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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色。”笠多一直记着游泳池里的景象。“真是令人惊骇，我们估计有1000多人挤进游泳池。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时，水池子里的水漫到池沿。这时里面已经干枯，只有大人和孩子们的尸体。”
桥本良子背着孩子和父母及最小的妹妹跑到河边，他们在热浪卷起的广告牌和土块之间躲来躲去，终于到了桥上。
“人们在桥上被活活烧死，”桥本良子说，“衣服会燃成烈火，大家都用脚灭火，我的头发也着了火，大家都在尖叫。”背上的小男孩趴在她背上像别人一样大哭大叫。
“突然，我听到他厉声尖叫。”桥本良子告诉我，“我转过身来看他，发现孩子嘴里着了火，一团红，我赶快用手将他嘴里的火苗抠出。”
男婴是全家的宝贝。桥本良子把他放在地上，用身体挡住他，她父母亲上去护住她。他们自己用孕妇服盖上，外套也着了火。“
“我们都会死在这儿。”桥本良子记得他父亲这样喊道。
“那时我真想自己快死了，”她告诉我，“那时想到自己要死真是难受。”
“桥本良子，赶快跳进河里！”他妈妈尖叫，“跳，跳！”
“正是三月，河水很冷。”她回忆说，“我抱着孩子，不敢往河里跳。但是，我不得不跳。”
桥上的铁栏杆早已经拆掉，拿去炼铁作了武器。栏杆换成了木头的，也起了火。要跳进去，桥本良子就要先把脚伸到火里，她犹豫不定。
“我母亲把她的防火面罩拿下来套在我头上。”她告诉我，“我们家四个女儿就生了这一个男孩。大家都很爱他。我们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大家的情绪很糟。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是我妈惟一的乐趣。我还记得她的头发被热浪吹得竖了起来，附近的火光映红了她的脸，我永远忘不了她那张脸，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良子踏上燃烧的栏杆，抱着孩子跳进河里。
“我从热气中又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她说，“孩子睁大着眼睛，水那么凉，而水上面像火炉。你知道将东西放进火炉里会立刻着火的，当时的情景就是那种样子。”
“我用一只胳膊划水，另一只胳膊抱着孩子，一只木筏漂了过来。我把孩子放在木筏一角，我还划着水，反复用水浇在他头上。我把头浸在水中，不停地又往孩子身上泼水。
“就在木筏右边有一条小船，上面有两个人，我朝他们叫：‘请救救我的孩子。救我的孩子，不要管我。’他们划近木筏，拽上我的孩子，也让我上了船，我们漂向下游。”
这两人救了桥本良子和她的小男孩。她一夜时而醒来，时而昏迷过去，船载着烧焦的躯体缓缓前行。
“我整晚听到哀号，”她告诉我，直到现在我仍然幻听到他们的哀号，哀号呻吟像饥饿的蛤蟆。在我的后半生，我讨厌听到蛤蟆发出那样的叫声。”
康介是一个22岁的学生。他父亲是当地空袭警报员，他坚守岗位，以身殉职。康介跑着，“我朝天上看，看到B—29轰炸机在盘旋，”他回忆说，“他们的飞机被火光映得都变成了红色，那些飞行员看到下面像蚂蚁一样乱跑的人群，一定感到好玩。我几乎都能看到美国飞行员大笑的面容。魔鬼，婊子养的，我痛不欲生。从那以后我开始从心底里恨透了美国人。”
但是这些美国魔鬼飞行员在价值60万美元的飞机里并没有发笑。实际上，他们没有在想伤亡人数。
“我们没考虑平民，”罗伊·科林伍德后来告诉我，“我们担心我们能否驾驶B—29轰炸机赶3600英里的航程，那些飞机并没有某些人想像的那么可靠，我们还担心日本人把我们击落。”
“我们并没有多想我们到底在干着什么，”艾德·里查德森补充说，“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努力干完我们的事情，然后回家。我们只是按上司的吩咐做，我们没有什么疑问。”
“我们没想往人身上扔炸弹，”科林伍德这样解释，“可是当你在3平方英里的区域轰炸21个军事目标时，你不可能既击中目标又炸不死人。”
“在5000英尺高空上，你能闻到血肉烧焦的味道，”切斯特·马歇尔回忆道，“一种香味。我问：‘闻到的是什么气味？’有人回答：‘是血肉烧焦的味道。’”飞行员哈里·乔治反驳道：“血肉是一种焦糊味，很难闻。”
“大概在地狱里看到的情景也不过如此吧。”哈利回忆道，“我们心里很难受，要赢得战争只能这样，特别是全面赢得战争。”
3月10日凌晨两点三十七分，有了清晰的信号。飞行员在东京上空扔了2小时40分钟的汽油弹，他们飞回大本营的这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熊熊烈火一直在燃烧着。钮威尔·菲尔斯说：“我们能看到100英里外或更远的地方，烈火在燃烧。”
黎明的时候，桥本良子勉强睁开布满灰尘的眼睛。
她说：“我朝天看，纳闷那是否是月亮，可它是太阳，但看去就像模糊不清的月亮。仿佛世界的末日到了，太阳失去了光泽。”
