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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8月间,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共有16省暴雨成灾,受灾人口5000余万,有近15万人因洪水死亡。8月12日,杜月笙、王晓籁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大张旗鼓地举行募捐,这倒也不失为一件善举。
就在这期间,杜月笙听说称为“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投资的一宗食盐生意在长江里翻了船,损失将近200万。杜月笙得信后,马上指使手下人到该行去存款,等到商业储蓄银行把这些钱放出去后,便让人四处传播谣言,说“商储”亏空了几千万元,银根特紧,董事们正在挖肉补疮云云。
这一谣言一出,市民们惊慌不已,惟恐自己的存款“泡汤”,纷纷连夜到商储门口排起长队,争先恐后地挤兑现金,杜的手下也趁时起哄,前去提款。
最初,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们仗着实力雄厚,不以为然。可三天下来,提取存款竟达总库存的一半。这下董事长陈光甫急得满头大汗,再过几天,存款定然会全部取光!因为这时挤兑的势头仍有增无减。
陈光甫感到背后有人在“拆台脚”,但他无法追查根原,要紧的是先刹住这股挤兑风,于是急忙向中国、交通两行呼救,要求紧急借贷预付提款。多亏两家总经理的支持,陈光甫紧急借来两卡车银洋,但挤兑之势已如决堤洪水,他怎么弄也无法遏制这股狂潮。
到第4天下午,陈光甫已无路可走,急电南京财政部次长钱新之设法解决。
钱新之将商业银行的危机问个明白后,不加思索地说道:“你去华格臬路找杜月笙,就说我请他出面帮个忙。”
当天晚上,陈光甫依照钱新之的指示来到杜月笙府上,好话说到大半夜。
杜月笙自然领钱新之的情。他对陈光甫只说了一句:“明早在开门之前,在商储见。”
次日上午,商储门口突然来了一队小汽车,为首的一辆牌号是“7777”。这是上海市民人人皆知的杜月笙之车。杜月笙等跨出车门,申报存款300万元。
见此状况,如潮挤兑的客户顷刻作鸟兽散。
杜月笙只需亮个相,一场偌大的难关便闯了过来,这令金融巨子陈光甫惊叹不已。
无独有偶,四明银行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明银行创立于清朝末年,名义上是银行,但实际上是一家钱庄,该行由宁波人创办,开始银行行址在宁波路、江西路转角,和广帮的联保保险公司为邻。后来,四明银行从宁波路,迁到北京路、江西路转角的原上海华美书馆的部分基地上。
四明银行的经理叫孙衡甫,他原来是一家钱庄的伙计,但是,工于心计,很会盘算,因而在业务上发展很快,银行最高存款额曾经达到4000万元,成为上海较大的商业银行之一。
第三部分插手于金融业(4)
然而,四明银行以及孙衡甫本人却倒也很有趣。该行经营作风完全沿袭钱庄那一套。孙衡甫性格怪僻,平时深居简出,不大同人交往。孙自以为很有钱,凡事不求人,讨了大小老婆七八个,个个如花似玉,妻妾们整天陪着他,家中人个个嗜好鸦片,烟枪林立。一到时候,老子、儿子、老婆、姨太太人人吞云吐雾。孙衡甫偶尔外出,必要坐上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外加四五名保镖,前拥后簇,好不威风。
除了四明银行之外,孙衡甫还办了一个四明储蓄所,花头也很多,如开办学费储蓄,婚嫁储蓄等,千方百计吸引客户储蓄。他对房地产经营也很感兴趣,用大量资本投入房地产的购买。据说,单就里弄房屋,最多时就曾达1200幢左右。此外,孙衡甫还利用北洋军阀政府金融管理的混乱,发行钞票,作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纸张和印刷很一般。纸张为棉料,浸水即可分为二层。然而,这时上海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都不印2元卷,惟独四明银行印有2元券,故显得十分别致。
但是,四明银行也有触霉头的日子。
1931年底,四明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
由于孙衡甫将银行资金大量收买房地产,一旦碰到这种急煞人的事情,银行就难以招架子。然而,孙衡甫比陈光甫熟悉上海滩的市面行情。危情一出现,他马上只身一人来到杜公馆,把一张50万元的支票交给了杜月笙,要求存入中汇银行,条件是请杜月笙能调剂出一些现大洋,帮助平息挤兑风潮。
杜月笙便说:“这好办,明天早上我就送银元去,保证让那些兑钱的人放心。”
第二天,杜月笙亲自押了100多只箱子送到四明银行门口。
这时,四明银行门口人很多,秩序很乱。杜月笙让人从汽车上搬下一只箱子,打开,说:“各位客户,请不要拥挤,四明有的是钱,请放心!都能兑到大洋。”
说完,他挥了一下手,有一个手下人把箱子打开,人们一看,果然是一叠叠光亮的银元。接着,银行的职员和押送人员一起上阵,把那100多只箱子全搬进了仓库。
挤兑的人一看,四明的实力这么雄厚,怕什么,钱放在这里最保险。于是,人们纷纷离去了。还有些已兑过钱的人听说了这事,马上又回来,把钱重新存了进来。
其实,那100多箱只有前面几箱是银元,后面的箱子里全是石头。
