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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的心里，党是最沉最重的分量。在那个年代，人们就是真心诚意地“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因为党是力量，党是意志，党代表神圣，党代表方向。
这代表理性的思考，党员不可能与党去讲条件。我只能希望母亲在不远的将来能实现她的第三大愿望，来北京，演戏给毛主席看，同时也来看女儿。
要去北京了。母亲带着我去买卡其布毛绒长大衣，小阿婆抖擞精神地亲手赶制簇簇新的棉被，父亲带着我把喜讯送到了大阿婆的床边，把点心和赡养费送到大阿婆的手里。大阿婆喜极而泣一迭声地叹息：“阿波囡考中了状元，我穷得没东西送给侬，哪能好呢？”
从大阿婆家里出来，我和父亲走上了南京路。我故意落后几步，习惯地将视线绕在父亲的藤拎包上。藤条编成的提手早已破裂断损，由许多布条缠绕连接，里面会有一只小热水瓶、一副象棋和一只饭盒。以往他拎着旧藤包，游走于公园和朋友处，找人下棋。渴了，他喝一口水；饥了，摊头上吃碗面，余下的倒入饭盒，下顿再吃。父亲就是这样地节俭。在这只包里，有时也会有牛肉干、话梅和糖果，那是为我和弟弟买的，有时还会有半只熏鸡或一碟盐水鸡，几块熏鱼，那是为我母亲和小阿婆买的。此时，藤包轻轻地晃着，想来里面缺少沉甸甸的食物。忽然我的目光被父亲的人造棉裤子吸引，靠近藤包的臀部沾了一点白色的杂物，我伸手去摘。父亲捉住了我的手，悄声道：“不要摘。那是一块橡皮膏。裤子上有洞，我贴在上面的。”
第四部分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2）
我心里猛地酸酸的。在我记忆里，父亲哪是这个样子的？白西装，打领带；要么就是一身网球运动装。全身勃发出活力。但现在实行薪金制，钱自然是比从前少多了。每月要付我们生活费，还要赡养大阿婆，丁是娥也不是个省钱的主。一个人的工资要供这么多人花，唯一可以对不起的大约就只有他自己了。看起来，丁阿姨也不怎么关心他，用橡皮膏补破洞只有那些没有女人的单身汉才会做。父亲啊父亲，多么无可奈何的人生！ 父亲把我带入上海市床上用品公司，挑选了一条最贵的白底绿花纯羊毛毯，没二话就付了五十元钱。那个年代，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也只有四十多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条毛毯虽然有蛀洞，有破损，但依然敦厚，温暖。每当长夜无眠时抚摸着这条压在棉被上的旧毛毯，我的眼前就会出现父亲穿着粘橡皮膏的裤子、拎着旧藤包的身影。 我是上海第十一女中唯一考上北大的学生，学校的老师分享了我的快乐和喜悦。长宁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孙绍策也登门祝贺，他送我一枝钢笔，并教我如何把被褥打成方方正正的行军背包。只可惜，小阿婆亲手缝制的被褥实在太厚了，怎么使劲都打不成解放军的行军背包。 等我到了燕园，还没来得及欣赏湖光塔影，就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北京郊外群山皱褶中的分水岭秋收。继之又去十三陵的北大工地修铁路，手磨破了，肩压肿了，吃的却是棒粥，玉米窝窝头也硌痛了我病根未净的肠胃。渐渐的校园里的伙食露出粮食短缺的狰狞，要求学生自动减少粮食定量，每天只能从池水中捞起绿色深深的小球藻作粮食的添加物，粥越来越看不见米粒。个个食不果腹。但只要我稍稍有一点流露江南的情愫，“上海小姐”的雅号就当空落下。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好称号，它与“资产阶级小姐”的意思等同。这样就让我更怀念家中的温馨。 好不容易盼来了寒假，年级党支部却号召同学不要回家，以免增加春运的困难。我心中一急，热泪夺眶而出。支部书记看见我的窘态，体念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网开一面准许我探家。我坐上火车，心里一个劲地盼： 家，我亲爱的家！ “阿姐回来了！”院门口弟弟大声地吼着，上来抢我的背包。 才半年不见，小阿婆站立在灶间门口，显得更小更瘦了，我大声地喊：“小阿婆！” “阿波囡瘦啦，黑了！”小阿婆说着就滚落了一串热泪，不知为啥，泪从小阿婆脸上落下，却在我的心河里激起了浪花，那浪花是酸酸的，有点隐隐的刺痛。 母亲细细地打量我，心疼的表情赤裸裸地写在脸上。 第一次从北京回来，记忆最深刻的是“吃”。没有人帮小阿婆，我自告奋勇晨起买菜。她告诉我上海市民的肉票已经连降了几次，现在由三两降到二两了，肉真正成为生活中的奢望之物。第一顿饭，饭桌上有炒肉丝，还有一小碟红烧鱼块。显然这是接风宴。小阿婆推说早已用过，不肯同桌吃饭，母亲只把肉和鱼往我的碗里夹。等我和母亲离桌，弟弟才上桌大包大揽、有滋有味地品尝剩余的肉丝鱼屑，把盘碟舔得精光，看得我直掉泪。