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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任大使。司徒当年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从小就看着宋庆龄长大。他甚至于知道宋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到柏林，想通过她的忠诚的秘书、一个燕京的学生章克找到她。后来司徒还写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后，她已决定……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中国来说，不是万应灵药，所以带着她的部属撤到柏林，在那里我在约一年之后见到她。”而在章克的记忆中，宋庆龄在柏林并没有会见司徒，而是回避他。她曾对章说，司徒像绝大多数传教士一样钦佩蒋介石，所以很可能是为蒋办事的。所以她拒绝见司徒，而是把一些有她亲笔签名的、同孙中山先生的结婚照，要章克代她送给司徒雷登。
关于宋庆龄当时在德国的处境，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曾这样写道：
她肯定是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
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富裕尊荣生活的使者。她把他们所要提供给的荣誉看作是对她丈夫的主义的背叛……在中国各地开会之前都要向孙逸仙博士遗像行三鞠躬礼……通过家庭的关系以及通过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她拒绝了，她在政治上断绝了同家庭的关系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行动。
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著名的中国革命者来找她的，都被造谣说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美丽文雅、仍在最动人的三十以上年华的这位妇女，由于她自已过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渡过未来的寂寞岁月。但是，谣言跟随着她，尽管这些谣言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
的确，在宋庆龄离沪流亡的那些日子里，她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谣言无时不刻地在包围着她。
宋庆龄在柏林的日子，深居简出，尽量把自己埋下去，留下一个空间，来平静自己也平静生活。但是宋庆龄毕竟是“总统的夫人”，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势力，都在竭力争取她以装门面，这些常常使宋庆龄处在烦恼状态中。
一天，声称南京政府驻德大使馆参赞登门求见。宋庆龄挥手对秘书章克说：“不见！不见！”
章克出来向对方说：“夫人身体欠佳，正在治疗。”
对方也有办法，在身后推出了宋庆龄的小弟宋子安，当时小伙子20岁出头，长得很精神。就听那人介绍道：“这位是夫人的弟弟宋子安先生。”
宋庆龄一听是小弟子安来了，连忙从屋里走出来。
那位参赞好不容易见到夫人，连说：“夫人，打扰您了。这次小弟来了，恕不叙谈。等下次来，望夫人不要见外。”
“谢谢您了。”
“下次见！”
中国有句俗语：一母同胞亲，打烂骨头连着筋。对于小弟宋子安的到来，宋庆龄无比高兴。她把一切对亲情的思念，都体现在了对弟弟的招待上了。
“小弟，我给你写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同时，我也接到大姐的信，让我毕业后立即返国。我提出转道看看你。她来信说工作都给我联系好了，不必再耽搁时间。我没有听她的话，前天哈佛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我就赶来了。”
“你来了，二姐就放心了。要不来，二姐还要哭呢！”宋庆龄说着说着，眼睛有些湿润了。
“二姐待我好，我能不来吗？再说妈咪也常来信，说你好可怜，让我来看你。”宋子安懂事地说道。
“我不需要可怜。可是我对不住老母亲。年轻时，也像你现在从美留学回来一样，我向妈咪保证，要孝顺她老一生。可是，我只有孝心却没尽孝事，实是一大缺憾。”
说到这里，宋庆龄感到十分心酸。宋庆龄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是一个十足的“女强人”。她有血肉之躯，她有儿女情长。刚强时，一般男人比不过；柔情时，一般女性难相比。刚与柔形成她个性的强烈反差。宋家三姐妹比来，这两项她都走了极端。也正是这两项极端，塑造了她的为人、她的形象和她的高尚。
接着，她又详细地询问了宋子安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耐心地告诉他国内的现状，并勉励他今后要努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作出贡献。说到这里，她顿了一下：“如今政治把我们姐妹兄弟分开了，想起来令人心痛。希望小弟不要再介人政治，多学点技术。我看当一个工程师蛮不错的。”
宋子安则表示很理解二姐近几年的奋斗，他表示听二姐的话。宋庆龄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与小弟宋子安的关系一直是最好的。当时她挽留小弟在柏林住了5天，给他做好吃的，偕同他参观游览了柏林的名胜古迹，并亲自陪他到汉堡和巴黎旅行，然后才在巴黎把他送上赴上海的客轮，并洒下一掬热泪。那一种真挚的手足之情，令周围的人都深为感动。
宋庆龄送走小弟，又在巴黎耽搁了一个多月，当年9月3日才返抵柏林，改住在柏林夏洛膝区维兰德大街18号科恩赖希博士夫人家里。
