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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找回珠宝，神通广大（2）
此时，汽笛长鸣起来，邮轮已驶进吴淞口了。甲板上，很多人正在往岸上眺望……
远在福建的杨多良正准备启程到上海，接到珍宝丢失的消息，顿时就吓得变了脸色，这可是他为官一生，四处敲榨勒索的全部财产啊！他立刻赶到上海。
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是他的老相识，他请何出面，帮他查找珍宝的下落。何丰林倒也爽快
，对他说：“三天后来听音讯。”
杨多良从往日在福建的经验中得出，只要何丰林出面，事情差不多能解决。但那些珠宝古玩是他一生的心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三天来他一直没睡着，干脆厚着脸皮去何家住了下来了。
３天后，何丰林来到客厅，进门，他无奈地说：
“实在抱歉，老兄，兄弟无能，你的东西实在难以寻找。”
一听这话，杨多良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一屁股坐到地上。
旁边的佣人立刻上前扶起。
“难道，难道，”杨多良结结巴巴地说，“难道就这么丢了！”
“哎！老弟，在上海滩，并不是一切都是我说了算。这就不是你在别处领兵所领教过的了。可以说，谁来都没有办法，它一半华界，一半洋界！”
“没有办法？我这后半生，就这么完了？”说着，这杨多良也不顾自己的身份，竟然当着何丰林的面哭起来了。
何丰林踱了两步：“去找杜月笙吧。杜先生肯定是有办法的。”
这是１９２３年底的事。
当杨多良拿着自己的名片，来到华格臬路２１６号的杜公馆时，心里十分不安。杜月笙的名字他早已听说过，但他不知道杜月笙有多大的能耐，能不能把何丰林找不到的东西找回来，因此他一边走着，心情还是如同死了爹娘一样阴沉沉的。
杜月笙看过杨多良的名片后，立刻把他请进客厅。
杨多良行过礼后，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下。这时，他仔细看了看坐在他对面的这位名震上海滩的人物。
杜月笙突出的特点，便是有一个剃得光亮的大脑袋和两只如树上的蘑菇那样支棱着的耳朵。他的脸坑坑洼洼，很不规则，宛如装满土豆的袋子。杨多良并不知道，这是他小时候常常挨揍的结果。他的嘴唇在突起的牙齿外面绷得很紧，总是呈现出一副笑的模样———其实，这是一种假相，他即使是发怒时也是这样。他的左眼皮耷拉着，好似老在眨眼，有一种挑逗的味道。杨多良实在摸不透，对面这个大耳朵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能耐，能帮他找回这６只箱子，他对何丰林的话半信半疑。
杜月笙倒显得很闲适。他简单问了问事件的经过，即叫来管家万墨林，“打电话给顾嘉棠，叫他快点查一下。”接着，他又问了杨多良在福建任上的事，便吩咐送客。
杨多良临走前，杜月笙说：
“杨先生放心，只要东西一有着落，我立刻派人通知你。请你放心，不会超过今天。”
杨多良将信将疑地回到了旅馆。
事已至此，急也无用。他要了一瓶酒，四个小菜，自斟自饮起来。
过了一个多小时，杨多良酒足饭饱。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现在疲倦从脚底缓缓而来，他昏昏欲睡。
“杨先生是住这吗？”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把杨多良吓了一跳。他立刻开开门。
“我是杜先生的手下顾嘉棠。你的东西我帮你找回来了，请过目。”
说着，他轻轻一摆手，后面进来３个人，一人拎了２只大皮箱，放在了他面前。
杨多良一见６只箱子，不多不少，便激动地抚摸着皮箱：“是我的，正是我的。”
“杨先生，请打开看看东西少不少。”
杨多良一只一只地把６只箱子全部打开，里面各种珍宝和古玩整整齐齐地摆着。他一一过数，全部都在。
“不少！一个也不少！”
“那好，杨先生歇着吧，我们告辞了。”
“别，别走！兄弟我这有点零钱，请弟兄们喝碗水吧。”
当天下午，杨多良带了一尊金佛、一个金香炉、两颗猫眼、一串大珠，来到了杜月笙的公馆。
“杜先生大恩，没齿难忘，这点小意思，万望笑纳！”
杜月笙看了看几样东西，连声称赞说：“果然是好东西！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你带回去吧。”
“哪里哪里，杜先生不要客气。”
“带回去吧。今天，我们就算是交个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开口吧。”
