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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满满糙米饭。再不用风餐露宿，再不用苦等“放汤”，一颗飘泊的心鼓胀成一只彩色气球。
气球只有短暂的美丽升腾，终结是永恒的爆裂破碎。
草台班飘泊江湖，卖艺求生，看重的是一个“艺”字，“一招鲜，吃遍天”，没有真功夫，别进草台班。杨奎官性格暴躁粗犷，课徒严厉峻急，责令徒弟日日站桩托砖朝天蹬，天天喊嗓练曲习戏文，稍有差池，轻则厉声呵叱，重则挥鞭抡拳，娇惯的小男孩，哪里肯忍受捶打鞭笤。幸好，他爱戏，他聪颖，学戏如有神助，稍许习武便有模有样，稍加练唱便有板有眼。
偏偏杨奎官求之切，责之严。他认定十四岁坐科年龄偏大；他坚信小男孩璞玉待凿，鸿蒙待启，响锣需用重锤敲。
棍棒之下，再热爱的事业也会黯然失色。
小男孩的心底萌生出不满和反抗，对师傅又敬又怕，对戏文又爱又躲。畏畏缩缩更招来师傅的拳打脚踢，无情打骂更增加徒弟的内心抵牾。师徒关系，由秋入冬，渐渐凝结成尖利僵硬的冰碴。
腊月岁残，唱戏酬神，草台班忙得像飞转的陀螺。那天，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筛面的铁丝箩一样，旋在大地头顶，筛下零零落落的雪花。雨雪天加重了师傅的腰腿疼，杨奎官令徒弟准备出演《珠帘寨》中的李克用。小男孩没上过台，不敢应承，不能反驳，哼哼哈哈，等师傅再来耳提面命。他不知道，杨奎官安排的是师徒双演，仅仅让他走走开锣过场。午饭过，不见师傅找他，猜测师傅又是威吓之言，反正开演尚早，便滑脚溜出，被相熟者拉入抽签游戏，人声嘈杂淹没了开锣声，待及醒悟，师傅已经救场上台。他不知，这件事触犯了草台班的天条。草台班固守着庄严的从业之道，观众永远是艺人的衣食父母，餐可误，眠可误，上场万万不能误，临场不到等于自砸饭碗。
这就是“艺德”，也是每个跳入草台班就需学习熟记的两个字，也是师傅板子打出来的两个字。
板子落在小男孩赤裸裸的后背屁股上，又快又重又狠。草台班有条规矩，师傅打徒弟旁人不能劝。小丑艺人坐在衣箱上跷起二郎腿，尖声尖气地开导：师傅现在多打你一记，你将来就可以多挣一元钱。
小男孩趴在长凳上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几度跌落黑黝黝的昏沉。
更深夜静，小男孩咽不下满嘴血腥，那是他挨打时不愿喊叫咬碎了唇舌。上海滩长大，新学校就读，小脑袋里游走着朦朦胧胧的渴望，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重。
草台班不是久留之地。他眼前飞快地掠过了火红的辛亥风云、灰色的国民政府官邸、湛蓝色的黄浦江入海口……
冥冥之中，似乎有声音呼唤：你应该去寻找，寻找值得去做一生一世的事情……
他轻轻抽出垫在脑后的蓝印花布头帕，这头帕包过砖，包过石，一直充当他的枕头，一直在他耳边回响萍水相逢的阿嫂的祷告。他从小不奉神，不信鬼，孤身飘泊闯荡，稚嫩的心里奔涌蓝色大海的波涛。他撑起肢体，摩擦出锥心刺骨的疼痛；悄悄落地，拖曳着东倒西斜的步履，绕过横七竖八的地铺，溜出千疮百孔的泥糊毛竹房。
雪野茫茫，洁白清亮的雪，拂去了久久积聚在心头的燥火，柔化了整夜刺激着肌肤的伤痛。他忽然忆及师傅的收留与照顾，想到师傅的暴怒出自恨铁不成钢，怎么能不言不语私自出走呢？
若待天明，再向师傅辞行，师傅能允许吗？会不会再挨一顿暴打呢？
“暴打”两字刚闪，小男孩惊恐地后退，滑绊于一块石子，呀哟哟，身子落地激出低低的呻吟。侧耳细听，板屋内鼾声如潮涌浪击，汪洋恣肆，夹杂着呜咽不清的梦呓。
他沉思片刻，悄没声儿、趔趔趄趄地折回板屋，把师傅给他添置的几件衣裳，包上蓝印花布头帕，送至师傅枕旁。他希望师傅再找个好徒弟，也把头帕和祝福留给师傅和未来的徒弟。
再度出门，步行迟滞，忘不了师傅的恩情。他转过身，隔着门，隔着墙，朝向师傅的铺位，恭恭敬敬，惶恐地一躬欠身，二躬弯腰，三躬深深地至地，几滴歉疚的泪水顺着脸颊，融入雪原。
他永远怀念杨奎官师傅，成名之后，几度重返苏州寻觅师傅踪影。人海茫茫，无缘再聚。
江南雪，酥软缠绵，粘连于衣上脸上，湿漉漉地洇成一片，重了双肩，重了棉鞋，模糊了远远近近的青石板路……
路在何方？人生之路有时只需一粒晨星照耀，然而，那粒皎皎晨星，未能引领他投入戎马生涯，也未能照亮他偶然闯入的草台班舞台。
风飘飘，雪茫茫，黄浦江游出的小小鱼儿，孤身独影，穿行于雪与泥之间，翘首追寻叩问那颗亮晶晶的启明星。
第一部分第2章 转蓬飘泊游子意（1）
