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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最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如果你看一看《旧约》，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最受喜爱的儿子，他因为服从自己的父亲而得宠，而且被赋予一个特殊的地位。
在母系社会中，一个母亲平等地爱她所有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她的血肉，都需要她的照料。如果母亲只哺育那些服从她的孩子，大多数孩子就会饿死。你也知道，一个婴孩根本不可能完全照大人的意志行事。一个母亲爱她的孩子只因为那是她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在母系社会中没有出现等级制。
以上是对巴霍芬理论的一个概述。在父系社会中，统治的原则是国家、法律等抽象的东西。而在母系社会中，所依靠的是使人结合在一起的自然联系。这种联系是明显的．不需要费力寻找和强迫实行。如果你有时间读一读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就会得到一个完整而有趣的答案。这出戏剧记述一场战斗，一方是以克瑞翁为代表的父系社会原则，而另一个是以安提戈涅为代表的母系社会原则。对于克瑞翁来说，国家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违抗它的人都必须处死。安提戈涅却按血亲原则、按人性、同情心行事，把这些看得高于一切法律。按照今天的说法，克瑞翁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法西斯首领，极端崇尚权力，认为一切个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安提戈涅》以他的原则遭到失败而结束。
这里还必须提一下宗教。从《旧约》起，西方的宗教就是父权制的。上帝被说成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应该服从的伟大统治者，而在佛教中就没有这样的权威人物存在。做为父权社会的必然结果是在人的内心意识中形成一个权威，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它是父系社会中父亲发出的命令和禁律在人内心的体现。当父亲不想让我做什么事的时候，他用不着说：“不许这么做！”我已经把父亲溶于自身，这个“内在的父亲”向我发号施令。弗洛伊德关于人在父权社会中造成的这种内在意识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但他错误地认为这种意识就是意识本身，而未能将它放在社会的条件中去观察。看一看非父权制社会的情况，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类型的意识。这里我不能也不想详细阐述，但至少想提出一点：确实存在与权力主义相对立的人道主义意识。这种意识植根于人本身，向人传达什么是好的，有利于他的成长和发展。它的声音常常是非常温和的，于是我们很善于忽略它。如果人们去倾听他们内心这种“健康意识”的呼声，就不会再去服从那些外在权威的命令了。我们的机体使我们具有生理的和心理的潜力，而“健康意识”的呼声指引我们发掘和实现这些潜力。
在西方世界，我们经历了传统价值的解体。而这一解体，这一危机，在某些程度上与富足的问题有关。一个人被剥夺得越多，就越需要多一些服从，以使他不会与那强加给他的剥夺相抗争。别人告诉他：他被迫服从剥夺是有意义的、无可避免的，是上帝或是国家或是法律——或是别的什么或什么人——要求他的。如果没有绝对的服从，人们可能感到不再愿意继续被剥夺，那么，对于以剥夺和服从为必不可少的因素所构成的任何社会来说，当然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是，当富足在不断增长时，必须接受剥夺和服从的信念就可能失去力量：我们有了想要的一切，为什么还要服从那个权威的命令？这就是当今社会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无疑来自新的生产方法。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所使用的是老式机器。工人们的唯一饭碗就是一份工作，所以他们必须服从。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生产越来越脱离过时的机械技能而向现代的控制技术转化。今天的工作要依靠集体的努力，并且使用很多能够自我纠正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昔日的服从逐渐让位于合作，旧有的监工和工人的关系也逐渐消失了。我并不认为现代的工作方法已经结束了异化和帮助我们取得独立，新的工作环境也不是如田园诗一般的偷快，我只是想提请人们注意与过去相比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父系的、权力主义的社会危机还来源于政治革命。从法国革命开始的一系列革命，虽然没有一次完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但都动摇了旧有的秩序。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实在的。
在权力主义的伦理中不服从是唯一的原罪，而服从则是唯一的美德。亚当和夏娃所做的事情本身并不坏，相反，正是由于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实，才使人类的发展成为可能。但他们犯了不服从的罪，不服从也就成了原罪。现在，既然父权制已发生了危机，将来不管它垮台与否，人们对于原罪都会进行重新认识。
