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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安：我也担心这个，但是不敢往这方面想。为了小女儿，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不敢想象大女儿（也有病），都不敢想。我只是带她到乡卫生院做了常规检查。我大女儿老说肚子痛，医生说她左边的肾有囊肿迹象。我当时听了，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多好。
子墨：可是大女儿已经有了肾囊肿，不给她做检查，万一以后病情再严重呢？
刘桂安：这个我也考虑过，但是经济不允许，小女儿随时有生命危险，现在不允许我再分精力财力去给大女儿做尿镉检验了。新马村出现的大面积镉中毒事件也引起了各级环保部门的重视。某部门的专家前来取了土样、水样以及蔬菜、谷子的样品，拿去化验。一个多月后检测结果出来了，但具体检测数据截留在镇政府，对村里只有口头通知。口头结论大致为六点：
1。空气含镉高；
2。土壤本身含镉；
3。龙腾公司排污口及周围土壤含镉高于新马村其他土壤；
4。谷物及叶子菜不能吃，只有瓜果能吃；
5。水中不含镉；
6。龙腾公司的排污不达标。
子墨：有没有人告诉你们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
史毛秀：政府告诉我们，说当地的大米不要吃了，带青叶子的蔬菜不要吃了，最好连土地也不要耕种了。听说瓜果的超标好像少一点，但是化验只说青叶子蔬菜不能吃，瓜果能不能吃，我们也不知道。
子墨：水的问题怎么解决？
史毛秀：政府宣布水是能吃的，我们老百姓有一点信不过，又没有给我们看化验结果。以前听说化验了100多口井，好多井里的水都不能吃。但是化验结果不给我们看，硬说水能吃，我们老百姓也不敢吃，因为水打出来以后，是紫蓝色的。2006年4月12日，当地政府要求村民停止饮用地下水，改为每天几次为村民免费不限量地发放纯净水。但是政府的送水行动在3个月后就停止了，宣布这里的地下水又能喝了。村民都信不过，他们不敢喝自家井里的水，大部分人家每天一个重要工作是到外面去打水或者买水，但这样的水只能用来喝，洗漱等生活用水还是用的自家井里的水。
子墨：政府那段日子每天送多少水过来？
史毛秀：8车子吧，市里的洒马路的车子，8车。
子墨：够用吗？
史毛秀：还可以。
子墨：为什么会停掉呢？
史毛秀：说这个水能吃了就停掉了。
子墨：水能吃吗？
史毛秀：老百姓不放心。有的托熟人去化验，发现镉超标、铅超标。化验的人说，这水千万不能吃。现在我们要从几千米以外的地方挑水吃。有摩托车的，就买个塑料水桶，搭在车上，运水回来吃。“水土水土”，息息相关的，土不能耕种水能吃吗？污水都流到我们井里去了，老百姓不敢吃的。
子墨：外面买水要多少钱？
史毛秀：25千克一桶的水，一元一桶。然而，土地不能耕种，买水需要花钱，村民的生活难以维持。新马村的部分村民就以便宜的价钱把有毒的农作物卖到市区去，然后再从市区以市价买上足够食品回家，被污染的食品正在扩散。政府尽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阻止村民的这种做法，但求生的本能使得良知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子墨：村里有多少人把自己家里的菜拿到外面去卖？
史毛秀：我们有个居民点专门以种菜为主，他们全部把菜拿到外面去卖，大概有几十户人家吧。还有其他地方，有一半以上的村民全靠卖菜为生。
子墨：有人买你们的蔬菜吗？
郑新云：有，挑到市里面去。
子墨：为什么自己家里人不敢吃？
郑新云：市环保局说有毒。
子墨：那你卖给别人呢？
郑新云：我没有办法啊。
子墨：政府阻拦过吗？
史毛秀：阻拦过，让我们不要把菜拿到市场去卖。城里人说，新马村的菜卖到我们市里，毒我们的居民。就到市政府去闹，政府发号施令，让乡政府把我们的菜都收了，收走一车子一车子的，都扔掉。但是老百姓为了生存还要接着卖菜。
子墨：这样做不觉得违背良心吗？
史毛秀：良心是违背了一点，但是政府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就不会这样卖菜了。不然老百姓以什么为生？政府不解决问题，我们没有办法。
子墨：有没有想过别人吃了这些菜会怎么样？
史毛秀：想过，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啊。如果政府帮我们解决问题，或者让我们吃低保，或者一户人解决多少钱，我们就不会种菜卖菜了。我们老百姓怎么办啊？没有办法，还是要依靠政府，政府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我们可能会上京告状，我们得生存。
子墨：向政府反映过这些问题吗？
史毛秀：反映过，我们上访市政府已经6次了吧。
子墨：政府的答复你们满意吗？
史毛秀：肯定不满意，满意我们就不上访了，一去就是五六百人。子墨点评： 对于我们的到来，新马村的村长和书记似乎并不欢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两个人都婉言谢绝了采访要求。事实上，新马村的村长和他自己的儿子都是尿镉超标。而且村长还曾经公开地表示，他最关心的就是孩子们在将来出现性功能方面的障碍以及有毒的食品正在向外扩散的问题，因为谁都不知道在市场上出售的稻谷和蔬菜会流向哪里？又会危害到哪些人群？但愿新马村的村民可以早日了解到污染的真相，并尽快得到及时有效而且是合理的救治。
