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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刘说，坏了就是坏了，还有什么真坏假坏？
二宝也凑到跟前，压低了声儿问，大刘你说实话，是不是真坏了？这事可不能赌气。
大刘说，真坏了。
二宝说，今儿是大年三十，革命化的春节全仗你这电影了，你要想明白，上边怪罪下来，也许就不单单是音箱的事了。
大刘说，我怕什么，谁弄坏的追谁呗。
二宝说，你可真浑啊，就算是三定弄坏的，你能逃得脱吗？丢下机子撒手不管了，第一就得追你的责任！
大刘怔了一会儿，只好说，算我倒霉，我再试试，要真修不好，可就怪不得我了。
大刘这边修着音箱，周围的人早一传十十传百的，说是机子坏了，大刘都要收摊走了。便有不少的人也陆陆续续地走起来，反正这电影也看过了，反正该说的话也都说了，回家还要包初一的饺子呢。
七十 正走着，幕布忽然又亮起来了，人物有了，音乐有了，说话的声儿也有了，还没走出场子的人，不由地又返回身放下板凳看起来了。即便这样，场子也冷清了许多，原来是人挨人的，现在变得稀稀落落的了，冬夜的寒风乘机钻着人们的脖子、袖口、裤腿，为抵挡它们，人们将手揣进袖筒里，将脖子缩进棉衣领子里，脚呢，索性咚咚地跺起地来了。跺脚跟打哈欠一样，也是受感染的，先是几个人，再是几十个，慢慢地全场的人都跺起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哎呀，连节奏都是一样的了。
场子里的值班民兵对此也没办法，大队规定了放电影时不许放鞭炮，也没规定不许跺脚啊。民兵连长金大良就更顾不得这些了，重要的是放映机别再出事，出了事李三定就逃不脱，李三定逃不脱自个儿也会受牵连。现在电影好歹是能放下去了，他全当音箱是真坏了，也不再去跟大刘较真，趁大刘又一次换片儿的当儿，他还用麦克风通知在场的几个民兵，散场后帮了大刘收拾幕布、喇叭什么的。这一来，大刘倒像是有些不好意思了，主动地跟金大良搭话，还递了支烟给金大良。大刘自个儿不抽烟，金大良也不抽烟，这时两人借了火，竟都把烟叼在嘴上了。二宝就说，大刘你也忒势力了吧？大刘说，给你烟你敢抽么？二宝说，你不给怎么知道我不敢？大刘真就扔了一支给二宝，二宝立刻又扔了回去，说，给晚了，不要了。大刘便嘿嘿地傻笑起来。往后，电影是再没出半点差错了。
李三定坐在金大良身边，看着他们转眼间又友好起来，心里很不舒服，他小声说，音箱肯定是没坏。金大良也小声说，我知道。李三定说，我看你是不知道。金大良说，就少说吧，都是你他妈的惹的麻烦。
不知为什么，李三定的鼻子有些酸酸的。
电影没差错，最后灯却出了差错，散场时，那只刺眼的大灯泡，忽然被一颗石子打中了，砰地一声，场地立刻变得一片黑暗。幸亏几个值班民兵手疾眼快，立刻就将作案的人押到了金大良面前。金大良和李三定一看都吃了一惊，这作案的人，竟又是蒋寡妇家的儿子毛毛！
年夜
几个人将毛毛带到民兵值班室里，问毛毛怎么回事，毛毛只是哭，不肯说，直到金大良又要没收他的弹弓，他才慌了，说不是他要打的，是别人让他打的。金大良就问是谁让打的，毛毛说，米小刚。大家听了更吃惊了，金大良说，你没认错吧？毛毛说，跟你为杀猪打架的那人，怎么会错？金大良说，那一定没错了，可他要你打灯干什么？毛毛说，不是打灯，是打人。金大良说，打谁？毛毛看看金大良，低下头说，打你。金大良说，打我干什么？毛毛说，不知道，我要不打，他就要没收我弹弓。金大良说，你又用弹弓打人了？毛毛说，我想打傻祥，还没打，就被米小刚看见了。金大良看看身边的二宝，说，听见了吧，这就是米小刚。二宝问毛毛，那你怎么没打他打了灯呢？毛毛说，打偏了，我故意的。二宝说，为什么？毛毛说，我的弹弓不打无冤无仇的人。金大良拍拍毛毛的脑袋说，好小子，好小子啊！二宝立刻就要去广播室把米小刚叫来问个清楚，金大良拦了说，甭费事了，叫来怎么问，你让毛毛打金大良了吗？傻子也不会承认的。二宝说，万一是这孩子弄错了呢？金大良恼火道，没有万一，是你巴望弄错吧？二宝也恼火道，我就是巴望，巴望怎么了？金大良说，巴望巴望，你还巴望什么？巴望他跟你好？巴望他是忌妒才这么干的？巴望我这脑袋被打中？二宝说，你混蛋！混蛋混蛋混蛋！然后把脸一捂跑了出去。三定要去拦她，金大良说，甭管她，随她去吧！
二宝上楼是上楼了，却也没广播米小刚；金大良和李三定，先将毛毛放回家，然后继续巡夜去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在金大良的心里，从此与米小刚是愈发地誓不两立了。