第二部分“有事，找杜先生去！”（1）
许多事实都无可辩驳地说明，１９２４年初的杜月笙在上海滩的青帮中已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在黑社会中的手段和他手中掌握的黑社会的力量使他在整个上海滩的帮会中已变得举足轻重，如同遍及意大利和美国的黑手党的党魁们一样，他的触须已延伸到和正在延伸到各个领域，他已成为上海滩一个地地道道的黑帮教父。
这个时候，上海滩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
“有事，找杜先生去！”
１９２４年春天，浙江发生水灾，在租界里做寓公的孙宝琦等人不甘寂寞，乘机发起了一个“救助乡亲赈灾会”。
孙宝琦，字慕翰，浙江人，前清即为显宦。在北洋军阀时代，曾历任驻外公使、总长、国务总理，在上海滩也算是一个名人。但“救助乡亲赈灾会”成立后，却应者了了。孙宝琦声嘶力竭地搞了一个多月，才收到千把块钱的捐赠。
“救助乡亲赈灾会”轰轰烈烈地开场，寒寒伧伧地结束，孙宝琦觉得脸上实在过不去，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还是找找杜先生吧。”有人向他献策。
“杜先生？是不是杜月笙？”
“正是。杜先生急公好义，如果慕老出马，多了不说，万儿八千的，杜先生定然会慷慨解囊的。”
“他真会这样吗？”孙宝琦将信将疑。
“怎么不能？如今在上海滩，谁有难处都去找杜先生。”
于是，孙宝琦准备了每个重２０两、印度产的“大土”三个，乘车到华格臬路２１６号的杜公馆拜访。
杜月笙看到这位“孙总理”亲自来访，不免一怔。他和他素不相识，此次来访，意在何为？杜月笙不敢怠慢，马上命人把孙宝琦热情地迎进客厅。
孙宝琦寒暄一番坐下后，仿佛不在意地请教：“照目下的行市，不知印度大土每只值多少钱？”
杜月笙说：“目前禁烟甚严，大土久已绝迹，没有行情了。”
“哪里话，我这就有３只。”
孙宝琦说着，吩咐跟班立即到汽车里取来，放在桌上，笑着又说：“以前听说是２００两银子一只，现在算它涨了几倍，也不过千把元一只吧。”
杜月笙连忙说，“这么好的东西，大概绝不止千元一只，怕要２０００块钱吧。”
孙宝琦有些得意，说：“听说杜先生有时喜欢‘香’两口，古人云：‘宝剑献于烈士，红粉赠之佳人’，这就献给足下吧。”
“不敢当，不敢当。”杜月笙连忙说，“让我照价买下来，送给时疫医院，救济病人，为慕老造福罢。”
孙宝琦忙说：“那么，就算捐给善会吧！”他连忙取出捐款簿，摊开放在桌上。
杜月笙吩咐秘书：“写一万元，开张支票给慕老。”
接过支票后，孙宝琦万分感激，兴冲冲地告辞。
谁知上了汽车后，司机却对他说：“孙总理，这３只大土，杜先生已经送回，放在车后座上了。”
１９２４年春，去找杜先生的人除了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外，还有一些普通老百姓。
租界马路对面的一个弄堂里，住着一家王姓居民，家中不幸被窃，两箱子衣服全被偷走了，其中有几件是祖传的“传家之宝”。
王姓居民情急之中，也“去找杜先生”。
杜先生的名声，王姓居民当然知道，但是他会不会帮忙姓王的，王姓居民却觉得实在难说。
当他转弯抹角找到杜月笙时，杜月笙却微笑着说：“让我想想办法吧。”
第二天清早，姓王的起来准备去买菜，开门一看，一卷纸压在一块石头下。拿起一看，是一沓当票和几十块钱。
他不明究里，顾不上去买菜，拿着当票跑到当铺，结果，他那些被盗走的衣服和传家宝全在那里，他用这钱一赎，就把衣服和传家宝全赎了回来。
这时，法租界中，职工大多数是中国人，但他们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在水电公司的法国籍员工，月薪起码有２００多块光洋，而华工却平均只有１２块。公司虽每次都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但都从没有兑现过。
１９２４年３月中旬，水电公司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履行增加工资的诺言。法方不但不理会，反在第二天关闭厂门，拒绝工人上工。
法商水电工会于是决定实行罢工，并正式提出以每人每月增加工资８元，废除罚款制度作为复工条件，法商方面拒不接受。
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几次邀请劳资双方进行调解，法方拒不参加，并且态度异常蛮横。几天过后，法商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