断落的手指：珠三角工作报告
谢泽宪，广东商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近年来，她带领上百名学生，对顺德、中山、东莞、惠州、深圳和广州6个珠三角城市的39家医院、582位工伤患者进行调查走访，结果触目惊心。据统计，仅每年发生在该地区的断指事故就达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他们历时3年实地采访写就的《珠三角“伤情”报告》仅仅揭开了事情的冰山一角。子墨：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对珠三角的工伤情况进行调查的想法？
谢泽宪：2002年9月，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就放下了手头工作去了解真相。之前看过一些资料，说顺德、中山、东莞、惠州等城市的工伤情况最严重，尤其是东莞和深圳。这两个城市的外来人口比例很高，深圳1000万人口中，有户籍的人口只有100多万，80％以上是外来流动人口。
子墨：为什么受工伤的都是外来人，本地人口的受工伤可能性很小？
谢泽宪：珠三角的经济是靠“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起步的。政策的开放，香港和台湾资金的注入，使这些当时以农业为主的城镇迅速工业化，迅速致富，迅速繁华。这个过程很短，不到20年。大量外省农民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这里，形成所谓“民工潮”。机械制造业第一线的产业工人现在都是外来人口，本地人几乎不做这个事情。按我的研究，不光珠三角，整个广东省的绝大部分劳动力都来自外省。本地劳动力与外省劳动力相比，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了。珠三角的经济就是在民工离乡进城与外来资金不断注入的刺激下发展起来，出现了诸多我们以前看不到的现象。这种以前不易看到的现象，就是大面积和频频发生的工伤事故。据统计，珠三角71。8％的企业发生过工伤，工伤数字以每年3万～4万人的速度增长。其中，来自农村乡、镇和县城的工伤者分别占工伤者总数的70。2％、15。4％和10％，城市户籍职工受工伤的只占4。3％，大城市的工伤者占1。6％。谢泽宪：工伤情况非常严峻，而且面积很大。据我们的调查，70％以上的工厂都有工伤问题，且工伤比例很高。这些受伤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多数未婚。也就是说，他们刚开始在人生路上起步，就遭遇到了工伤这种残酷的伤害和打击。此外，86％的工伤者都是男性，因为男孩子从事机械制造业的比较多，珠三角又是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男工比女工多。我们调查的行业如小五金、家具等，这些行业的受伤者大多是男性。
子墨：受伤的部位集中在哪儿？
谢泽宪：手指和手臂。机械制造业主要用手。发生工伤最直接的原因是机器压伤和割伤，受伤部位最多的是手指。在谢泽宪调查的582名受伤者中，401人手指受伤，占受伤者总数的69％，受伤手指765个。1998年，仅深圳龙岗和宝安两地对外公布的断指个案就1万多宗。然而令人心酸的是，每天冒着断指危险工作的工人们的报酬竟少得可怜。根据广东省总工会2005年初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76。3％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而他们的生活成本却达到每月500元左右。子墨：受伤的工人的收入水平高吗？
谢泽宪：工资水平似乎比农民工还低。平均可能在700多元，甚至低于这个水平，挣100多的也有。
子墨：为什么他们的工资会比农民工还低？
谢泽宪：工伤受伤者这个群体可能多是刚刚进城，没有技术，年龄又小，资历又比较浅的人。因为工资水平跟他的技能水平和岗位相关。那些容易受伤的人普遍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缺乏城市阅历和工作经验，学历可能也比较低。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工伤事故频发的原因首先是部分企业机器设备陈旧老化。很多在国外被淘汰的机器设备却被珠三角“引”了进来。据媒体报道，法院对深圳一家港资企业进行查封拍卖时，发现该企业的设备是20世纪20年代出厂的，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此外，工人缺乏技术培训、仓促上岗，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据统计，在珠三角地区工作一年内就发生工伤的占75％。其中，新上岗仅一个月就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