除了中产阶级和工人的革命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妇女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有一些奇特的地方，但确实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妇女和儿童一样，曾被当做是丈夫的物品和财产，而现在，虽然她们在男人的世界中还在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但整个情况已经改观。所有的迹象表明。妇女革命将会深入下去，她们将继续规定、明确和挺身捍卫自己的权利。
从本世纪中期开始，许多人——大部分是青年人——日逐渐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社会是软弱无能的。这个社会自己证明了，它无法阻止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较小规模战争的爆发，它不仅允许而且实际上在促进人类的自我毁灭。人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巨大的毁灭自己的潜力。这种可怕的无能是任何完美的科学技术也无法掩饰的，而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成了引起父权制社会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
如果一个社会富足到了能使人登上月球，却无法面对和减少人类湮灭的危险，那么，不论人们是否愿意，这个社会必然是无能的。对于威胁所有生命的环境恶化，这个社会也是无能的。饥谨在等待着印度、非洲和世界上所有的非工业化国家，而我们的回答只是几篇空洞演讲和故作姿态。我们奢侈如前，对其后果视而不见，使年轻一代动摇了对我们的信任。其实即使在西方世界里，享有富足的也只是一部分人。在美国，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林肯时代的社会分野在于自由人和奴隶，而今天在于过剩的富足和贫困。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富足的社会将继续统治世界，但是它已受到了完全不同的传统和全新力量的挑战。
信仰的危机：宗教的崩溃
如果进行民意测验，多数人仍然会说自己信仰上帝。去教堂的人也会比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人多得多。尽管如此，父权社会的危机已经对宗教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神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已在相当公开地谈论它。这种情况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而后来则发展得越来越快。
宗教具有双重功能。因而它的垮台会给我们造成双重的损失。基督教的教义不仅向我们解释了自然世界的形成，也给我们规定了道德伦理的规范，这两种功能其实互不相干，因为如何解释自然界和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完全是两码事。不过，这里所说的是现在的情形，宗教的两个功能最初还是互有联系的。
上帝单枪匹马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创造了世界。这在过去曾是一个相当巧妙的、令人信服的假设。即使你是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相信世界和人类的发展是自然选择和进化的结果，你仍然会感到接受造物主的假设比接受复杂的进化论省力得多。达尔文主义对自然界的解释富于逻辑和雄辩，但是与我们的头脑所习惯了的东西相去太远。
即使是在最原始的阶段，人类也总有一种对于世界本身和它的产生进行描述的需要。有一种创世说认为，人是由某一个被杀死的人所流的血造成的。但又认为只有勇敢的人如此，懦夫和女人是由那个人腿上的肉造的。这是一种被康拉德· 洛伦兹发展了的古老教义，实际上想说明人具有杀人和嗜血的天性。如果人们因为不愿意将女人看成嗜血者而相信这个神话当然很好，但如果因此而将女人与懦夫归为一类就不大公平了。根据父权社会的偏见，女人比较麻木、胆小、无用和不现实，而现在这些说法已被证明完全是胡说八道。不仅如此，这些弱点恰恰是男人们经常具有的。许多女人都知道，当男人生病时是多么没出息。他们比女人更娇气，更需要别人的照顾。在种族歧视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男人对女人的这些说法就象白人说黑人的那些事情一样毫无根据。连弗洛伊德都说女人比男人麻木，我现在实难想象会有比男人更麻木的东西！
以上所说是对宗教的第一种功能所做的一点脚注。在达尔文出现以前，一切都相安无事。但自从我们从这位科学家那里学会了用进化论来解释世界，对于上帝的概念就显得可有可无了。我已经讲过，门外汉比较容易把握上帝的说法，但达尔文以后的科学家却不再把创世看得那么神奇了。在进化论面前，“上帝”退居为一种流行的神话，关于创世和造人的故事可以是一种传说，一首诗，一种清晰地表达了某件事情的象征，但再也不是科学的事实了。
宗教一旦丧失了解释自然界的说服力，就等于失去了一条腿。剩下使它能够站立的另一条腿就是对于道德的宣扬。“爱你的邻居”，“爱陌生的人”，“爱你的敌人”，“卖掉你所有的东西，把卖得的钱给穷人”。如果一个人真的遵循这些教诲，在现代社会中他如何能够成功？这样的人是傻瓜，他只会被远远抛在后面。我们宣扬《圣经》的道德教义，赞赏利他主义，但是，“必须取得成功”的压力，不允许我们去实行这些教义。
这里必须补充一句：依照我个人的观点，在当今的社会中不是完全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