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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刘次沅的解释和计算，可以确知文献中记载的“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发生于日出之际的一次日全食，这是对历史上天文名词“天再旦”的又一次可靠的诠释。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早晨，观测地点在陕西凤翔大郑宫。刘次沅通过天象记录对历史年代“懿王元年”即公元前899年的准确推算，把历史上的帝王纪年年号与公元纪年年号对应起来，从而形成了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惟一的一个精确到年、月、日、时、分的时间概念和支撑点。这项成果的重大意义，除了成果本身对“工程”年代推定的价值外，同时也是一项世界性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
继刘次沅观测推算的这一结果问世之后，在此之前所拟定的关于“工程”所列的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的研究全部完成。
当然，有了以上七个支点，并不意味着“工程”中整个西周列王年代研究的终结。按照此前的课题设置，以上的研究成果还需要金文历谱的验证与支持。同有字甲骨的14C测年一样，将金文历谱应用于年代学的研究，也是国外没有而中国独享的一大特色。
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置“西周金文历谱”这一专题，意在以西周青铜器的类型学为基础，以上述所开列的七个支点为框架，通过西周晚期66条年、月纪时词语和日干支确定的文献与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历谱，以验证西周每个王年的时代。这一专题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久金具体负责。
对以上青铜器铭文和文献七个支点的研究可知，在历谱中，只有懿、孝、夷三位王的在位之年不能确定，但由于此前已经论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懿、孝、夷三王共22年。属于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可排出三王年数不同的几种方案，结合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中的人物关系，工程专家组认为以懿、孝、夷分别在位8年、6年、8年为最佳方案，孝、夷元年分别为公元前891年和公元前885年。
为了验证金文历谱的可信度，“工程”将其王年与西周考古14C测年对照，发现两者年代基本吻合。
从上表可以看出，整个西周列王的年代自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起，一直到曾制造了著名的“烽火戏诸侯”荒唐之举的那位幽王的覆亡，每个王的年代全部列出，整个西周的时间跨度为275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文献专题组的研究，关于西周的积年，两汉以后的文献记载分歧很大，且多不可靠，较可靠的先秦文献所载的西周积年在270年至290年之间。因而，以上利用几个学科交叉推出的275年，应是合乎文献记载和历史真相的。至此，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设置的整个西周列王年代的推算已全部完成。
第十章 当惊世界殊（1）
学界大检阅
经过200多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预定的第一至第八个课题的结题工作，于1999年春季基本完成。由于8个课题的结果是根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和路线多层次建构而成，就需对各项成果进行一系列分析研究，并进行整合、匹配，才能建立起整个夏商周三代的总体年代学框架。为此，“工程”在启动之始，就专门设立了“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课题，对各种成果进行收集、审查、分析、比较、研究，最后获取一个尽可能相互趋同并合乎历史真实的总成果。
自1999年5月中旬起，各课题、专题成果基本得以汇总，以李学勤为首的“工程”首席科学家，一面进行成果研究整合，一面着手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以下称《简稿》）的起草工作。
1999年8月，“工程”召开专家组会议，就完成的《简稿》进行审议。在长达7天的讨论中，专家们对《简稿》的部分内容和观点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工程”首席科学家与起草小组对《简稿》文本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和修改，进一步形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此稿就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研究途径、实施情况，以及各课题、专题的研究成果等作了简要而较全面的介绍，并附有《夏商周年表》。该年表中，所列的几个大的年代支点是：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之年为公元前1300年，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在这个大的框架之内，还有商后期与西周各列王的年数。
在成果正式对外公布之前，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由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科技史学会，会同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1999年9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联合举办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学术报告会”，就“工程”制定的《简稿》广泛征求学界的意见。受邀请的200多位专家、学者，满怀期望与惊喜之情，纷纷从22所大学与30多个科研单位云集会场，聆听“工程”报告并参加研讨。面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与会的200多位专家、学者群情激昂，精神振奋，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他们认为，这些成果体现和代表了当今年代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工程”所采取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学术探索，在自身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对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工程”成果所体现的众多专家、学者相互合作的群体意志和团队精神，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几位代表又根据自己参加“工程”成果研讨的体会作了典型发言。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说道，我没有具体参加某个课题组，只是断断续续地参加了一些课题的研讨会议，对工作中的一些情况直接地，或是间接地有一些了解。我所知道的，是课题组的同事接到任务以后，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挚热的事业心，积极高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孜孜不懈、勤恳拼搏。不论在考古工地还是在室内，都认真负责地探索和求索，以求真谛。“工程”200多位专家、学者在几百、几千个日日夜夜，终于在大量资料中，历史性地、全面系统地整理了夏商周三代发展过程的主要数据和积年的范围，取得了阶段性的辉煌成果。这些成果，是所有参与“工程”的同志们辛勤劳动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我们表示敬佩和庆贺。
当然，在充分肯定“工程”成果的同时，学者们也对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毫无保留地提出了改进意见。如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范毓周教授用形象的比喻说道，关于历史年代问题，就好比是一串断了线的珍珠撒在了河水里，随着河水的冲刷和泥沙的淹没，珍珠的位置更加散乱。现在要把这些已过去几千年的珍珠重新捡回来，其难度可想而知，而要想全部捡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一部分捡了回来，重新串连，也不一定是原来的顺序了。因此，对我们的成果要谨慎对待，建议“工程”报告在处理有关学术问题时，参考外国年代学研究的方法，不要追求惟一解，可采用“最优解”、“次优解”、“待解”、“无解”等有分寸感的提法。只有这样，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范毓周教授的意见，一直从事国外古文明研究的刘健博士表示赞同，她除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国外年代学研究及年表处理的情况外，同时提出，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研究，依据材料的多少而对具体年代作不同的判断是一种常规。如两河流域的年代学研究中，关于公元前1000年的年代，由于天文记录、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的有关记录相互吻合，因此，绝对年代就得以明确。而对公元前2000年的年代学，由于材料较为缺乏，就只能提出框架。至于公元前3000年的年代，由于城邦林立，很多年表不统一，考古材料又太少，因此，相关的年表只能冠以“大约”字样。再如，对同一考古材料提出不同见解，也是正常现象。正因为如此，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研究者在处理一些具体年代时，往往采用上限、中限、下限，或早期、中期、晚期等体系，而且这种体系又往往以学术专著或学术论文的形式发布。刘健认为，以上两点，值得“工程”参考和借鉴。
第十章 当惊世界殊（2）
这次为时3天的学术会议，标志着学术界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一次大检阅的同时，也体现出与会专家对“工程”寄予的殷切期望，对该成果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无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科学进程的里程碑
1999年10月18日，“工程”召开了专家组组长会议，对收集到的意见作了归类和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案。 “工程”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已有成果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2000年5月11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邓楠、陈佳洱、韦钰、张文彬、江蓝生、刘恕、钱文藻（代表路甬祥）等领导小组成员，以及“工程”特别顾问李铁映、宋健等，共同听取了“工程”专家组的汇报。与会的领导人员对“工程”所进行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学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宋健在《喜颂初获，不恤闲言》的讲话中说道：关于中国古代史，已经争论了2000多年。三代年代学的难度之大是众所周知的，当年孔夫子作《春秋》，就战战兢兢，没有把握，并产生了“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感慨。但是，2000多年来，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探索，成为中华民族历代学者和仁人志士所追寻的科学理想和怀有的伟大志向。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