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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豪杰从一开始就怀疑，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不是“五六”式，而是“八一”式或其他型号自动步枪。他的一个同学8月19日恰好在现场，这个同学说，嫌疑人使用的肯定不是“五六”式自动步枪。但他又描述不好，具体区别在什么地方。
刘豪杰是个细致人，未获得确凿证据之前不做结论。因此，在前期的鉴定报告中，仍沿用了技术部门已有的结论，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和看法。
为了弄清枪种，刘豪杰请示市公安局和区厅四处，从驻军和武警部队调来数十支不同型号的自动步枪，刘豪杰和张卓敏等人在军区靶场打了100多发子弹，样本全部带回技术科进行比对，比对的结果表明，“五六”式的疑问越来越多，而现场弹壳与“八一”自动步枪的子弹样本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
8月23日，刘豪杰的想法已基本形成。这天张彦勇局长、张海副局长在市刑侦处黄亚波的办公室听取汇报，刘豪杰提出了他的见解，他倾向于“八一”枪，但因事情重大，他不好下最后决心。
屋里的气氛是很宁静的，大家都感觉到“拍板”的压力。
张海副局长问：“是差异点多，还是共同点多？”
刘豪杰说：“几乎没有差异点。”
张海干脆地说：“既然这样，那就定。”
至8月23日，乌鲁木齐市局对枪种的认定基本上定为“八一”枪，并上报区公安厅。为慎重起见，在通报中仍把“五六”枪与“八一”枪均列入排查范围，以防疏漏。
第十三章
一、北京：新疆发生特大持枪抢劫案
1997年8月19日20点，新疆公安厅给北京发出明传电报，通报了8月19日12时，在新疆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发生特大持枪杀人抢劫案，犯罪嫌疑人杀害7人击伤5人，抢劫人民币约14O万元的案情。
此案引起公安部领导的高度重视。
首先，这是由于案件性质的恶劣。一次杀那么多人，作案地点又在人群集中的公共场合，光天化日之下抢劫140万元巨款，犯罪嫌疑人胆大妄为，手段凶残，全国罕见。
其次，犯罪分子携有枪支。这一类特大案件的持枪歹徒，抢劫巨款后，会在全国范围内流窜，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第三，此案发生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北京需要安定的局面，全国都需要安定的局面。中央领导对公安部门多次指示，要解决好全国的社会治安问题。中央领导直接关心的北京“3·31系列涉枪案至今未破，新疆又发生大案，这无疑给公安部增添了新的压力。
公安部五局的首脑们密切注视着这一案件的续报情况，迅速提出：查一查新疆案件与北京系列涉枪案有无联系。
新疆案件，就新疆公安厅当天发给公安部的明传电报的内容看，与北京的“3·31”系列袭军袭警案，无论在袭击对象、作案方式上都有着很大不同。与北京“12·16”案，虽同属在市场上持枪杀人抢劫，也有很大差别。作案地点横跨3000公里，而且，北京“12·16”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81—1”式自动步枪，当时新疆的电报中认定的是“五六”式自动步枪，犯罪工具也不相同。
尽管如此，公安部五局出于对首都治安的考虑，也出于对案情的敏感，仍然提出了串并案的要求。
两地案件的串并，尤其是这样两串大案的串并，是需要条件的，是两串案件的现场物证的同一认定。这里的关键环节，首先是对枪种的确定。
新疆的案情报告一上来，五局局长张新枫就直接打电话给黑龙江省枪弹专家崔道直，询问“五六”式自动步枪和“八一”式自动步枪在枪弹痕迹上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关键点。崔道直告诉他：“相似的地方很多，但有着一些技术上的细微差别。有经验的专家经过精细的比对能够分辨出来，但对‘八一’弹接触少，缺乏经验的人，不容易做出判断……”
这个回答，张新枫感到满意，这恰好证明了他的一个怀疑，在枪种的鉴定上仍有文章可做。
五局一处处长刘晓辉也有着同样的想法。
五局的领导们，之所以对串并案如此敏锐，这与他们对北京系列涉枪案的熟悉是分不开的。一年来，张新枫局长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参与案情研究，做过多次指示。案情和案子的基本条件都吃进脑子里。刘晓辉处长从“3·31”首案起就出现场，以后一个个案子，“4·7”、“4·8”、“4·22”案，再以后的河北省徐水“7·27”案，北京冬季的“12·16”案，刘晓辉一个现场没丢过。案件的现场情况，犯罪分子的作案特征，都了解得很透。新疆案件发生，作案人凶悍的手法、射击技术和基本素质与北京系列枪案相像，而这样胆大妄为，作案从容，又枪法极准的歹徒，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奉张新枫的指示，刘晓辉向新疆公安厅提出送现场枪弹痕迹样品到北京鉴定的请求。
