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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远方一辆火车进站了，这是一趟前往徐州的火车，在这里只停车两分钟。我默默地走到药不然身后，一拍他的肩膀，药不然回头一看是我，一愣神。我飞快地从他手里拿过信封，跳上火车。乘务员在我身后砰地把车门给关上了。
我隔着车窗冲他挥了挥手，药不然张嘴说了句什么，不过我也听不清楚。等到火车离开安阳站，我捏了捏信封，里面厚厚的一沓，钱还不少。药不然在这点上还是挺靠谱儿的。
这趟火车是慢车，见站就停。我没多做停留，在下一站汤阴下了车，然后换了一辆长途公共汽车一路坐到新乡。这样一来，即使药不然无意中说漏了嘴，他们也琢磨不到我去了哪里。
我从新乡转车到郑州，连夜买了一张汽车票到西安。西安我曾经去过一次，那还是在小时候，我父母带我一起去的，那时候连兵马俑都还没发现呢。当时父母是带学生去考察，我在家里没人带，所以索性把我也一齐带去了。我从一个博物馆跑到另外一个博物馆，看过什么东西早就忘了，只记得母亲给我掰了一整碗碎碎的羊肉泡馍，吃得无比香甜。我还拉着母亲的手去了乾陵、大雁塔、华清池，还在父亲那群学生的帮助下爬了一小半华山。那是我为数不多的快乐记忆之一。
等一等。
我在西安的记忆里，找不到我父亲的身影。我在卧铺上一下子睡不着了，拼命在记忆里搜寻，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去了哪里。西安的记忆里除了吃、玩就是母亲和那些学生，父亲好像只在抵达和离开的时候才有印象。
他到底去了哪里？
一个惊人的念头钻入我的脑海：难道……他去了岐山？
对许一城之谜来说，岐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点。
从郑国渠透露给我的消息可知，岐山县是整个1931年探险的起点。而且在许一城和木户有三出发前一个月，郑虎来到这里为许一城打造了一件和关公有关的青铜器。我不知道郑虎和木户有三有没有见过面，不过他铸造的那件与关公有关的东西，一定跟许一城和木户有三二人的失踪息息相关。
而且我手里还握有另外一个信息，一个只有我才知道的情报。那本《素鼎录》的笔记里，在序言中曾经提到，这本笔记乃是味经书院刊书处高手所制。味经书院是清末民初期间陕西五大书院之一，位于泾阳，刊书处是其下属，乃是陕西早期的出版机构，出过许多维新书籍。
我查过相关资料，味经书院早于光绪二十八年并入弘道学堂，而刊书处也随之撤销。其中一部分转为民营，在民国一直以装帧为业，仍以味经为名——而这个刊书处，就位于岐山。
这两则消息单独来看，都没什么意义。但把它们合起来研究，两条线索却都汇聚到了岐山这个交汇点。他们在这里出发，笔记也是在这里制作。我觉得要解开1931年之谜，岐山是必然要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单独行动的原因。
从西安到岐山并不远。说不定当初我父亲来西安，也是为了前往岐山去处理什么事情。虽然他从来没在我面前提及过许家从前的事，但我能感觉得到，那些事一直萦绕于心，他从未忘怀。他临终前留下的“悔人、悔事、悔过、悔心”，一定与此有关。
我在西安找到了一个父亲以前的学生，也是当初来西安考察的学生之一。他告诉我，那次考察期间，许教授确实离开过队伍，大约三天时间，说是去附近一个县文物局见一位老朋友，但具体去哪里没提。我问他，我父亲的专业并非田野考古，为什么突然想来西安考察？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这次考察来得特别突兀，似乎是许教授自己主张的，路费都是自掏腰包，没有从大学走费用。
听起来，我父亲似乎从一开始，就是打算去岐山，西安考察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我临走之前，那学生问了一下我父母平反的情况，一阵唏嘘，说许教授是他见过最好、最低调的老师，这样的人居然在“文革”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
“许教授被整这件事特别突兀，一夜之间，就出现了批斗他的大字报，落款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当时群情激奋，也没人想过。后来我问过一圈才知道，他们都不承认是自己贴的。后来抄家的时候，更是没人知道是谁挑起的头——因为许教授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他自己从无任何私藏。”他告诉我说。
我点点头，这些情况我都调查过，但没什么结果，只好归咎为“文革”时的混乱。
带着满腹的疑问，我从西安先向东到宝鸡，然后再折回西边，坐短途公共汽车来到了岐山县。在这里，我不光是寻找爷爷的足迹，还要寻找父亲的痕迹，一时间觉得肩上的重担沉甸甸的。
