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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战俘个头矮小，头发的颜色和我们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基西后来说，“他的相貌非常像我的一个朋友的弟弟，因此我很同情他。我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一边却心想逃离那个地方。”
可是命令就是命令，容不得你违抗。那些日本士兵当中也许会有人对这样的事情厌恶不已，当然也许会有人感到很有意思。但无论他们是怎么想的，都没有什么区别。
一群人到达了处决战俘的地方。当时是1943年4月26日下午三点半，星期一。
“我们马上着手准备处决战俘，”山丰说，“我们把他的外套和衬衫给扯了下来，然后把他绑到了电线杆子上，并在他前面的地上挖了一个坑。”
格雷迪·约克，犹如一位性情敏感的艺术家，从未诅咒过别人，以前他感到在平安夜喝喝酒就是很出格的事情了，如今却亲眼看着那群士兵在那里给他挖墓穴，他还看到了刺刀和竹矛。他光着身子，背靠着粗糙的竹杆子。在当时，他的个头很矮，肯定看起来没有自己的实际年龄19岁零6个月那样的高，那么年轻。在当时，他瘦小的身架下的那颗心脏跳动的很剧烈，但他并没有挣扎。最后，山下大尉把他的眼睛给蒙了起来。
两支竹矛和三支刺刀刺入了格雷迪的躯体。大下列兵和管沼下士两人先用竹矛刺了进去。
“山下大尉向我们喊道‘快点来，刺死他’，”大下说，“他就这样一遍遍地喊着。他也对管沼下士喊道，下士听后便刺了进去，最后上尉又转过身来，对我喊起来。”
“很乐意效劳”，岸本后来说，“我看到管沼向那名飞行员刺了过去，并记得山下大尉站在一旁说‘刺他的心脏’。”
就这样，年轻的士兵用竹矛表现了自己足够的胆量，他们刺完后，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士兵便又上前来用刺刀刺。大益说：“按照山下大尉的命令，我们这些士兵和大尉一起轮流用刺刀刺他的胸部。”
立花将军和的场少佐当时一定以为用这种方式来处决战俘，会使士兵们增加一些士气，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其中有些人的心中还产生了其他的一些情感，要是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失望的。
岸本后来承认道：“由于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杀人的场景，所以我感到非常恐惧。”士兵大下奉命用竹矛刺杀吉米，但他在刺完后便迅速逃离了那个地方。“刺完后，我便来到了山下，站在了离那里有8码远的地方。”大下说。当谈到山下大尉后来向加藤大佐汇报说已经执行完杀戮任务时，大下又补充说：“我再也不愿意去执行那样的命令了。”
“我们用了两三分钟便把战俘处决了，”山丰说。同时岸本补充说：“战俘死时，脸仍然仰着，而身子却半蹲着。”
“那位战俘自始至终都没有喊叫，甚至都没有呻吟，”原子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说，“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掉一滴眼泪，所以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勇敢。”
“把那位战俘刺死后，我们便把他的尸体埋到了事先为他挖的墓穴里，”谷启最后说，“我们给他埋了厚厚的土，任务完成后便被召回。”
格雷迪死后，住在杰克斯维尔的他的父母亲收到了美国海军的一封电报，电报上说他在飞机被击落后失踪。收到电报的时候，格雷迪的姊妹贝蒂·哈克贝里当时也在场。“电报送来的时候，只有父亲在家，”她说，“当时母亲并不在家，她去了教堂，所以父亲便给教堂的迪威特·莫勒里牧师打电话，牧师告诉他说她正在为儿子祈祷。”
格雷迪的母亲正在儿子非常需要她的地方。
她正在教堂里为儿子祈祷。
***
1945年2月26日（星期一），父岛上还有三名飞行员没有被杀。弗洛伊德·霍尔当时正押在堀江少佐那里，而话务员吉米·戴伊则正坐在一辆小车里，车正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夜明山顶进发。
当时日本海军夜明山无线电台有两大任务：一是负责东京和太平洋地区日本驻军之间的军事情报的联络；二是窃听美国的军事情报。当时由于日本的无线电设备较差，所以在东京根本无法做这两件事情。而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岛屿上建立一个无线电联络站是很有必要的。而此时吉井大尉希望吉米能够帮助他们破译截获的美国情报密码。
吉井大尉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在父岛上，海军和陆军两个军种各自履行不同的使命，因此他们之间很少有什么交往。可在海军当中吉井大尉却和陆军有些联系，因为他在陆军部队中有个朋友，虽然他的那个朋友是个声名狼藉的人。
