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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我今天还能顿悟到这一点！
这顿悟使我心田生长一派感激的茵绿草地！
生活，我感激你赐我如此这般的人生大幸运！
我向我人生中的一切好人三鞠躬！
让我借歌中的一句话，在一九九八年底祝好人一生平安！
我想——心有感激，心有感动，多好！因为这样一来，人生中的另外一面，比如嫌恶、憎怨、敌意、细碎芥蒂，就显得非常小气、浅薄和庸人自扰了……
再祝好人一生平安！
怀念赵大爷
“赵大爷不在了……”妻下班一进家门，戚戚地说。
我不禁一怔：“调走了？还是不干了？”
“去世了……”
我愕然。顿时想到了宿舍区传达室门外贴的那张讣告——赵德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四月十四日晚去世，终年六十岁。行文简短得不能再简短……
那天，我看见了讣告。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赵德喜是赵大爷。此前我不知他的名字。当时我驻足讣告前，心想赵德喜是谁呢？我怎么不认识呢？
我许久说不出话，一阵悲伤袭上心头。
以后的几天里，我的心情总是好不起来……
赵大爷是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勤杂工。也是长期临时工。一个一辈子没结过婚的单身汉。一个一辈子没有过家的人。只在农村有一个弟弟……
一九八八年底，我刚调到童影，接到女作家严亭亭的信，信中嘱我一定替她问赵大爷好。她在童影修改过剧本。赵大爷给她留下了非常善良的印象。
童影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称他赵大爷。我自然也一向称他赵大爷。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有次我和他打招呼，他挺郑重地对我说：“可不兴这么叫了，你老父亲比我大二十来岁，在老人家面前我算晚辈呢！”我说：“那我该怎么称你啊？”他说：“就叫我老赵吧！”我说：“那你以后也不许叫我梁老师了。”他说：“那我又该怎么称你啊？”我说：“叫我小梁吧。”过后他仍称我“梁老师”，而我仍称他“赵大爷”。
儿子有次写作文，题目是《我最尊敬的一个人》。
儿子问我：“爸，谁值得我尊敬啊？”
我说：“怎么能没有值得你尊敬的人呢？你好好想！”儿子想了半天，终于说：“赵大爷！”我问为什么。儿子说，赵大爷对工作最认真负责了，一年四季，每天早早起来，把咱们周围的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年开春，赵大爷总给院里院外的月季花修枝、浇水。每年元旦、春节，人们晚上只管放鞭炮开心，而第二天一清早，赵大爷一个人默默地扫尽遍地纸屑。赵大爷总在为我们干活儿……
儿子那篇作文得了优。记得我曾想将儿子的作文给赵大爷看。为的是使他获得一份小小的愉悦。使他知道，一位像他那样默默地为大家尽职尽责服务的人，人们心里是会感激他的。起码，一个孩子在父亲的启发下，明白了他便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可是后来我没有这么做。不是想法改变了，而是忘了。现在我好悔。赵大爷是该得到那样一份小小的愉悦的，在他生前。
赵大爷无疑是穷人中的一个。五年多以来，我从未见他穿过一件哪怕稍微新一点儿的衣服。我给过他一些衣服，棉的、单的、毛的，却不曾见他穿。想必是自己舍不得穿，捎回农村去了吧？他不但负责清除宿舍楼七个门洞的垃圾，还要负责清除厂里的垃圾。他干的活儿不少，并且是要天天干的。哪一天不干，宿舍区和厂区的环境都会不大一样。据我所知，他每月只拿一百五十元。在今天，每月只拿一百五十元，干他天天必干的那种脏活儿，而且干得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的人，恐怕是太难找了！
干完他应该干的活儿，他还经常帮人修自行车。他极愿帮助别人。据我所知，他大概是个完全没有文化的人。然而在我看来，他又是一个极其文明的人。一个极其文明的穷人。我从未见他跟谁吵过架。甚至从未见他和谁大声嚷嚷过。一些所谓有知识有文化的文明人，包括我这样的，心里稍不平衡，则国骂冲口而出。我却从未听到赵大爷口中吐出一个脏字。我完全相信，在别人高消费的比照下，穷是足以使人心灵晦暗的。然而在我看来，赵大爷的心灵是极其明澈的。似乎从没滋生过什么嫉仇或妒憎。他日复一日默默干他的活，月复一月挣他那一百五十元钱。从不窥测别人的生活。从不议论别人的日子。他从垃圾里捡出瓶子罐头盒，纸箱破鞋之类，积聚多了就卖。所得是他唯一的额外收入……
