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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太多的日本小伙子被迫成为“戈尤库塞”了，因为东京的那些将军们无法制定出一种切实的战略。相反，他们只是不管怎样都要把这些“碎玉”撒落到太平洋的各个地方。他们不去支持那些打仗的士兵，战败了也不让他们撤退。举个例子，日本派出超过15万名士兵前往新几内亚，但当他们意识到无法继续支持那里的军队时，就把那些官兵们搁在那里不管不问了。小川昌次中士的部队在新几内亚岛登陆时有7000人。“但只有67人活了下来，”他回忆说。他和很多士兵“就像一支由泥娃娃组成的军队，”绝望地游走在新几内亚岛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因为“死去的那些士兵的尸体就堆在地上铺成了路。”在路边，有个秘密警察问小川，你的好朋友呢？他回答说，他被落在后面了。“那你们为什么不杀掉他呢？”这位秘密警察要求道。“如果你们一直等那些落伍的人，就将永远走不出这些大山。你们可以杀掉他们。死那么一两个人没什么的。”
小川保是南太平洋战区的实习医生。他后来把自己描述成“年轻、头脑简单。我真的认为我的工作就像一名日本士兵一样——是天皇陛下的孩子。”可是他很快就知道天皇并不怜悯那些受伤的士兵。正如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家永左武写的：“伤员对于军事行动来说就是累赘，常常是因为救他们而导致更多伤亡或是战斗力骤然下降。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战场上的道德就是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于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伤员们就被迫自杀或是被击毙。久经沙场的老兵们曾经说过，‘在战场上，无情有时是种美德。’”
大多数军队里的军医都是挽救别人生命的。但是在“碎玉”们的军队当中，他们的职责却是结束别人的生命。就像小川保回忆的那样：
我成了一个杀人犯。我杀了那些不反抗，也不能反抗的人。我杀了那些找药吃的人，我杀了那些我本该帮助的战友。但这一切都好像是天经地义的，那些该死的军官们决不自己去做这些事情。他们把这种事都留给护理员去做。我们常常是从连长那里接到命令，用椰子树叶子把那些尸体盖上，然后就把他们放在那儿。
我自己常想：我真的应该被判死刑。我杀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只有战争允许这么做——我必须一直忍受着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思想里的斗争也将一直持续到那一刻。我还活着。但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哭泣。这真是太让人感到惭愧了。我深知眼泪并不能洗脱我的罪孽。
一名被俘获的日本军官发现美军军医竟试图在那些已经腐烂的尸体中寻找日军伤员。美国人给这些人提供食物和医疗，可这些人已经受了重伤，根本无法再投入战斗了。这一点让这位日本军官吃惊不已。“你们会怎样对待这些人？”一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问他。他的回答是：“我们会给每个人发一枚手榴弹。”“而且如果他们不用这颗手榴弹把自己炸死的话，我们就切断他们的颈静脉。”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军队的死亡人数中只有1/3的人是死在盟军的子弹下的。导致大部分日军伤亡的主要原因在于：皇军没有制定出合适的战略和计划。事实上，当美国士兵停了一站又一站，最终赶到东京去轰炸的时候，他们只是避开了那些被遗弃的可怜的日本军队。他们被扔在那里，自生自灭。“在贾卢伊特、米利、沃杰和瑙鲁岛，日本人曾试图通过种植庄稼和捕鱼生存下来。但有超过1/3的人死于疾病和饥饿。在沃尔维，一支7000多人的队伍在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不到2000人。马努斯岛是个被人遗忘的小岛，那里曾被用来当作训练场。日本军队的新兵被送往那里接受强化训练，他们就住在岛的中部和东部。”
日本人愿意为天皇效忠而死的狂热心态也令美国人深感震惊。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军陆战队的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中校写道：“我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读到过这种打仗的方式。这些人拒绝投降。受伤的伤员只能等着有人走上前去检查他们是不是还活着……如果还活着，就发给他们一枚手榴弹让他们把自己和身边的战友炸成碎片。”
