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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失足青年仰慕丁是娥，给她写信求助，其中有个丁伟，失足后觅不见立足之地，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丁是娥接信后带着《野马》的主演一起去探望，并帮助他联系了红锋五金电料商店，使丁伟逐渐走上正路，成家立业。这样的事有很多，广为传播，使丁阿姨在舞台逐渐退隐之时，在社会上重新找到了自我，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她学会了遵循社会的意志，去做许多有益于公众的事，努力去影响社会风尚。
也许台上与台下原本没有太大的差别，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丁是娥复出后重名轻利，她把补发的“文革”中的两万多元工资拿一半交了党费。她公私分明，动用公家车辆，车资从工资里扣除；担任各种评委，一概谢绝礼品；连最宠爱的小孙子去电视剧拍摄现场看她，旁人塞给孩子一袋橘子汁，她也立即索回，把自己的一袋给了孙子；她的女婿唐祖光工伤失明，她对工厂的领导表示，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愈后保持面容端正。一桩桩一件件，涅后的丁阿姨竭力地重塑自己，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和家人，把做人和做戏和谐地拧到一起，力求成为沪剧界乃至全社会的一面熠熠生辉的旗帜。
丁阿姨真是一只凤凰么？我记起有人背后送给她的一个绰号：假人头。丁阿姨的真真假假，连我也迷蒙不辨了。
第五部分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1）
在那狂暴的年代，整个沪剧界被批斗的人群中，有两个宁死不屈的人：一个是人民沪剧团的原党支部书记陈荣兰，另一个是努力沪剧团的原团长、我母亲顾月珍。
1970年1月12日，我还在北京房山县南如公社的人民日报农场劳动，突然接到一份加急电报和长途电话，告知母亲病危催我速归。我火速坐上了南下的列车，在卧铺上翻滚，心事灼烫了被单，只得蹭下窄梯，按下折凳，从窗缝中偷吸凛冽的寒风。窗外是漆黑的夜，紧追不舍，有时举近一簇灯火，又迅捷移走。往事如夜，坠弯了我的心弦。1965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每年有一次探亲假。假期回家我总是感觉到母亲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究竟是什么呢？我只能从弟弟的嘴里和母亲的语言碎屑里略知一二。作为母亲唯一的女儿，总希望能给她减轻点什么。可是能做什么呢？母亲不就是想演现代戏革命戏吗，那又何错之有呢？六十年代初，母亲把上海革命烈士茅丽英的事迹改编成《龙华塔下》，稍后又把老舍的《全家福》改编成现代戏《破镜重圆》，以歌颂人民警察。老舍先生支持母亲改编，回信中说：“祝贺你们演出成功。”上海市文化局还组织了文艺界观摩演出。顾月珍自解放初就坚持演现代戏革命戏，成为市文化局推动戏曲革命的一面红旗；市文化局和剧协领导的表扬又坚固了她的精神支柱。《上海戏剧》刊出剧评家龚义江的文章《可贵的责任感》，文中说：“这戏的演出正当沪剧‘西装旗袍戏’风行之际……顾月珍说‘文艺工作者是党的宣传员，我们不能忘掉自己的责任’。于是提出了上演现代剧的要求，并提出了这样一个歌颂新社会的剧本。”（指《破镜重圆》）作者列举了顾月珍所上演的一串现代戏剧目，而后又说：“这些戏的演出过程，同时也往往就是她与各种对现代剧的非难，和演出现代剧主客观所存在的各种困难的斗争过程……”
我深深感谢作者，感谢作者对母亲这种单一追求的了解与理解。六十年代中期，母亲与她的直接上司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孙绍策有了分歧，有了磨擦。我只有隐隐的感觉，但是我一直弄不清分歧的症结是什么。在现实里，中央也是依据下面的情况在不断地调整方针与政策，有经验的干部对上会有许多对策，东风东走，西风西走，从不自作主张固定于一个方向。而我的母亲却只会认准一个方向，一条道走到底。按孙绍策的话说“她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而孙绍策则反之，我亲历过他的那种不简单。
那是我上大学的第二年暑假。我迷恋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通过坟墓，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书中的这句名言叩开了我的心扉，催长了“生而平等”和“平等对话”的愿望；同时，又借了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带回家躲在客厅的套间里看得昏昏沉沉。母亲居家养病，孙绍策是常客，他一来就在客厅里说革命大道理，滔滔不绝一套又一套。我凭直觉厌烦这种口若悬河旁若无人的狂傲，但他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是母亲的上级，母亲对他惟命是从，并欣赏他的口才与干才。
