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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那一次记者招待会是相当成功的。它成功地显示了宋子文的外交家风采。
4．赴苏使者拒绝“外蒙独立”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在国际事务的圈子内敌我阵营分明，战争使反法西斯同盟中国与国之间团结空前，友谊益增。可是过分的亲近，结果也容易惹出麻烦来。
应该说，苏联自沙俄时代起，对中国的领土主权特别是东北及其它地域的领土主权，即早有非分之心。
而当时，苏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26个同盟国之一，在完成对德战争胜利之后，本该无条件地投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可是苏联却偏不。在帮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上，那种并非出以公心、出于友谊、出于同盟之友的非分之心，再次融了进去，甚而以抗日作为交换条件提到桌面上来。当时，这令蒋介石和宋子文头痛万分。
落后就要挨打！此语的确颠扑不破。
早在1943年英、美、苏三国首脑德黑兰会晤期间，斯大林就当着美、英首脑面前叫苦不迭，说苏联要承担起远东国际事务的重任来，却没有一个不冻港口。实际上他早已看好了中国大连的不冻港。罗斯福深领其意，遂以国际领袖之身份，保证战后让大连成为世界自由港，且由他去与中国政府商量。当时，罗斯福以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应该是会答应的。
待等到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秉承罗斯福之意访华，并向蒋介石提到了苏联在远东需要不冻港的要求以及罗斯福提出的使大连成为自由港的建议。
当时蒋介石一听愣住了，许久没有说话。
华莱士又说：“我此次来华，就是要解决蒋主席与苏联的矛盾。苏方不好提出来，由我们第三方提出来。请您给予考虑。”
蒋介石笑了：“这样办吧，就由贵国充当我们与苏联之间的中介人吧。中国吃亏也吃到明处。”
华莱士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这是你们双方的事。我虽乐意成全，但不能做中间人。”
“你不做中介人，这事不好办！”蒋介石最后向华莱士表明立场。
于是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转眼时间又过了半年，苏联完成了对德作战的胜利。当时美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首领之一，遂向苏联提出：苏方应就地由中国东北三省转入对日进攻。此时斯大林便向美国驻苏大使朗里曼先生解释说：“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任务是有条件的。我想这一点贵国总统是不应该不知道的！”
“请阁下再重复一下，以便我向总统汇报。”朗里曼先生十分慎重地再问一句。
斯大林只好明说：一是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南部归还苏联；二是重新租借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港口及周围地区；三是租借中东铁路；四是承认外蒙现状，保持外蒙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于是“球”就这样被苏联踢给了美国。
1945年2月4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会晤中三国首脑秘密地对苏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共识，进而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人们常称的《雅尔塔协定》。
其中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其条件是：外蒙维持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但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作为军港；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千岛群岛交还苏联等。当时协定虽称有关外蒙古及旅大、中东和南满路等问题尚需征得中方同意，但又称美国将采取步骤促使该项内容得到中方同意，从而使苏联的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则表示准备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
雅尔塔协定是一个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事先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没有由中国参与，然而却事涉中国重大领土主权问题的三大国之间的协定。
显然这个决定应该是无效的。说得严重一些，它是几个大国借一己私利而出卖他国主权。可见中国当时虽然作为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之一，实际上还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对此，蒋介石心中亦是十分清楚的。只是他当年内外矛盾重重，寻个靠山不容易，所以他不敢轻易与美英等大国“翻脸”，也没有实力“翻脸”。
雅尔塔会议后，蒋介石曾隐约知道美、英、苏背后干了什么勾当，但并不十分清楚内幕，便急于了解情况。于是，蒋介石把宋子文找来，给他面授机宜。