1930年元宵节前夕，上海城隍庙沉醉于腊月滋长绵延的喜庆气氛，处处横溢雾腾腾的烟尘，飞溅火辣辣的嘈杂喧闹。
上海的城隍老爷，书载为南宋龙图阁学士秦少游的七世孙、明朝待制秦裕伯，受封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从此安享香火。香火旺，商事兴，上海开埠之前，城隍庙乃是合城士庶唯一的游乐之地。1913年上海诞生第一家游乐场“楼外楼”，不久，法租界上的“大世界”游乐场冠压群芳。南市商人慕其利厚，遂于城隍庙后街福佑路上的“劝业场”旧址，兴建中西合璧的三层游乐场“小世界”。
在沸腾的人海中，游弋着两条小鱼：我父亲和他的游伴邵鹤峰。他俩摇头摆尾地游入了这座嵌入城隍庙内的“小世界”游乐场。
风雪之夜，我父亲私离草台班，晃荡于阊门一带，沦落为游民一族，推黄包车过桥，翻垃圾寻宝，换几个小钱糊口。再饿，再难，决不伸手乞讨。若不是路遇堂表姐，只怕阊门外会多添一具冻殍。
劣子重归上海。我祖母紧紧搂住失而复得的宝贝，生怕一松手，儿子就会像条小鱼从怀中滑走。那年月，女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中年守寡，儿子是后半生的指望和依靠。
我父亲身为帽子店小开，不上学，不习商，终日游逛嬉戏，和弄堂伙伴邵鹤峰形影不离。邵鹤峰比他小一两岁，玲珑身材，清秀面容，常带几分女孩娇俏。一日，他突然神神秘秘地告诉我父亲，自己拜师学申曲，要拉我父亲入门当师兄。我父亲不知申曲为何物，好奇地一同去看新鲜。
“小世界”内，百戏杂陈，二楼有申曲的一席之地，出演的是申曲名生丁少兰组建的戏班。舞台上后幕挂一幅软景，画些山水亭榭，台侧坐敲板操琴者。台上有一桌两椅，台前有一生一旦，一起一落地对唱，几乎和说话差不多。
这么简单，这么直白，这也算是唱？我父亲颇不以为然。
申曲与京昆、梆子、杂耍相比，实在是迟生的小弟弟。初名“东乡调”，或称“花鼓戏”。
大约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由吴淞江与黄浦江两岸的田野阡陌，带着土腥和情爱，带着俚曲俗语和沪江风俗民情，溢入市区，流动卖唱，被官府视作应严厉禁绝的“淫唱花鼓”。伴随上海开埠，它走进茶楼与游乐场，初时自称“本地滩簧”，后于1914年易名为“申曲”。申曲老调偏于叙述背诵，旋律平铺直叙，节奏四平八稳，显得平、淡、温。这种声音与我父亲向往的高亢激越相去甚远。
或许是夜场初开，听戏者稀稀落落，有的像抖去竹布围裙的工匠，有的像卸却袖套的裁缝，有的像刚放下撑竿的船民，也有结伴嬉戏的阿姨好婆。人虽少噪音不小，戏场像茶馆，小贩们叫卖“黄莲头”、“甘草梅子”、“鸡脚鸭翅膀”，跑堂们窜前窜后，泡茶、绞手巾，看客们剥花生壳，吐瓜子皮，打骂小囡……
台下嘈嘈杂杂，台上说说唱唱，糅合成一团浑浊的铁灰色云雾。我父亲拂不开寻不见穿透云雾的清亮声音，便想抽身离去。邵鹤峰扯牢他的衣角，俯耳细语：“台上的女角就是我师傅赵三宝。”
一句话绊住了腿，逗出了迷惑：“堂堂小后生，拜个女先生，啥道理？”
邵鹤峰俏皮地撅起小嘴唇：“不看完我师傅的戏，不告诉侬。”
虚长两岁，意味着迁就和退让。我父亲耐住性子细看小游伴师傅的唱做。那赵三宝身着长裙短袄，脚登绣花鞋，脑后横S发髻油光水滑，耳边“荡荡圈”摇曳生姿，步态婀娜，眼神娇媚，打情骂俏，妙语连珠，恰如一朵泼辣辣怒放的野桃花。她和情郎憧憬着拜堂成亲，多子多福。朴素的愿望垂钓起我父亲的记忆，忆及火车上偶遇的阿嫂，阿姐变阿嫂，平淡家常的演唱中播撒出几分亲切和熟稔。
邵鹤峰拖他去后台见师傅。他惊诧得跌步倒退，台上女娇娘，竟是位天顶早秃的清瘦男子。赵三宝大约粗知他的底细，亲切地牵牢他的手，温声细语地询问他的家世，和颜悦色地要他哼唱几句。我父亲没有透露拜师草台班的经历，也不想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偏偏邵鹤峰揭穿他常常在弄堂里唱京戏，试拳脚。
几个闲散艺人凑近看热闹，嘴里溅出一摊摊花花哨哨的唾沫：“啥地方钻出来的小赤佬，会唱大京戏？”“啊呀呀，吓煞人，还会拳脚，会不会是只三脚猫？”……
赵三宝不理会那些花花哨哨的唾沫，殷切的要求盈盈闪动在他弯弯唇角的笑涡里。
那是真实的笑，温暖的笑，无法抗拒的笑。旁观者的调侃，赵三宝的恳切，调动出我父亲露一手的欲望，他大大方方，轻轻松松，哼出几句西皮原板，摇头晃脑顿足亮相。
围观者张大了嘴，大得足以塞进一只拳头。有的讪讪地退去，有的跷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