当时国内的消息不断传来。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情绪日趋激烈，宋庆龄在柏林期间，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冷淡了。她明显地受到了中共驻德共产国际代表团及旅德支部的冷遇。她本来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可是眼前的一切又使她心灰意冷。
1928年12月，“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宋庆龄是这个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又是该同盟的名誉主席之一。所以以往该同盟召开会议，她都在被邀请之列。但是，这一次她虽然正好在柏林，却没有人通知她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派出黄平和余飞参加会议。黄平根据当时的“理论”，在会上发言时，竟当着邓演达的面说什么“国民党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还能欺骗群众”。会后，黄平等人到康特大街中国饭馆吃饭遇到宋庆龄时，双方都视为路人，互相不打招呼。这极大地刺激了宋庆龄的自尊心。当时宋庆龄想哭，却哭不出来。
对于共产党内如此敌我不分甚至为渊驱鱼、认友为敌的“左”倾幼稚病，宋庆龄没有更多的理会，而是在把心思用在读书、研究土地问题的同时，不断接见国内的来宾，密切注视中国局势的发展。宋庆龄到柏林后不久，同济大学教授郑太朴随太虚法师到德国讲学，他向宋庆龄和邓演达详细介绍了国内情况：当时一方面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对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的镇压和迫害，另一方面是各地先后爆发了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不少都失败了，但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威胁很大，使蒋介石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郑太朴的思想情绪，代表了当时国内中上层进步人士的倾向。他申述了国内进步人士都盼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早日归国，把国内的进步力量重新组织和领导起来。
接着在那一年的8月初，曾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叶挺和黄棋翔，先后到达柏林。他们分别会见宋庆龄和邓演达，详细汇报了起义的经过情况。于是，宋庆龄从郑太朴、叶挺和黄琪翔的汇报中，获得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她显得非常高兴，并从中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人民仍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继续奋斗。问题是如何把同志们团结起来，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贯彻下去，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完善和补充。于是，她与邓演达、叶挺、黄琪翔反复研究后一致认为：加速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扩大人员，团结一切肯把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贯彻到底的同志。
此时，他们已做好尽快回到祖国怀抱中的准备。用新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并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4．南京奉安大典
当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中山陵于1926年6月1日破土动工，历时3年，于1929年春基本竣工。陵园建筑在钟山南麓的缓坡上，呈钟形。以南北为中轴线，大致分南北两部：南部包括石牌坊、墓道；北部包括陵门、碑亭、石阶、平台、祭堂、墓室等。墓室直径16米，高10米，圆顶为穹隆状。地面中部为大理石塘，正中筑长方形墓穴，是灵棕奉安处，围有环形石栏，以备瞻仰。室外砌有环形围墙，外铺草地，并植玉兰、梅等花木。墓门外是祭堂，宽27米，深22米，高26米，是重檐歇山式。堂内立有12根黑色花岗石圆柱。护壁则采用黑色大理石，石上立放着中山先生白色大理石像，端坐平视，神态安详。祭台外是太平台，宽135米，深30米，台两端并筑华表二座，擎柱刻古式花纹。平台尽处是宽大的台阶，共290级。石阶之下是碑亭，亭内在龟跌上立8米高的石碑，上刻“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18年6月1日”。在碑亭之处是陵门，高15米，宽24米，深8米，蓝玻璃单檐歇山顶，用花岗石砌成无梁殿式样。正中拱门相上刻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四个金光大字。陵墓的人口是一座三间三楼的石牌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博爱”横匾一方。在石坊与陵门之间，是缓长坡道，循此直达陵门。陵园外观具有我国古代建筑传统格式，色调淳朴，装饰简洁，气势壮观，规模宏伟，别创新格，又有大面积植树铺草陪衬，象征着先生一生功绩不朽，浩然正气。陵园东邻灵谷寺，西毗明孝陵，各距一公里，其间有道路相连，三区名胜联为一体。陵园面积是46000亩，先后施16年，直至1931年10月才全部竣工，所用经费按当时币值计算共400余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