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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对男女到我们办公室里来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男的是医生,在平日也
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时的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恋恋
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淡绿绸
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
微笑,招得我们全笑了。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
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
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
,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云,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
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战后精神状态,一九二○年在欧
洲号称“发烧的一九二○年”。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
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
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
,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素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我们天天上城买东西,名
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无怪大
多数的女人乐此不疲。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份的
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了下流的,反常的。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
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
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
渐渐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
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
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
有这样馋嘴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
在这狂欢的气氛里,唯有乔纳生孤单单站着,充满了鄙夷和愤恨。乔纳生也是个华侨同
学,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他大衣里只穿着一件翻领衬衫,脸色苍白,一绺头发垂在
眉间,有三分像诗人拜伦,就可惜是重伤风。乔纳生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他最气的便是他
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
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他投笔从戎之际大
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