依照程序，他打电话给新疆区厅刑侦处（四处）副处长张卓敏，提出送枪弹样品的意见。为减少请示时间，他又直接打电话给杨德禄副厅长。刘晓辉说：“两地案件串上了，破案的条件更多一些；串不上，对新疆的侦查工作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的想法，得到了杨厅长的认同。
在后来的采访中，张新枫局长说：“我希望他打响，那么多天，他抢劫枪支，总要打响的。他再次打响，破案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他的思想情结最重的一头，仍放在北京的案子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新疆的案子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果并案成功，那将预示着停滞了一年半的北京“3·31”系列涉枪案，会有一个重大突破，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工作将重新启动起来，找到明确的工作方向。那距离破案，也就不远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8月23日，杨厅长亲自派人，把子弹送达北京。
刘晓辉事先已打电话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傅政华和技术处王满仓，要他们直接去机场迎候。
王满仓对在北京亮过相的“八一”枪弹十分熟悉，去年“12·16”’德胜门烟市抢劫杀人案发生后，为取得证据，他曾对现场提取的弹壳反复进行研究，并直接向“八一”枪的设计者请教。正是根据他的鉴定结论，才使得“12·16”案与其他案件串联在一起。
市公安局的汽车直接开到停机坪，接回了来自新疆的宝贵的弹壳样品。
从机场回来的路上，王满仓就找出了两地枪弹相一致的三个基本特征。回到技术处，他立刻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前面的比对鉴定工作。
当天晚上，结果基本出来，但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他打电话给刘晓辉，话讲得十分婉转：“晓辉，有戏。枪种不是‘五六’式自动步枪，是‘81－1’……”
对北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其意义非同寻常。
子弹对上了，根据这一物证，完全可以认定，新疆的一串案件，与北京的“12·16”案件，具备并案侦查的条件；又可以与北京“4·31”、“4·7”、“4·8”、“4·22”及河北徐水“7·27”案件串联起来。
对于刑事侦察人员来说，有什么比与犯罪分子周旋一年半，投入大量的脑力和警力，案件忽然获得突破，更让人兴奋的？刘晓辉马上向张新枫汇报。张新枫局长大松了一口气，这一结论，完全证实他的推断，他连夜向白景富副部长做了汇报。
按照张新枫局长的说法：现在到火候了，该开锅捡馒头了。熬了北京一年又五个月，熬了公安部一年又五个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终于又出现了。不愿他打响，又盼着他打响。按照时间波段看，再狡猾的罪犯，也该露头了。他抢了枪，不会永远束之高阁。沉寂了一年的案情，又连接上——根据他多年办案的经验，张新枫认为，这个案子要告破了。
因事情重大，公安部五局组织刑科所复检。邢科所的专家斑茂森、周启黄一起来到北京市局。北京市局“3·31”专案组傅政华也参加了复检工作，大家仔细进行了研究，认为枪弹“认定同一”的鉴定没有问题。市公安局阮正义副局长，刑侦处王军处长过来，再复核一遍，仍觉得没问题。阮副局长当即拍板，把结论定下来。
张新机局长向白景富副部长请示：邀请全国有关方面专家，立刻赶赴新疆，召开并案会议。这一请示当即得到批准。
二、全国刑侦专家，汇聚新疆
参加这次并案会议的专家，由白景富副部长亲自提名，各涉案地区刑侦部门的人选，张新枫局长和刘晓辉处长逐一商定下来。他们是：黑龙江全国著名痕迹专家崔道直，上海铁路公安局全国著名摹拟画像专家张欣，公安部刑科所专家班茂森，北京市局的傅政华、王满仓，河北省厅刑侦处长李乃良，保定市公安局副局长苏克强，公安部五局张新枫和刘晓辉。后夹，石家庄市刑侦处长马玉宁也赶到新疆。
时间紧迫，这一方面是案情的要求，同时也是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要求。党的十五大即将召开，公安部领导提出，要确保十五大的绝对安全，力争在十五大召开前破获此案。
张新枫局长决定，25日起程，乘飞机直飞乌鲁木齐。
事情商定下来的时候已经是24日的晚上——需要通知有关人员，需要马上订购机票。刘晓辉打电话给新疆驻京办事处的谢青，请她帮助解决机票问题。谢青说：“我知道你们要去新疆，我已经把票扣住了。”刘晓辉感到奇怪，问：“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新疆？”谢青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谢政委的女儿，对办案的事十分敏感，她说：“新疆发生了大案，你们肯定是要过去的。”但她没估计到刘晓辉要订10张票，她没有预留那么多，不过她说：“没问题，我再想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