这使我养成了习惯，旧报废书，替他积聚。就在他去世前一天，我还想，又够卖点儿钱了，该拎给赵大爷了……
每逢年节，我都想着他，送包月饼，一盘饺子，一条鱼，一些水果什么的……
赵大爷，我心里是很尊敬你的啊！你穷，可是你善；你没文化，可是你文明；你虽与任何名利无缘，可是你那么的敬业，敬业于自己扫院子、清除垃圾那一份脏活儿……
你就那么默默地走了，使我直觉得欠下了你许多……
好人赵大爷，穷人赵大爷，文明而善良的穷人赵大爷，干脏活而内心干净的赵大爷，穿破旧的衣服而受我及一家人敬爱的赵大爷，我们一家，和在传达室每日与你相处的老阿姨，将长久长久地缅怀你……
朱师傅一家
赵大爷死后，朱师傅来了。接替赵大爷，成为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的管理员。职责和赵大爷一样，担负环境卫生及安全。
朱师傅可能比我年龄小七八岁，安徽农民。自然，他住在赵大爷住过的小小门房里。门房约十平方米左右，隔为两间。外间是收发和传达，朱师傅住里间。小小门房一分为二，里间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窄桌外，也就没什么余地了。
收发和传达另有人负责。地方也特别小。所以朱师傅的起居，客观上就限定在里间了。
别人都叫他朱师傅，或叫他老朱。他年龄明明比我小，我叫他老朱自觉不合适，故也随年轻人们叫他朱师傅。他则随年轻人们叫我“梁老师”。
有次我说：“朱师傅，别叫我梁老师，叫我老梁。”
他愣了愣，却说：“那哪儿成呢？那么多人都叫你梁老师，我怎么能叫你老梁呢？”
我说：“那就叫我晓声。不是也有那么多人叫我晓声吗？”
他说：“他们是你朋友啊！”
我说：“那你也当我是朋友嘛。”
他说：“行，梁老师，以后我就当你是朋友！”
直到现在，他仍叫我“梁老师”——虽然，我这方面觉得，他已经拿我当朋友了。看来“梁老师”他是叫定了，没法儿要求他改了。
和赵大爷一样，朱师傅也是极有责任心的人。我们宿舍楼周围的环境卫生一直挺好，人们都是比较满意的。这受益于朱师傅的责任心和勤劳。
记不得从哪一年起，朱师傅的女儿朱霞来了。朱霞已经是大姑娘了，二十一二岁了，但看去仍像少女。自幼患了小儿麻痹，一只手有些残疾。人们都很喜欢朱霞，我也喜欢地。她是个有礼貌又懂事的姑娘。人们也都很惋惜她的病，都希望她的病能在北京治好。
不久朱师傅的妻子和儿子也一道来了。他妻子是位质朴的农村妇女。她随朱师傅叫我“梁老师”，而我称她“嫂子”，这在辈分上是颠倒的。其实我应叫她“弟妹”。但我不习惯那么叫她。而她呢，既然我称她“嫂子”，她似乎也就只有姑妄听之了。
朱师傅的儿子比朱霞小两岁，叫朱凡。朱凡是个清秀且聪明的农村小青年。比少年大不点儿那类青年。
朱师傅常替人们修自行车。朱凡从旁看了几次，会修了。遇有谁家的自行车坏了，推到门房外，请朱师傅修，倘若朱师傅没时间亲自修，便将“任务”交待给朱凡。往往还要严肃地叮嘱：“要认真修啊，不许对付！”
我曾对朱师傅说：“朱师傅，别不好意思，要收钱。”
朱师傅笑着说：“那哪儿行呢？那成什么事儿了呢？”
我也曾对朱凡说：“你爸不好意思收钱，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要收！”
朱凡也和他父亲那么憨厚地笑，不吱声儿。
“朱霞，你收！”
朱霞也笑。
“嫂子，他们都不好意思，你出面收！在这一点上不必学雷锋，不必搞无偿服务！”
她同样憨厚地笑。
我也曾暗中对某些关系亲密者打招呼——“咱们都不要让人家朱师傅白修车啊！”
人们都说对。
其实街口就有修自行车的。但那修自行车的天一黑就收摊了。住在楼里的大人们或学生们，往往晚上了才想起自行车有毛病，怕影响第二天上班上学，于是只有求助于朱师傅。而朱师傅从来有求必应。即使自己没空儿，也是先应下来，让儿子修。尤其冬季的晚上，不能把自行车搬屋里修，只能将电灯拉到外边，冻手冻脚地修……
这不给几元钱真是让人过意不去。
但据我所知，他们是从来不收钱的。非塞钱给他们，反而会搞得他们非常窘。
我妻子的自行车，我儿子的自行车，他们也不知贪黑给修过多少次了。
我们也只能送些东西，变相地表示感谢。
朱霞曾在北京住院治过病，厂里为此发起了募捐。或多或少，是一份心。总之几乎都捐了。捐的都很情愿。证明人们对朱师傅和他的一家都是很友善的。也证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
原本仅容得下一张床的传达室里间，四口之家是显然的，绝对的没法儿同住的。但这世上在一些人看来是显然的，绝对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们，往往也就不那么显然不那么绝对了。正所谓事是死的，人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