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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自然不会有人误解成别的意思吧！我只是追求真理。”
就当宋庆龄苦苦探索革命真理的时候，中国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腐败不堪的清王朝轰然塌倒，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第一届临时大总统。宋耀如把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迅速告诉了女儿宋庆龄，并寄给她一幅第一批制作的共和国五色旗。宋庆龄接到信和旗子，激动难已，她跑到校园里，一把扯下清朝的黄龙旗，挂上新的国旗，并振臂高呼：“打倒专制！高举共和旗帜！”接下来，她写了热情洋溢的政论性文章仁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高度评价中国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这场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它还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但是非常遣憾，还没等到宋庆龄当时的热情冷却下去，辛亥革命就失败了。
1913年8月，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宋耀如全家随后也移居横滨，继续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这一年的春天，宋庆龄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1908年被留在德莫雷斯特山城的宋家小妹宋美龄吧。在这里，宋美龄一共住了9个月。许多年后，宋美龄仍以十分眷恋的心清回顾了那段生活：
在皮德蒙特我读八年级。我在皮德蒙特住了九个月，过得非常愉快。使我十分感兴趣的是，我发现和我同读八年级的许多学生实际上是小伙子和大姑娘。他们从遥远的山区来这里，其中许多人，为了弄到来皮德蒙特求学的钱而教了好几年小学。所有这些人对我都表示很大兴趣。而我呢，则开始更深入地了解了那些为了生存、甚至为了要筹措受初等教育费用而奋斗的人们的生活。我认为，我小时与这些人接触，影响了我对那些出身贫寒的人们命运的关心。若不是在皮德蒙特读书，我就永远不会接触到他们。这使我认识了他们的真正价值。因为，说到底，他们和他们那样的人，正是任何民族的主体。
正是在皮德蒙特，我初步懂得了如何分析句子的奥秘。当时我的英语知识，顶多是略知一二，因为我在美国才呆了两年。我在词语的表达方面闹了许多小笑话，使我的语法老师感到为难。为了纠正我的毛病，她让我试着从语法上分析这些句子。她的努力应该说是有成效的。因为人们现在说我的英文写得挺好……村里人总是把我当作什么怪物看待。但是管它怪物不怪物，反正我能和我的伙伴一样喜欢吃老亨特先生杂货铺里卖的五分钱一块的口香糖。我常常买这样的糖吃。我记得，我们三四个小女孩中若谁有一枚五分钱的硬币，能够请别的孩子一道吃奶酪饼干和大棒棒糖，我们认为那就是一次了不起的款待了。这些糖果就摆在亨特老先生小店的玻璃橱窗里，是那样的诱人。尽管那时候玻璃橱窗里除了陈列那些商品以外，还在同样显眼的位置放着满是斑斑点点的粘绳纸，可我们不大懂得苍蝇和细菌的危害，也不在乎这些东西。然而，我还是一直活到今天，以向你们讲述那段往事。
弗洛伦斯、海蒂·亨德里克森、弗洛西·埃迪顿和我，在圣诞节前几天，决定做一件使他人愉快的事情，因为圣诞节的真谛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一生中从未体会到行善之举使我何等兴奋。我们共做一件善事，各尽其力，每人出二十五美分，凑足一美元，为铁路那边的一个穷苦人家买土豆、牛肉饼、苹果和桔子。我们努力做到谦逊不骄，不让别人知道我们的高尚行动。但我们太兴奋了，连店里的亨特先生都听到了我们叽哩咕嗜地争论买些什么食品最合适。我记得因为生理学是我喜欢的课程，因而我坚持主张买糖，而且要多买些，我认为食糖里有大量碳水化合物，能使那些瘦小的孩子们的身体暖和些，使母亲有足够的体力。而向这一“伟业”捐款的另一位好善乐施的伙伴则强烈主张买土豆。她说土豆最能填饱肚子，是产生热量最多的食品。亨特先生好奇而津津有味地听着我们这一激烈的辩论。最后，他慷慨地每样都捐赠了一点，才解决了我们的难题……在我们抱着包裹吃力地跨过栈桥时，我们都感到自己好像鲜花盛开的圣女贞德行进在执行神圣使命的途中。然而，当我们走近拟定的受礼人藉以蔽身的破烂的木棚子时，我们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心灰意冷。形容枯搞的母亲，她那一窝孩子紧握着她的双手，站在那里，从她的裙子后面偷看我们。我们吓呆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我们把包裹丢在地下，撒腿就跑了，跑出了一段距离，感到勇气又来了，我们又放慢了脚步，我们中的一个人壮着胆子喊了一声“祝你们圣诞快乐！” 然后，我们又更快地跑起来。