1945年3月6日，宋子文致电华盛顿转当时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希望立即赴美会见罗斯福总统。但美国方面的答复是：罗斯福总统认为，“从现在到旧金山会议之间的时间太短，不能进行有效地商议；此外在旧金山会议之前一位外长的来访，会引起其他有关国家外长的误解，从而使事情复杂化”。就这样，美方拒绝了宋子文的赴美计划。
接着宋子文又于同年的3月10日急电罗斯福总统的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希望他再次转告罗斯福：“委员长要求我现在即赴华盛顿，与总统讨论极为重要而机密的事项，这些事项关系到加速战争的进程和改善国际关系。对中国而言，现在从总统那里获得建议是至关重要的。我将作为行政院代院长而不是外交部长前来。在雅尔塔三大国会议上，总统已与其他两国的首脑和外长们会谈过。既然中国没有出席，我认为现在赴美有助于我们在中国战场上的努力，有助于旧金山会议4个发起国之间的关系。”但美国方面仍然拒绝宋子文赴美。
当时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派人打探。
同年3月12日，罗斯福总统在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追问下，勉强透露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外蒙古、东北铁路和不冻港大连提出的要求。但是，当时罗斯福只字不提美英苏已就远东问题达成了协议。显然，他也觉得心中愧对中国。
不日，罗斯福总统撒手病逝。继罗斯福之后出任美国新总统的杜鲁门同样也恪守前任的口吻，不愿意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知中方。5月10日，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国民政府迫逼下，从重庆电告杜鲁门：罗斯福总统曾委托他把雅尔塔协定告诉蒋介石，蒋已从魏道明处得知了除外蒙古之外的全部内容。他建议向苏联打招呼并向蒋介石通报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但杜鲁门旋即电复赫尔利，指出：
“目前，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合适的。”
杜鲁门总统在给赫尔利大使致电后，于5月26日急派霍普金斯赴苏与斯大林面谈。双方约定：一是通知宋子文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由苏方直接向宋提起雅尔塔协定；二是宋到达莫斯科后，再由赫尔利大使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
明人不做暗事。显然当时这样安排，是要迫使中方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受雅尔塔协定的全部条款。
可是7月不到，蒋介石已从赫尔利大使那里私下了解到《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5月23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向杜鲁门面陈国民政府的基本意志。出乎无奈，这时杜鲁门才金口玉开，于6月9日在华盛顿会见了宋子文，并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了他；且还说“为防泄密，暂不要把内容转告蒋委员长。”
宋子文道：“看了协定，关于远东条款用词含糊，对某些问题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如不事先澄清，对中国甚为不利。”
杜鲁门支吾答道：“如有什么具体意见，可以书面提出，我们再作商讨。”
宋子文此时也只好答说可以了。
6月11日，宋子文向杜鲁门出示书面意见，共有6点：
一是外蒙古的“现状”可以有多种解释；
二是对有关库页岛的条文感到满意；
三是关于辟大连为自由港，中国的主权应得到承认，该港的行政管理权亦应属于中国；
四是关于租借旅顺港，不得援引日本的先例延长租借期；
五是关于南满铁路，苏联不得控制铁路沿线两侧地区并派驻军队，中国反对在南满驻有任何外国军队；
六是如何理解雅尔塔协定中所载的苏联在满洲的“优越权益”，须予考虑。
同年6月14日，宋子文又向杜鲁门总统指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和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在经历了中日战争的一切苦难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先例。宋子文的这些意见，实际上表露出对雅尔塔协定的不满以及对苏联的担心。
中苏会谈仍定于7月初举行。杜鲁门于6月15日致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
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插手中苏协定，无疑是美国在远东与苏方达成一种妥协和默契。
试想，种子撒下了就遇风霜，长出的苗儿会是怎样呢？
宋子文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与斯大林吵了起来。当时，也难怪宋子文不冷静。
双方会谈之初，斯大林要求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即加以拒绝；雅尔塔协定中有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的字眼儿，问题是如何解释“现状”一词，当时分歧尤大尤烈。
会后，宋子文立即致电蒋介石，拟就打开外蒙问题僵局提出3项方案：
一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
二子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
三授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