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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当此时，孔祥熙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和启用。
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是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且地位显赫等。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有着不小的差别。曾有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他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并且他对蒋介石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子文与蒋的关系更为亲密。而宋子文则常常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介石甚至也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他曾私下对人忿忿讲道：“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
而蒋介石正需要孔祥照这样殷勤驯顺的属下。
由于切身利害关系，所以对政坛每一变动，当时宋蔼龄都是十分敏感的。而此时她的心情更是复杂：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大弟。显然大弟受了委屈，她是十分同情的。想到这里，宋蔼龄忙问：“子文现在在哪里？”
“他向委员长提出，打算要出国几个月，不知准备得怎么样？”孔祥熙答道。
“我得看看他去。”宋蔼龄边说边站起了身。
“你看几点啦？都快12点了。孔祥熙提醒他。
“那我明天去。我要为他设宴送行。”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点，宋蔼龄给大弟宋子文挂了电话。也许是故障，电话不通。于是，她便叫了随从和司机，驱车匆匆向宋子文官邱驶去。
可是事不凑巧，宋子文亦驱车刚刚离去。
新官上任三把火。孔祥熙在中央银行走马上任后，便大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老蒋要“剿共”，他凭经商的精明才干，鞍前马后奔走，很快就为主子筹备了充足的经费。
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亦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赤字已将近1200万元了。
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讨论了筹措经费的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再发行1亿元新公债。
接着，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专门打内战的军火，结果很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而这些钱旋即都被蒋介石用来进行反革命“围剿”。
当时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的“锦囊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即便当时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亦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利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于是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其结果是，蒋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围剿”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当时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则更加陷入困境。
当时一位有识之士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于是，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
没多久，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当时正巧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且这股萧条之风也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国家矿业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准备。当时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同时，大量银元外流，亦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一时间，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
此时，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见此情况，更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南京政府以财政部的名义立即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此项禁令却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遂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当即颁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就此，白银外流的现象得到了遏制。
孔祥熙此时已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而作为交换，蒋则让中央银行享受多种特权，如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金券以供兑付关税之用等，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虽然当时孔祥熙已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并赚了一大笔钱。同时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样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
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们不得不购买公债。这个《储蓄银行法》在银行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并规定每家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且就此存人中央银行特设帐户作为储备之用。
这个《储蓄银行法》当即遭到了上海银行家们的强烈反对。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作重大修改。银行家们认为，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殊非寻常。
然而，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储蓄银行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实施，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垄断。但是，孔祥熙仍坚持要颁布，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于是在一系列高压政策下，许多原来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以讨好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春去秋来。4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看到银行家们怨声载道，对孔祥熙越权亦十分恼怒，对蒋介石则更是生气。终于，宋、蒋矛盾加剧，一场孕育已久的暴风雨来临了。
那天，为年终实行预算审计制一事，蒋介石和宋子文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宋子文自幼是吃洋面包长大的，实行预算审计制，本是宋子文采纳西方现代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得意之作。实行国家预算，对当时中国来说尚是个新事物，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此不感兴趣。多少年来，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的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花费无度，怎么会受“预算”的限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呢？此事历代如此，当然蒋介石也不例外。
当初宋子文留学西方，对欧美等国实施的预算制颇有好感，故而信奉国家管理必须施行预算制，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作为财政部长，从国家管理正规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角度出发，宋子文最初曾非常认真地计划着国家预算，以作为管理国民经济、争取收支平衡的工具和手段。
而蒋介石则对此漠不关心，时冷时热，故4年过去后此事仍无结果。可宋子文却偏凭着国舅地位和执着不改的脾气，再三进谏，再三坚持。直到1931年政府才算有了独立的国家预算机构主计处，并于次年9月24日首次颁布了《预算法》。预算体制确立，在要不要国家预算上，蒋介石总算首肯了宋子文的主张。
但两个人就是否严格执行预算问题，旋又出现冲突。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为不满，例如 1929年南京政府总支出为6．19亿元，而其中军费竟达2．66亿元，行政费用为1．46亿元，经济建设却是分文不支；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即使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对如此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何况宋子文还是经济学博士呢，对此不会没有看法。他一是对国家预算中的各项支出比例不合适而屡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所占比例；二是对蒋介石不尊重和任意修改预算、且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极为不满。
但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当时简直幼稚可笑。现在是“训1政时期”，军事上既要对付红军，又要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和张发奎等地方倒蒋势力，军费当然是重点保护的支出。由于当时蒋的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不断，蒋也无法估计作战的大小规模和次数多少，如此又怎能确切预算军费所需数目？故蒋介石对军费支出只有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然而当时，军费支出又是打破宋子文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
最初，宋子文确实显着“幼稚可笑”，他主张限制军费但并不主张停止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当时蒋介石发给部队的薪饷军需本来就不足，以致使军队内部喝兵血之风盛行，对外则抢劫老百姓财物。如果宋子文再削减军费，军队内的贪污和危害百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