营救他们的人把桥本良子和她的婴儿送到医疗机构。她回忆说：“沿途，她看到尸体就像烧死的树林，脸肿得大了一两倍，还可以闻到肉的焦糊味。”
她和两个姊妹幸存下来，父母亲和一个妹妹烧死了，孩子也救过来了。
良子很幸运。但其他10万人是不幸的。
世界史上最大的杀戮日刚刚过去。这天死亡的人数超过了后来原子弹在长崎致死的人数。只有广岛的伤亡人数，比这一天略多一些。
幸存者像沉默的幽灵，穿过这荒凉的风景。许多人实际上都被烧烤了，他们的皮肤终生带着黑瘢。在这依然还闷烧着的风景上，升起一缕缕的烟。韦斯回忆说：“看着肿胀、变形、炭化的尸体很像巨大的人参根，没人能分辨出他们原来是男人还是女人。”
岩岛在寻找他的妻子，他说：“由于油烟很重，很难睁开眼睛，我用拇指和食指强把它们撑开。”最后，他找到了三具烧焦的尸体，他相信那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他妻子成了炭化的尸体，两个女儿也是。她们的衣服都烧没了，但是他猜想是她们，因为在他妻子身旁，还有一具烧焦的小尸体。岩岛说：我的妻子怀孕了，而且分娩期过了三四天，很可能就在她被烧死之前，生下了那个孩子。”
竹中美惠那时14岁，她一瘸一拐地穿过冒烟的废墟。她回忆说：“我看到许多死尸。我必须用脚拨开他们才能走。我去了地铁站，那里的人衣服都烧光了，我看到一个人站着，就去向他问路。我碰了他一下，他就倒下了，他死了，我吓得尖叫起来。”
日本官方统计死亡人数花了25天。这是不准确的统计。在空袭前约有200万人已撤离东京，因此官方没有一个准确的基数进行统计。另外，空袭打乱了办公系统。没家的死人没法向没办公室的死去的官员汇报。一个统计的方法就是把一个头盔、五个纽扣或钱包的金属架算作一个人。
最后，官方统计共有83793人死亡，400918人受伤。但这统计是根据能够辨认出和数得着的尸体，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承认许多死人根本就没有找到，没有被算进去。柯蒂斯写道：“后来9万到10万的死亡数字开始被人接受，但即使是这个巨大数字，有时还被认为估计过低。3月9日和10日的晚上，我们在东京烧死、煮死和烤死的人数比在广岛和长崎灰飞烟灭的人数加起来还要多。”不完全是这样，但是他说得非常接近。那一个晚上，勒梅将军用了丧失14架飞机的代价，烧光了东京16平方英里的地方。东京63％的商业区化为灰烬，丧失了18％的工业能力，25％的建筑消失。100万悲痛欲绝无家可归的臣民下顿饭要以腐肉为食。
柯蒂斯制胜神风，把地狱带入了这片太阳升起的土地。这场火战才刚刚开了个头。
第十七章 无法忍受的煎熬
如果我们准备在神风行动中牺牲两千万日本人，胜利就将属于我们。
——大西龙治郎海军中将，摘于《太平洋地狱》
军事专家提醒过柯蒂斯·勒梅将军，空袭东京给美军带来的损失要比他直觉感到的严重得多。但是这些军事专家们错了。实际伤亡率不到5％，而不是预测的70％。而且低空飞行对B—29飞机引擎的要求比高空飞行要低得多，消耗汽油也少。柯蒂斯下了最大赌注，立刻命令开展更多的火战，“我想在未来10天里击垮日本所有的主要工业城市。”
在后方，亨利·阿诺德将军住进了空军医院，他的心脏病已是第四次发作了，这是由于他担心对空战所下的“30亿美元赌注”而引起的。美军终于向东京投掷了凝固汽油弹，这让他看到了曙光。在“致我亲爱的柯蒂斯”这封信中，他写道：“我高度赞扬你和你所指挥的军队的出色行动。我研究了对东京3月10日的袭击；又得知到7月1日你将控制1000架B—29轰炸机；据此我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让经验丰富的轰炸专家也感到不同寻常。那就是如果需要的话，在有利条件下，你将能够摧毁所有工业城市。”柯蒂斯在首轮轰炸中，用了334架B—29烧毁了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心脏。阿诺德鼓励他再点燃规模相当于第一次三倍大的火炬。
在美国国内，《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登着：“B—29在东京15平方英里的面积上燃起烈火”，“重创城市人口稠密区。”一天后《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又登出了同样的信息：火焰炸弹焚毁了东京中心，”“城市没有了心脏。”《纽约时报》使用了与东京相类似的曼哈顿地区来衡量破坏的程度。这篇文章提到了“凝固汽油弹”，一位随军记者说：“我不仅看到了东京在熊熊燃烧，还闻到了燃烧的气味。”
华盛顿的飞行员们担心；如果公众知道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平民身上倾注汽油，公众就会控诉——而且有理由控诉。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陆军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