他吃完，利索地抹桌、洗碗和扫地。我觉得我的弟弟长大了，变得勤快和懂事。但我的心里也是酸酸的。自我离家，弟弟搬进我的房间，此时，坚持要给我腾房，我不肯。因为假期不长，我决意陪小阿婆去菜场买菜，所以想和小阿婆同住一屋。 两周同住，我发现了小阿婆的许多秘密。 那只曾经在大阿婆房间的绿色大衣柜依然故我，穿衣镜只剩下一半，已照不出完整的影像。我记得是搬家时撞碎的，小阿婆一言不发，小心翼翼地拔下一小片一小片碎玻璃，留下了这半面残镜。三年多了，她始终不肯更换镜面。以前很少走进她的屋子，也从不问她的起居事项。这次我问她原因，她说：“一家子都散脱了，还要好镜子作啥？啥辰光合家团圆，再换也来得及。” 我怀疑我的耳朵出了问题，因为父母离异十载，丁、解姻缘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小阿婆却依然心存梦想。正月初一的夜里，母亲由弟弟陪同去红都戏院演《好管家》，我在家陪小阿婆。月牙儿的清辉洒入窗棂时，小阿婆从衣柜深处请出一尊观音大士。这是我熟悉的洁白似玉的观音大士。她净手焚香，默默祷告。我惊讶地痴坐于床沿，静静地观看。礼佛结束，她淡淡地说：“初一、十五我要烧香，年纪大，身体不好，去不了玉佛寺、静安寺，就在家里拜一拜，尽尽心。” 我心里怪她迷信，却也不好意思张口，拐着弯问：“姆妈晓得不？” “晓得。她看见我拜菩萨，没讲啥。” “那侬为啥不在外头拜？” 小阿婆听问，眯细起眼睛，笑意从鱼尾纹处泻出，流至胸前跳成一团红红绿绿的山花。刹那间，我又找到了从前那个狡黠的小阿婆。她跷起兰花指，食指戳痛我的额角，带着些嘲谑的意味：“这么聪明的小囡，考得上北京，当得了女状元，这点事情反倒拎不清。你娘是共产党的人，区里干部常常来，万一撞进我房间，给他们看见，你娘可要坍台？” 她把偷偷摸摸烧香礼佛说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替母亲着想，噎得我无词对答。转而我小声问她：“侬求点啥啊？” 小阿婆脸上的狡黠之态一扫而空，肃穆地说：“求侬读书好，求你娘身体好，求你娘和你爹破镜重圆。” 破镜重圆？破镜重圆！可能吗？但千真万确地字字入耳。整整十年，破镜重圆的愿望深埋在她心底，虔诚而又坚执。我问：“可能吗？” 我的怀疑亵渎了她，她重现啄木鸟的语调，急促而嘹亮地说：“有啥不可能？此地有这么好的媳妇，这么好的囡、儿子，那边有啥，很好的小孩，弄到那边去，连中学也读不出。” 我知道她说谁。但不想她诋毁儿时的玩伴，便切断她的话，逗她：“既然有可能，侬为啥不在当中拉一拉？” 小阿婆的眼睛亮晶晶地亢奋起来：“你娘有三个愿望，现在两个成功了，还有一个。我是想等她去北京以后，功德圆满再同她提出来。只要你娘同意，儿子是我生出来的，我晓得他心思，没问题。” 真难为她了。居然还晓得母亲有三大心愿，居然还懂得要支持儿媳遂愿。我想一定是敏感到儿子与新妻之间与日俱增的芥蒂和不和谐，才使她异想天开。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在 1953 年她对何慢伯伯那么冷淡，母亲的任何动静她都会支起耳朵。这份良苦用心和善良愿望感天动地。我对小阿婆前所未有的好感，却不知如何表达，一时跌入了沉默。另有一件事直到现在依然深深地触痛我的心襟。 那一年，母亲的《赵一曼》演出成功，何慢伯伯立了大功，他们俩在交往中显得心心相印。大约彼此也只是一层窗户纸未曾捅破吧，也或许只要母亲同意，何慢伯伯绝不会不同意。有一天夜里在母亲的房间里，她问过我：“何慢伯伯好吗？”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好。” 母亲看了看我，脸上露出欣喜，又问：“让何慢伯伯走进我们家里来，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 我想都不想一连说了三“不好”，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 母亲的脸暗淡了，许久，她缓缓地说：“好，不来不来……” 如果不是我反对，也许何慢伯伯早已走进我们的家，那母亲的精神就有了依靠，也许身体还会慢慢好起来。那么，我离沪北上，母亲也不会太孤单。当年少不更事的我做了一件什么样的蠢事？现在一切都晚了，何慢伯伯找了一个演员结婚了。母亲终有一天会像小阿婆一样老起来，我们也会像当年的父亲母亲一样有自己的家，谁能最终陪伴她呢？连珊珊也早在 1956 年结婚成家，离母亲而去了。我只觉得心直往下沉。年轻啊有勇气，年轻啊也会做错事，有些错事的结果，让你一生都无法安宁。 小阿婆还在说：“不晓得我等不等得到这样的日子？”声音凄凉哀怨，像喃喃自语，让人心疼。 人是群居的动物，需要朋友和友情，需要交流。小阿婆有一个忘年交是过房女儿豆芽阿毛，平常会过来看她，两人在灶披间说话会说到天黑，饿得我和弟弟喊肚子饿才发现米还没淘。搬来新居后，相距远了，阿毛不能常来看她，小阿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