我们最喜欢的消遣之一，是采集榛子。现在我还能想到那条长长的、尘土飞扬的路。每当星期天下午，我们常常沿着这条路步行到树林里去。有时我们运气好，碰上驾着车赶上来的好心肠的农民，让我们坐上车去，还让我们分享他的午餐。我总是受到人们一些善意的戏弄……
我读了大量的书。我最喜欢坐在住房两棵树之间的那条长凳上看书。那是莫斯太太的房子。她是男生宿舍的负责人。我和她一起住在楼下的套间里有她和两个女儿，罗西娜和鲁华比莫斯太太想对我表示亲切时，她就允许我做饼干。我做的饼干烤出来总不像样。似乎我天生就不具备当厨师的才能……
当年一共9个月的生活使宋美龄对那个南方小镇充满了感情，她的英语发音都带有浓郁的南方乡音。一年夏天，宋美龄在北部的一个暑假补习班学习，历史老师也叫她叙述谢尔曼将军在南北战争中进攻南方的经历。当即来美龄忧郁地答道：“原谅我，这个问题使我很难过，因为我是个南方人广
1909年，12岁的宋美龄结束了在皮德蒙特山城9个多月的补习功课生活，也随两个姐姐之后进入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但当时由于宋美龄年龄太小，还不够当一名正式学生。于是院长安斯沃思让她住在自己家里，和自己的女儿埃洛伊西一块玩儿。
埃洛伊西体质赢弱，但性情活泼，只比宋美龄小两岁。她们两人很快就亲热起来，一道在维多利亚式的主楼过道里跑来跑去，窥视和捉弄学院里的女学生。
一天，她们俩看见一男一女向会客室里走去。于是她俩便绕过南楼，溜到会客厅后的窗帘后面，窥看这对情人。
“上次我们在小树林里约会的时候，是那两个小丫头打扰了我们的团圆。”男的说。
“我亲爱的，今天可好啦，我们不在小树林里啦，而是在会客厅里。”女的接着说。
他们说完正要接吻的时候，窗口传来了一阵“嗤嗤”的笑声。待屋里那两人看时，只见又是那对讨人嫌的小女孩。当即那男的要去追她们，被女的拦下了：“你不晓得，那是院长的女儿和她的中国小客人。”
一天，她们两人比赛向大门中心抛石子儿，大门是紧闭的，中间有一双门环铃儿，射响了就算赢。一下、二下、三下…… 突然间，大门开了，走出一位中年教师叫艾柯卡，但见一个没长眼睛的石子儿，径直朝他脑门儿飞来，他“哎呀”一下捂住了脑门。血顺着他那手指“嘟嘟” 地冒出来。他望了一眼玩石子儿的不是别人，正是院长的女儿和她的东方小客人，也就甘吃个哑巴亏，自己跑到医疗室去了。但宋美龄和埃洛伊西当即却都吓傻了。她们担心艾柯卡会向院长告她们的状。谢天谢地，那位教师并没有告她们的状。于是，她俩再也不敢撒野了。
好景不长。有一次她俩因为埃洛伊西弄脏了小美龄的花手绢而吵了嘴。当时小美龄板着脸，很不高兴。埃洛伊西承认了错误，并喊她姐姐，但小美龄还是撅着嘴。埃洛伊西非常怕自己的朋友感情受到伤害，于是便把此事告诉了妈妈。当时院长妈妈出面向小美龄谈到了宽宏大度的美德，并问她是否对自己的狭隘心肠感到羞耻。不料当即小美龄眨了眨大眼睛，脱口回答说：“不，安斯沃思夫人，我倒是挺喜欢这样。”
不过，从此来美龄和埃洛伊西的关系又恢复如初，像鸟的翅膀、车的双轮一样儿形影不离了。
不久，学校派专人对小美龄进行个别辅导，她们是青年教师马吉·伯克斯和露西·莱斯特。伯克斯小姐的母亲、英语教授伯克斯夫人照管小美龄的个人需要，为她做衣服，帮助她到城里买鞋。宋氏姐妹穿的是美国样式的服装，但她们的衣服都是用上海寄来的中国料子缝制的。每当她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往往马上换上中国服装。要是此时有同学突然撞进宋美龄的屋子，她就会忙不迭地钻进大壁橱，换上普通西式服装后才出来。
与一般人相比，小美龄当年显得成熟过早。衣服常常是一天三换，男女之间的事她也最敏感。她异常活跃，喜于交际，并且常常恶作剧，但是她的那副伶牙俐齿往往能使她摆脱困境。当时抹胭脂口红被视为伤风败俗，有一天宋美龄用了中国搽脸的粉，又涂了口红，后来被人发现了。
“哎呀，美龄，” 一位年纪较大的学生惊叫道：“今天又抹胭脂又涂口红，好漂亮哇！”
“是的，” 小美龄回敬了一句：“美国的胭脂口红不能用，我用中国的，关你们什么事！”
1912年，宋美龄终于成了大学一年级新生。
在校期间，她已显示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她发现两个同她年纪相当的女孩艾罗斯·安斯涅夫和喀拉瑞贝尔·马歇尔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