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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
道德是什么呢？据王提注：“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这个解释很明白透彻，值得吾人采用。不过据在下的意思，“物”字不妨直截了当的改作“入’字，得就是得利，得好处。人有利可得始去由之，没有好处又哪个高兴去由他妈的呢？只是人与人之间，处境各有不同，利益方面就难能一致；不惟不能一致，有时且发生冲突。你由了这个也许有利可得，我由了你所由的便没有什么好处，他由了我们所同由的甚至反要因此而吃亏了也，在这种场合之下，试问还哪里能够定得出一个大家都愿共同遵循的标准来呢？假如我们人类是平等的话，这个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利于你者在事实上也是有利于我，即使程度上稍有差别，犹如目前市尺之于足尺，但毕竟出人有限，无伤大雅；假如我们人类是自由的话，利于作者你去由之，利于我着我去由之，大家所由虽不相同，所得也不一致，但其同为“道德之上”则一，问题也就无形解决了。可惜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却是既不平等又难自由的，于是强者便利用其优势来逼迫或诱骗大家一齐由我之得，弱者便被迫或被诱而真个齐去由起他人之得来，那便是以权力为基础的道德观念了。
权力的集中是人类智慧的失败，从此一个将军可以指挥百万士兵，一个皇帝可以统治亿兆臣民。我们用不着惊奇这将军或皇帝到底有着什么神咒魔术，拆穿西洋镜理由颇为简单，他们也无非是利用群众的盲从心理罢了。在傍晚的乡村道上，我们不是常看得见一个十二三岁的牧童驱使着大群牛羊，一个七八十岁的老担驱使着大群鸡鸭这类事吗？牛羊鸡鸭都是不知思索，看见几只向前跑了，便会整群的跟着上去，因此牧童辈赶起来毫不费力，既不必说出此去目的地何在，更不必解释去此目的地的理由为何。而在牛羊鸡鸭溶前进者的自身方面，也只要认得鞭子竹竿的指动方向够了，大家糊里糊涂的前进，前进就是，初不必定要想象此去的权利义务如何，有何光荣伟大使命，是否有关神圣的责任等等。这是禽兽的其愚不可及处，先贤孟子唯恐人之不如，切嘱牧民者也要采用此类办法，对付人民，即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也。但不幸人们毕竟还晓得利用脑子，求知之心甚切，久之连牧者也觉得不使知是不可能的了，乃将先贤的话稍为变通一些，改成“民可使知其然，不可使知其所以然”。然而求知这桩事情也与吸鸦片烟差不多情形，其痛愈来愈大，知其然不足，后来且有立逼牧者非道出所以然不可之势。于是牧者也感到大众力量的可怕，不得不在群中拣出几个狡黠者来，许以若干好处，大家议定一篇洋洋万言的假理由书，公推声音宏亮者当众宣读。这样一来，有几个自以为听觉最聪的不待辞毕使拔脚前进了，整群的人也大都不甘落后。在进行曲唱得怪响的时候，若有谁敢稍停思索一下，大家便会对之讪笑攻击不已，务使人人皆来盲从自己之盲从才休。所以我说人类的盲从本领和牛羊鸡鸭比起来，其实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强迫他人同来盲从的本领且大过之，所不同者无非是人类懂得管自己遮羞，在种种盲从行为上面都加以忠君，爱国，救世，利群等等道德的美名而已。
我们且别看轻这盲从行为，一切历史的美谈都是它一手造成的呢！我们得相信那些最受人颂扬的所谓君子——理想中的道德之士…一便是当时最勇于有从的家伙。因为他们所由的都是他人之得，不曾享道德好处反吃了道德的亏，所以在他们作了牺牲之后，占过他们便宜的便赶紧把他们赞不绝口，还管他们想象出许多吃亏后的精神快乐来，意思当然在鼓励继起的人。比方说，君子固穷，然而穷却不能滥吧，则在一本食一瓢饮也买不起的时候，嗟来之食又不肯吃，岂不是便该活活饿死了吗？至于窃盗两字，在君子脑中根本不许有个影儿，因此面团团的富翁见了他们饿死之后，使乐于会施几具棺木，意在鼓励后起之秀，假如社会上个个穷人都肯如此，他们不是很可以少雇几个门警保镖了吗？道德的效用就等于米仓煤栈上的弹簧锁子，锁住了少数富人的财富，销出了多数穷人的性命。这种道德的血腥气味很重，讲易而守不易，故有德之士都可被人引为美谈。