“的场少佐算的上是吉井大尉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一位驻扎在夜明山上的海军军士说。这位陆军少佐和海军大尉之间之所以建立了友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俩都热衷于在两军之间搞些活动：他们都喜欢喝酒，也非常喜欢在陆军指挥部和夜明山上举行宴会等。事实上，他们在性格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吉井大尉根本不把我们常人当人看待，”一位曾经在大尉手下服役的士兵如是说，“他在干一件事情时，从不考虑其他的事情，也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他简直就是个暴徒，是个暴君。”
少佐和大尉两人在一起喝酒时，大尉接受了少佐的杀战俘并吃人肝的提议。“当时大尉和其他的一些军官在饭厅里吃饭时，我听到他们谈及吃人肉的事情，还听到他们说吃人肉就好比是吃药。”大尉的勤务员后来这样说。
吉米被带到吉井大尉的办公室，办公室坐落在夜明山顶无线电台附近。吉井大尉只会说日语，因此需要无线电台的海军军士玉村做翻译，他是当时无线电台会说英语的几名士兵之一。
玉村于20年前出生在美国的旧金山，其父亲于1906年便离开了日本，后来在格兰德街经营一家小商店，并且还是当地商人联合会的主席。造价3500万美元的金门桥在1937年5月建成通车时，玉村就步行走过了那座桥，但他那年年龄还小，并且后来在美国呆的时间也并不长。
“玉村；你要是在美国读完大学的话，你身上美国化的东西就太多了。”他记得父亲当时这样对他说。后来母亲把他带回故乡大阪，在那里他念完了书，然后便思考一辈子该干什么事情。玉村还对我说：“当海军似乎要比当陆军安全得多。”
后来，他在海军的一所通信学校里做文职人员。当要被派往海外时，他说自己想继续做文职人员。“玉村，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能活着回来的几率有多么低吗？”他记得有一位老兵曾这样对他说，“‘你不会再活着回来的，所以你应该做名海军军士，这样也好为你母亲赚些养老金。’所以我后来就做了名海军军士。”
玉村于1944年3月抵达了父岛，到那时他已经在吉井大尉手下的夜明山无线电台服役了11个月。“吉井是一名真正的海军，”玉村说，“我归他领导，但我当时年纪非常小，小的都可以作他的儿子了。他也把我当儿子看，而我也把他当成父亲一样的人物。”
由海军军士玉村给做翻译，吉井就得以盘问吉米了。“我们得知他来自美国驻附近地区的特遣部队，”玉村说，“吉米告诉我说他来自“本宁顿”号航空母舰，并说了他们离开珍珠港以及后来离开利西环礁岛的日期，最后告诉了我们他的名字和职位：吉米·戴尔，航空兵三等话务员。
玉村记得吉米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个头儿很高，肤色白皙，头发黄黄的，上衣穿着一件皮夹克，裤子是深蓝色的，脚上穿着一双胶鞋，还带着一条丝制的白围巾。
吉井大尉让玉村把战俘带到无线电台听截获的美国情报。“听完后，向我们汇报你听到了些什么情况。”大尉命令道。
可是吉米在当时不可能从中听出什么东西。他虽天性愉悦，却已很长时间没有高兴过了。吉米当时19岁，远离了家园，感到十分的害怕。
“他当时紧张的不得了，”玉村说，“我知道他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便让他坐到一台接收器前，然后大家便聊了起来。”
吉米谈到了他的家乡新泽西，还谈到了海军军营的生活，后来还给我看了看他的双手，说由于长时间地被捆绑在立花指挥部外而受了伤。他还说他非常担心机关炮手格雷迪。他们俩在关系稍熟之后，吉米便把丝制的围巾拿了出来，告诉玉村说围巾对他来说意义非凡。“这条围巾是我女朋友送给我的。”玉村记得吉米当时对他说了这番话。
“当时我和戴伊聊天，聊的大多数都是和工作不相关的事情，”玉村说，“当时他很疲惫，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让他进行工作有点不太合情理，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开始工作过。”
可是别的士兵却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
吉井大尉在盘问时注意到吉米有些紧张，因此便感觉到他也不可能帮上什么忙。
内田有纪中尉看到有位美国战俘和海军军士玉村坐在无线电台处，这是他生平第二次看见外国人。“他非常的年轻，并且瘦骨嶙峋，”内田有纪回忆道，“他有些耷拉着脑袋，看上去无精打采的样子，很不高兴，腿还一瘸一拐的——都心灰意冷了，我为他感到难过。他不是让人产生仇恨的那种人。”
当然玉村并没有向吉井大尉汇报吉米在那两天里根本就没有认真干过什么事情，可是在那里工作的还有另外20多个人，所以他的情况还是很快就传了出去。“我听说他当时在那里根本就不好好地窃听和翻译情报。”海军军士晟平说。
吉米在那里的情况传开之后，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