在乎那几个臭钱。
他想的是一些乱七八糟，互不连贯的事情。回忆、梦境、现实的思考等等片断，像从车上卸下来的白薯一样四处乱滚。他在劳教大队时，曾经一口气卸了七卡车白薯。他的木锨像铡草机的刀片一样快速运动，白薯殖磕碰碰哗哗啦啦，像一堆又一堆石头。
薛教导员曾经在全队点名批评他。白薯碰破了皮在冬天不便储藏，他故意糟踏它们。那时候，他什么都恨。
他现在恨什么？恨谁？恨那个趴在城墙上探头探脑朝他打量的外国人吗？他冲那人咧咧嘴。人家举起了照相机。
他躺在小松林中的草地上，旁边是蜿蜒上下的万里长城。他想的仍旧是那个老问题：生活为什么没有意思？生活到底有没有意思？难道只有他像没头苍蝇一样为此而苦恼吗？
他看到的人都很高兴。城墙上闹喳喳的，像落了一大群鸟。
他已经长大成人，用打架寻找乐趣的岁月永远不会有了。他学会了思考。不！他是在被迫思考。
一大群流氓在他脑子里拳打脚踢，他还不了手。他累得要命。
事情的起因似乎跟死的问题有关。
上初一那年夏天，一个落雨的黄昏。不能出去玩儿，他就早早地上了床。他睡在里屋。母亲在外屋咳嗽，窗外是沙沙的雨声。
他睡不着，想到了早就死去的父亲。父亲坐在医院的病床上，谁也不搭理，好像生闷气似的。这个父亲死了。除了母亲，父亲的样子不会给任外人留下印象了。他想到母亲，想到老师，想到罗小芬和别的同学，最后想到自己。使这些分散的念头联系起来的，是死亡。如果人人都将死去，那么自己早晚也会死的。他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考虑这个问题，立即摆脱不掉了。他长时间地陷入恐惧之中。雨声和母亲的咳嗽都成了死亡的信号。它们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传来的。在那个世界里父亲还在吗？他还能说话、能认出他的儿子吗？人为什么要生病呢？如果不生病人就死不了了吧？如果早晚都得死，生病不生病还有什么关系呢？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数不清的愚蠢问题折磨他足有一年。那一年，他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忧郁的小老头。班里开始有人欺负他。用粉笔在他背后画小动物；把痰吐在纸条上往他衣服上贴；十几个男生齐声叫他“老广”；上课时偷偷从后面用弹弓夹了纸团崩他。他学习成绩由好转坏使许多男同学幸灾乐祸，开心透了。他自己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晚上在灯下做作业，脑子跟上课一样老是走神。如果迟早得变成一股灰一团烟，干这些多情有什么意义呢！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奇怪为什么别人不像他这么想。他在放学路上问过罗小芬，他实在太想找个人谈谈了。
“你说活着好还是死了好？”
“……你怎么啦！”
“你怕死么？”
“我？……没想过。我们还小呢！干嘛死呀？有好多好多事我们没见过，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没吃过……”
“好吃的？”
他感到十分茫然。初二上学期，他东奔西撞的怪念头找到了突破口。体育课的内容是打排球，十几个人围着一个人托球，大家轮流站到中间去。该他了，开始时有人故意把球托歪，后来有人干脆扣他，球砸在他身上弹得老远。他把球抢回来，一切从头开始。人们故意不把球传给他，等他不知所措时又突然把球击向他的脸部。策划这一切的是全班最高最壮的人。姓吴。他过去一直有些怕这个人。
“他敢把我打死么？”
他问自己。他抢球时顺便捡回来半块砖头，放在脚旁边。他想预先暗示他们一下。
笑声突然减弱了。操场上的同学都把目光移到这个圈子。姓吴的脸有些红。
“我看他敢不敢打死我！”
他心里默念着。当姓吴的把排球再次击中他的膝盖，男女同学并无恶意地快活嘻笑起来的一刹那，他抄起砖头，像上房的野猫一样踪了上去。
姓吴的头上缝了三针。他挨了学校的警告处分。布告贴在六十八中校门口的宣传橱窗里。这反而使他一下子解脱了。他从死亡的恐惧中莫名其妙地冲了出来。
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截住欺负过他的同学，一手抓住人家的衣领子，一手拿着半块砖头。他死不怕，还怕什么？
“服不服？”
“服！”
“叫我爷爷！”
“……爷……”
他不嘲弄别人。他松一口气，把被他唬住的人丢开。后来，这些人都抢着巴结他。那时候他只有一米五四，比大部分同学都矮。可是他们都怕他。
以后，他养成了使擀面杖的习惯，身高也长到了一米七四。
不算高，可也不算矮。他赢得了不怕死的好名声。他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的生命。打架时他几乎从来不躲，他动起手来没头没脑没轻没重。他没有打死人，自己没有被人打死，纯粹是一种巧合。
打架前的紧张和打架后的自我陶醉，使他忘却了死亡的威胁。那时候他十五岁。
除了出生不久时的惨境，十年前那个胡思乱想的雨夜是他倒霉的真正开端。现在，置身在八达岭绿草如茵的山坡上，他再次确认了这一点。
山上下来一群大学生，从他旁边的一条小路上走过。他躺着没动，草软得像毯子一样。大学生有男有女，每人走过时都看他一下。其中一个女孩子，像看见一位准备喝或已经喝了敌敌畏的自杀者一佯，她就差尖叫一声了。
他坐了起来。东山的城墙上飘着几面旗子和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斑点。是旅游帽。红旗在往山下移动。
强劳时宿舍里有个机床厂的车工，谈改造体会的时候，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受了‘四入帮’的毒害”，“万恶的‘四人帮’毒害了我”。他罪名是猥亵少女。他到师傅家串门，看上了人家十一岁的女儿，这个瘦猴还爱告密。宿舍里谁说下流话了，谁手淫了，他看见什么告什么。他还口口声声说：“我受了‘四人帮’的毒害。”“‘四人帮’让你摸人家闺女了？”
宿舍里的人都拿这位瘦瘦的车工开玩笑。人活到这份上，真不如一头撞死。
他谈改造体会时总找不到话说。他想谈谈多年前的那个雨夜，但他怕人笑话。他自己毒害了自己，这个道理似乎没法说通。
人真是奇怪的东西。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从城墙上走下来，气喘吁吁，傻乎乎地笑着。一个穿粉色连衣裙的四、五岁的小姑娘，把鲜黄鲜黄的粪便拉在台阶上，她母亲在一边扇着扇子等她。有个外国小伙子顺着公路的陡坡追赶同伴，突然踉跄起来，他挣扎了十几米，还是侧着身子跌在地上了，至少有上百名中外务等人士对着这个场面微笑。离长城出口处不远，一个农村姑娘在卖袜子，哪儿都能买到的那种彩格鲜艳的尼龙袜子，要命的是居然有好几个人围着她。一个中年男子把刚买的冰棍掉在地上了，冰棍硬得断成两截，可是没碎，男人愣了一会儿，弯腰把一块抓进嘴里，另一块用两个指头捏住。
不错。人就是奇怪的东西。
李慧泉在城门洞上边看了一会儿人群，就到南边的饭馆吃饭去了。心情稍稍轻松了一些。当天晚上，他在昌平住下。夜里他腿腿胧胧地想起了赵雅秋，睡得不稳。服装厂招待所的被子有一股臭脚丫子味儿。他想、将来结婚时一定要出外旅行，比八达岭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