在这些吃人的道德也都算为美名以后，社会上一般有为名媛者便纷纷讲起它守起它来，不唯守之，而且还守得有过无不及。层生等女朋友等不来，直到潮水冲上来时还不走避，据说那是守信；宋伯姬资为国君夫人，宁愿葬身火窟，不愿终人家讲声失礼；这种种真是勇敢得太可惨了。还有忠君志到“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孝亲孝到“父要子死，子不死不孝”地步，这忠孝的道德也就显得狰狞可怖。譬如像纣王般要看人心，比平立刻把它挖出来恭呈彻览，献公发怒，车生便马上自缢而死，这不推可惨且亦可叹的了。至于素来追惯道德之欢的妇女们更不必说，她们都是从小到老讲三从讲坏了脑筋，男人说出来的话从来不敢稍存怀疑之心。比方说从一面终乃妇人大义，于是她们便觉得要是从了二个便真个天也不容的了，丈夫一死，生怕长此活下去保不住会有机会失节，赶紧自动或被动上吊投井了事。像关盼盼这么一个歌伎，独居燕子楼中也算够凄凉的了，而诗人白居易还以为不足，狠心地拿“一朝身死不相随”相责。于是关盼盼就在燕子楼上交出性命，这样一来，白诗人的教唆自杀总算成功，社会上的一般有德之士便大家放心满意了，诸如此类的道德可真不在少数哪！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素不爱听深奥玄妙的理论，也没什么神圣高尚的感觉。我不知道尾生伯姬的守信守礼，如此守法，守出性命时究竟有何精神快乐，也不知道比干申生的尽忠尽孝，如此尽法，尽到临死时究竟有何心灵安慰，我只觉得讲道德，守道德，总也得弄出些于人有好处的效果来才是。——即使不能人人都有好处，也要使得大多数人能够得到相当好处。这样才能符合“道德”两字的本来意义，即使大家都能够“由之乃得”。
我相信人类也与其他动物一样，乃是有着求生进死，求乐讲普的天然欲望的。这正如功利派请人所说，幸福乃吾人之唯一要求，而道德无非是致幸福的工具而已。假如此道德致得后反要使我们失去生命或幸福，则此道德必非真正道德，理合从速舍夫为上。若有人发起劝德会，提倡不合用的道德，其罪过不在男盗女娼之下。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道德应使人守了有好处，这是不错的了；但好处也有几等几样，在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个居首才合理呢？比方如比干申生伯姬尾生之流，他们虽丧失生命，而获得忠孝信利等千秋美名，不也可以说就是利吗？”
于是，订者为利何者不利，何着为真利何者为假利又要成为见仁见智之争了。我非立德委员，也非利害评定会主席，无需把道德与非道德作成文宪法逐条规定。但我认为这个原则该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吧，那就是“最大之利，莫过于有利人类的生存；其次则为有利于人类的更好生存。”假如有人以死为利，则他所说的乃鬼的真理，非吾人所欲获得。但我们也可为利而死，假如此利不得则吾人将即不能继续生存的话。凡此类利益吾人决不惜冒死以求，希望能够达到死里求生之目的。
假如这种种忠，孝，信，礼等行为，确实有利人类生存，则我们自当认为合理的道德，讲之守之唯恐不及。假如另有其他种种行为虽也戴着忠，孝，信，礼等美名，而实行起来反而有损大多数人的幸福甚至生命，则我们不能因贪图此种虚名而牺牲一己或他人的实益。我们所求的是道德之实，不是道德之名。而且，在我们发现其名不符实的时候，还要无情地撕下它所戴的道德面具。
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我们都要分别得清清楚楚，这是对于我们人类生存最有利益的基本工作，也是最最合理的道德义务。我们需要智慧；我相信将来世界上所有的斗争都是智慧与愚顽之争，而不是英国人与德国人，或中国人与日本人之争。
还有一点想要说的，便是真正的道德一定出自各个人的内心要求，得之甚易，行之也不难。所惜者，世人往往自作聪明，不肯深思，听了几句不三不四理论便自居为共党某派，学了若干一知半解名词便自以为全才全能。所以我说谁愚顽才是道德的真正敌人。
人类是利己的，但利己不足为道德之累，一个真正知道利己的人往往也能兼利他人。爱迪生是利己的，他在火车上做卖报童子的时候，为了自己兴趣偷偷地在车上布置个化学实验室，终于困磷片落地起火而挨了耳光，从此做了聋子反可集中心思研究。要是他专讲忠于职务，还不是应该提高喉咙多喊几声：“不好啦！大马路出毛病啦！快看七分一张大美夜——报”吗？但丁是利己的，他只为发泄自己的灵感而写成一部《神曲》，却没有为黑暗时代忧得失眠，精心构思弄出个文艺复兴的计划大纲来。孔子是利己的，他跪拜南子为的是想利用她来实行自己之道，却不肯真心管她做个代理人之类，到处宣扬她御夫之道与道地的货真价实。我知道许多文人都为了穷得要死才写成不朽杰作，若一珠想着文坛寂寞，为了整个文坛或整个人类才发债动笔，则其利他的好心虽也可佩，但其如此好心未必就能够做得成好事何。
据说最讲究利他道德的人要算释迦牟尼，而且其所利对象普及众生，不仅让人类专利。他曾割肉喂鹰，不管废食肉之后有否道声“I Love You”，也不问割死释这与教活一废其代价是否值得，他竟这样做了，所以便成“佛”而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