七十一 金大良带李三定巡的第一条街是中正街。中正街现在叫文革街，另外还有前街、后街、东街、西街，也都改了，叫成了红军街、卫东街、东方红街什么的。改是改了，牌子也钉在墙上了，只是没人叫，就是党员干部，张口也还是前街后街地叫。金大良家就住在中正街上，路过家门口时，李三定问他要不要回去看看，金大良摇摇头说，一对老头老太太，有什么好看的。李三定笑了说，今儿肯定是没新媳妇看了。两人便沿了街面一路走了下去。街上不见一个人影，只听到他们啪嚓啪嚓的脚步声。街灯亮着，临街的窗口也亮着，两边墙上的标语清晰可见，标语写的还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标语下面时而会有碍眼的粪堆或是碎砖瓦砾，不必问也是哪个贫下中农堆放的，地主富农还不敢呢。大队虽一再广播不许在街上堆放东西，但那东西像主人一样硬气，总也搬不走。不过马车的时候还好，马车赶过来时，过往的人就要被赶到粪堆上去了，一次次地被赶上去，粪堆上都踩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来了。从前可不是这样，从前过年的街上是要泼水、打扫的，地面上干干净净，悬空还要吊一条条的彩挂，薄薄的五颜六色的彩纸，由细细的绳穿起来，吊在街的上方，一下子就让街道变了样儿，人们走在下面，就像走在了一条彩色通道里，有的小孩子，一天到晚地玩儿在街上，家都不想回了。其实家也是有变化的，门口的对联贴上了，该敬的各路神仙敬上了，香火、供品以及跪拜的棉垫也都备上了，还有一只一只的红蜡烛，也屋里屋外地点着了。就是再不讲究的人家，年三十也要扫扫院子，然后花花点点地淋些水，待水干了，屋前再铺上一领芦席。屋前的芦席是每一家都要铺的，初一一大早就有拜年的人来了，拜年就要磕头，磕头的人又都穿了新衣服，没有芦席，新衣服磕上了土怎么办呢？初一的拜年，辈份大的人家是最热闹的，这一拨儿还没走，另一拨儿又来了，像李家的大辈份，几乎大半个村子的人都要来拜一拜，李三定家在李家辈份不算最大的，来拜年的人还挤挤攘攘一上午不间断呢。那时候，最冷清的就是米囤固、金七友这样的独门小户了，他们多半是要走出去给人家拜年的，家里虽留了人，院儿里也铺了芦席，但在芦席上下跪的寥寥无几，因为过年拜的是长辈，不是大队干部啊。这几年，他们借了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才不出去拜年了，他们不拜，也不准许大家拜了，破四旧是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是亲不亲阶级分，如果长辈是戴帽的阶级敌人，贫下中农难道还要给阶级敌人拜年吗？
从中正街往东拐，就是从前的东街了。现在街上彩挂没有了，门上的对联也少了，有也是两句毛主席诗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类，门楣上秃着，连条横批也没有。香火、供品更是成了禁物，就是想点一只蜡烛，供销社里都难买到呢。偶而，倒可以听到几声鞭炮响，但没等看见放鞭炮的人，响声就过去了。响声过去，街上显得更安静了，从前过年的感觉，似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金大良走着走着，忽然说道：真他妈的没劲。
李三定看看金大良，说，是没劲。
金大良说，小时候，街上到处都是放鞭炮的人。
李三定说，是，到处都是。
金大良说，年三十你都玩儿到什么时候？
李三定说，后半夜吧。
金大良不屑地说，我从没睡过觉，一直玩儿到天亮，第二天跟着大人们去拜年，还一点不困。
李三定说，我也想玩儿到天亮，可大人不许。
金大良仍不屑地说，你爸妈是不会让你玩儿到天亮的，我们家人从来不管。
李三定说，是啊，老早我就羡慕你，想怎么玩儿怎么玩儿，退了班家里都不生气。
金大良说，谁说的，每回退班我爹都打我个半死，不生气的是我娘。
李三定说，有一个不生气的就好，我们家没一个不生气的，我做好做坏他们都没高兴过。
金大良说，别不知足了，我老早还羡慕你呢，家长一个当老师，另一个也识文断字，还叫他们爸妈，不像我，叫爹叫娘。
李三定笑道，叫爹叫娘怎么啦？
金大良说，土。你在城里上学，城里孩子没有叫爹叫娘的吧？
李三定说，好像没有。
金大良说，你知不知道，二宝就不叫爹叫娘。
李三定摇摇头。
金大良说，爸妈她也不叫，什么也不叫。
李三定说，为什么？
七十二 金大良说，她不愿叫爹叫娘，嫌土，可叫爸妈又没人答应她。
李三定说，怪。
金大良说，还有更怪的，不叫爹娘，也不叫爸妈，管亲爹亲娘叫叔叔婶婶的。
李三定说，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