杜月笙的声誉在银行界顿时鹊起,许多银行纷纷来请这尊保护神,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和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
陈光甫为答谢杜月笙的援助,把50万元无息贷款存进了经营不善的中汇银行,还将“商储”的一部分业务转送给他。
杜月笙得此援助,立即扩大“中汇”在实业界的经营范围。
不久,杜月笙被上海滩上的金融巨子们选为上海银行分会的理事。
自此,他白相人的长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金融家”的绅士长衫。
随着中汇银行的兴旺发达,杜月笙的事业与名望跃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战前夕,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70余家。有一些公司还请他出面任董事长。
第三部分禁止日货,于松乔撞墙(1)
正当杜月笙在上海滩飞黄腾达、节节高升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沟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对此,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东北当局,“日军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这种不抵抗政策,束缚了东北军队的手脚,东北锦绣河山很快陷入日军铁蹄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中国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上海人民奋勇投入这个爱国运动。9月24日,上海3万5千名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10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9月26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要求对日宣战、武装民众和惩办失职失地的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10月初,上海各业80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仅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表示了抗日要求。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上海《申报》便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股洪流将杜月笙也卷入其内。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首肯,以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光等人为常务委员,组成了“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后由陶百川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任秘书长。
杜月笙鉴于五卅运动的时候,对于英国人采取经济抵制的策略极有成效,现在他再次建议抗日救国会从“禁止日货入手”,发动对日本人的反抗。抗日救国会迅速地在各重要地点成立了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洋货,检查所人员并采取直接行动,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有所发现,立即加以没收,交给“保管所”去加以储存。
“检查所”和“保管所”需大批的执行人员,抗日救国会除了召募爱国人士和学生义务担任外,主要的人力来源还得靠杜月笙发动自己青帮弟子们,并且,在爱国工人中遴选出大批的干部。———陆京士在上海从事劳工运动多年,他是杜月笙和上海劳工之间的一座桥梁,他负责杜月笙和劳工大众的联系,也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最高顾问,私人代表。
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运动在上海滩上风行。一天,天后宫桥检查所由邮务工会出身,杜月笙的门人于松乔负责。各地检查所、保管所纷纷成立。他和一位名叫刘心权的热血青年,以“射入射马,擒贼擒王”之势,一上来便到“合昌祥”绸布庄抄出两大箱日本棉布。于松乔吩付跟去的检查员将这两箱东洋货充公,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载送到“保管所”去暂行封存。
与此同时,于松乔和刘心权也回到了天后宫桥“保管所”,坐侯好戏开锣。一因为这两箱东洋布大有来头,它的物主,便是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合昌祥的大老板、在上悔商场影响力极大的陈松源。
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