那一天，他走了进来，由于没有准备，我下意识地起立，慌慌地把书藏于背后，他只远远地一瞥就报出了书名：“你在看《呼啸山庄》，喜欢勃朗特姐妹的书吗？”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孙绍策其貌不扬，头上有癞疤，举止不雅，言语中略带几分痞气。没想到目光竟如此锐利，我不由闪出几丝惊惧，几丝钦佩，脸像窗外的彤云噗的飞红一片。大学里还未开欧洲文学史课，小说是从高班同学那里借来的，据说任课老师对这一对姐妹持批判态度，书自然不能乱看。我从上海去北京，和工农学生及调干生相处，娇骄二气就成了我的辫子，“上海小姐”也成了我的帽子，看这种书若是让学生党支部知道，那便会成为“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走白专道路”的榜样。所以孙部长能一眼洞穿令我心惊肉跳，唯恐他去告诉母亲，把这书当作黄色小说抓了，那才是大事不好，我惴惴地说：“侬不会告诉我母亲吧？”
哪知他拖过一把椅子稳稳坐定，欣赏我的窘态，唇边荡开得意之花，微微压低嗓音：“怎么会呢？她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只知道人生三件事：入党，进国营，演戏给毛主席看。”
他说的是事实，但以一种揶揄的口吻说直让我有些受不了。我猛地甩出一句话，自以为是一发炮弹：“您怎么知道勃朗特姐妹？您一定看过她们的书！”
孰料，他笑声琅琅，洞若观火：“最高学府的大学生，你别挑理。共产党人要批判旧世界，就要了解旧世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说是不是？”
我不能容忍他言词中嘲谑的外壳，却欣然接受那些坚实的内核。有人说过他的一则轶闻，说他在香烟壳子上写几个字，就能上台口若悬河地说上半天，台下的人不瞌睡，不溜号，还报以热烈的掌声。大约是我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赞叹，他的笑容便柔和起来，他站起身，取出夹在腋下的一个纸包，小心翼翼地放于桌上，解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报纸，是一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早听说你爱看书，给你带来了一本。”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本泛黄的旧书。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抬头望着他，他读懂了我的目光，轻轻解释：“知道《金瓶梅》吧？这是外国的《金瓶梅》。比《金瓶梅》还《金瓶梅》。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可以看看，一星期后还我。”
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小说里的爱情描写都被视为非礼，《金瓶梅》只是听说过，说里头有直露的黄色描写，这个外国的《金瓶梅》会是怎样呢？在一个求知欲甚旺的年龄里，我哪里受得住这种好奇的刺激，但又绝对要背着母亲看，就从烟纸店里买来一张牛皮纸，把书皮和扉页都严严实实地包了进去，折叠出四只坚固的小角。于是十九岁的女孩进入了另一个阅读世界，自然辨不清性爱与色情的差别，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中国古文化的雅洁，从小敬佩母亲出污泥而不染的守身如玉，所以随着阅读的深入，东方的正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彻底地打了一架，打得我心慌意乱，晕头转向。一个星期后，孙部长来了。我乘他一个人在客厅的时候把书还给了他。他看见新包的书皮，嘴角翘出一丝微笑，带着善意，带着戏谑，兴致勃勃地问：“好看吗？”
我凭直觉不敢承认，如一头小牛顶起了尖尖的角：“不好看，不好看。”
我的怒气像玻璃碎屑扬入了他的脖颈，他抽了一口气，抬起眼，明显地射出诧异和不满，反问：“你是不是北大的？……”
此时母亲轻柔的脚步声截断了他的话头，他迅捷地把书装入公文包里。朝我挤挤眼睛，努努嘴角，示意停止这个话题。
母亲进来了，他转向她，出言平和而又亲切：“身体好些吗？”
母亲依稀听见我们在谈书，就说：“你们在讲读书，是吧？我是想请侬给阿波囡介绍点好书，好帮助她进步。”
“是呀，是呀！”孙部长搭起了顺板，频频颔首，口生莲花：“大学生要读点哲学，虽然难一点，但不能不读。《共产党宣言》是必读的课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说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洋洋洒洒一发而不可收。听得母亲心悦诚服，荡出一圈一圈的敬佩之情。听得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堂堂的共产党区委宣传部长，当面撒谎，面不改色心不跳，这个语言的转折转出一个人的两面，年轻的我，不知哪一面是他真正的面目。我的脑子里像是塞进了一团乱麻，茫然无序，我只好快快地逃离了客厅，只觉得孙绍策的目光像一支利箭，嗖地扎入我的后背，激起我的剧烈的疼痛，我不明白为何借给我这样的书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八十年代以后也曾忽禁忽放几起几落，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坦然面对这样的书，可那是六十年代啊，能说明他思想的解放吗？
另一件事同样让我心惊。那是1963年，母亲在拖拉机厂体验生活时晕厥，她还一直坚持修改《永不退色的红旗》的剧本。她总是痴痴地想，要带上一部好戏上北京，演给毛主席看。她的愿望单纯得像一个稚童。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