岐山地处内陆山边，还没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仍旧保持着古朴的风貌。县城里没有多少高楼，街上多是马车和自行车，很少看见汽车，远处隐约可见巍峨的秦岭山脉。不过我对岐山却一点不敢小觑，这里号称青铜器之乡，出过大盂鼎、毛公鼎这样的国宝，文化底蕴丝毫不逊于河南。当初我们白字门把持金石这一行当，岐山绝对是重镇之一，我祖父和我父亲选择来这里，丝毫不奇怪。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岐山当地的青铜器水平也很高，我爷爷许一城为何不嫌麻烦地从河南借郑虎过来铸什么关公像呢？
我在县城里找了家小旅馆住下，吃了一大碗岐山臊子面，租了一辆自行车，然后打算先去当地文物局看看。可当我骑到文物局门口，刚要锁车子时，却在门口看到了个熟悉的身影。
木户加奈！
我急忙把车子锁好，闪身躲在门柱旁，心里一阵惊骇。这女人不待在北京，怎么跑这里来了？
木户加奈这次穿的是一身浅绿短装，头戴凉帽，像是很专业的野外考古人员，和在北京见到时的书卷气大不相同。跟随她走出文物局的还有三个男子，看样子是文物局的领导。他们谈笑声音很大，且说且走，一齐钻进一辆桑塔纳里。
她在登车之前，似乎有所感应，有意无意地朝这边瞥了一眼，吓得我赶紧把头缩回去。
“喂，你在这干啥呢？”门房老大爷看我形迹可疑，走过来大喝一声。我吓了一跳，生怕被木户加奈他们听见。老大爷不依不饶拽着我袖子，我看桑塔纳开远了，才回头解释说找文物局的人有事。老大爷非要我出示证件，不然就报警。我急中生智，拿出那龙纹爵说：“我是来捐献文物的。”
老大爷一听，态度立刻变了，热情地把我带进收发室，还倒了杯热水给我，水面上还漂着点茶末。老大爷说以前农民们觉悟高，在地里刨出点东西，都捐给国家，现在都卖给那些古董贩子，文物局一年也收不上来几件文物。
我随口虚应着，心里琢磨开了。木户加奈当初告诉我们，木户有三没有留下任何关于1931年之行的资料。可她现在无缘无故出现在岐山，说明至少在这件事上，她撒了谎。木户有三在日本肯定明确提及过，岐山是1931年空白的起点。所以在我们去查付贵、郑国渠那根线的时候，她自己却偷偷跑来这里。这个女人啊，自己的小算盘打得可真响。
现在在这小小的岐山县里，我们两个成了竞争对手。我不清楚她手里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情报，但我手里也有独家秘闻，而且她在明，我在暗，两下扯平，算是势均力敌。
老大爷看我想得入了神，连唤了几声。我回过神来，问他这岐山县里，有没有和关公有关的东西。老大爷端起茶缸子，得意地说，别看他就是个看门的，好歹也是文物局的正式编制，这岐山县里的各处名胜，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老大爷说关帝庙在岐山少说也有十来座，问我到底要看哪一座。我说要没有供奉着铜像，而且比较老的。
老大爷仔细想了想，摇头说不知道。
我又随便聊了几句，拿起龙纹爵要走，老大爷问你不是要捐献吗？我给你叫个研究员来。我心想这若是交出去，等于是通告全国我在岐山了，赶紧找了个借口溜掉了。我刚一出门，就被人猛地拍了下肩膀。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发现是个陌生人，戴着副蛤蟆镜，穿了身花衬衫，头发还留得稍微有点长，半潮不土的。
他嘻嘻笑着开口说：“同志，去文物局捐献文物啊？”我没想理他，转身就想走，他赶紧把我拦住了：“是不是人家不让你进？哎，同志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时代啊，不时兴捐献了，开放搞活，商品经济。你想啊，捐给国家，人家就发你一个奖状几百块钱就了不起了，你给我看一眼，我保证给你这个数儿。”说完他伸出三个指头，犹豫了一下，又伸起一个。
我唇边浮起笑意，知道这人什么来头了。专门有那么一批掮客，在陕西、河南这些古董大省的农村与各地文物局门口转悠，看到有当地人抱着东西，就过去搭讪，连蒙带骗以低价——但在当地人眼里算很高了——买入，一转手拿到北京上海甚至国外，这价就得翻了几十倍。这叫套宝，本质上跟捡漏区别不大。
我为了不引人注目，故意买了一套当地农民穿的外套，比较土气。估计这位是把我当成献宝的农民了，所以凑上来就是那一套说辞。我本想拒绝他，但转念一想，倒不如趁这个机会混进岐山古董圈子，看能不能多摸些情报。于是我冲他笑了笑：“我是有件地里头挖出来的绿东西，想看看有人收没？”
那位眼睛一亮，绿器非富即贵，连忙拽着我胳膊道：“这儿人多眼杂，咱们找个安静地方说话。”我骑上车子，跟着他来到一处小饭店的后院，旁边就是个泔水桶。这位自称叫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