新几内亚岛的沿海地区都是臭气熏天的沼泽地，一队泡在水里的日本士兵在恶劣的条件下战斗着。他们知道自己被困在了那里，终将必死无疑。当盟军的炮火不断炸死身边的战友时，空气中弥漫着绝望的气息。他们甚至无法将自己的尸体埋在那片沼泽地里。身旁很快地就堆起了被水泡得发胀的尸体。赤道上空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那些尸体，直到他们变腐烂，被烧焦。那些死人的嘴里和鼻孔里不断地爬出无数条蛆虫。“我们在想，”一位盟军的战地记者说道，“那些活着的日本人到底是怎么忍受的。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因为身边尸体发出的恶臭，都带上了防毒面具。”
这些天皇的士兵很快就赢得了许许多多“戈尤库塞”式的“胜利”，但这些胜利在美国人眼里看来都是日军的失败。在阿图岛，2350名日军官兵战斗到了最后时刻，结果只有29人成了战俘，其他的人都死了，死亡率高达98。8％。1943年11月在塔拉瓦岛，2571名帝国海军中有99。7％的人坚决不投降，最终死在了美国海军的枪口下，而活下来沦为战俘的只有8名。在塔拉瓦岛附近的马金岛，300多名日本兵在一场战役之后只有1名活了下来。“1944年2月在马绍尔群岛的罗伊那幕尔，日军有3472人丧生，只有51名沦为战俘，死亡率高达98。5％。日本驻守在夸贾林环礁的部队有4938人丧生，只有79人沦为战俘，死亡率同样高达98。4％。”
美国在马金岛和塔拉瓦岛大获全胜为进一步向太平洋中心深入铺平了道路。按照常理来讲，如果军人具备理智的头脑，日本这个时候就应该想办法着手谈判了。可是皇军的首领东条却在1943年12月27日告知国会：“真正的战争现在开始了。”
然而，即使是东条英机也并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到底糟糕到什么程度。日本军队内部用词隐讳、靠精神力量来鼓舞士气。显然，这些都导致了信息交流极不顺畅。日本海军“并没有就中途岛战役的失利会对未来战争造成多大的影响进行必要的分析”，也没有将海军的溃败告诉陆军。只有裕仁天皇一个人得到了通知，而他也没有把事实告诉任何人。因此，就连日本首相也并不了解中途岛发生的灾难。当杉谷将军告诉裕仁天皇南太平洋的情况非常危险时，这个年轻的一国之君竟被气哭了：“难道我们就不能也去攻打美国吗？你们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也好好地打上一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打上一场关键的战役？”日本的公众们当然也不清楚日本士兵在战争中到底有多少人做出了无谓的牺牲。
塞班岛是一个距离东京1500英里的小岛。一次大战结束后德国把这个被誉为“皇冠上的宝石”的岛屿割让给了日本。日本政府一直有步骤地开发着塞班岛，战后，岛上的居民人口总数曾一度达到了2。9万人。东条把它称作“太平洋堡垒”。在美国人看来，塞班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的其他岛屿对于即将轰炸日本的B—29轰炸机来说，都可以当作基地。
皇军从没想到战争竟然会打到了自家门前，因此只派有一小支部队驻守在塞班岛。直到1944年2月才派遣援兵增援那里。当时那里共有大约4万海军和陆军官兵保卫这个岛，还有大约2万名日本平民居住在岛上。但是，塞班岛的保卫者们在强大的美国军队前来袭击的时候，根本没有半点还手的余地。这一点，身在东京的皇军将领们很清楚。他们意识到岛上的日本官兵和平民都已身陷绝境，于是军队的首领决定——岛上所有的日本人，不论是士兵还是平民百姓，都必须死。在1944年6月24日的《皇军总部陆军机密战争日志》中有如下记载：“塞班岛上的防御部队应该拿出玉碎的精神。眼下想要扭转战局是不太可能了，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敌人因为想到‘一亿日本人的玉碎’精神感到震慑而放弃继续作战的念头。”
“一亿日本人的玉碎”精神指的就是全体日本人都会宁愿为了保卫祖国而死，即使成为碎玉也在所不辞。所以现在日本军方正在极力宣传并非只有士兵才能为国捐躯。为了那个不可能实现的梦，他们已经准备好牺牲每一个日本人的生命来换取胜利。
返回塞班岛后，日本的指挥官们——南云忠一中将（他曾带头执行了珍珠港偷袭任务）、奇藤昌次将军，以及井桁启司将军于1944年7月5日开了一次碰头会，一起就东京下达的“玉碎”命令商量作战方案。东京命令所有军队竭尽全力进行最后一轮攻击，然后三名指挥官全部自杀。究竟他们三个人的自杀能对战争起到多大作用，后来并没有做出解释——真正的日本武士在战争之前是不会杀死自己的。大概他们相信自己死后的灵魂能够保护他们丢下的日本士兵和百姓的生命吧。井桁将军最后在无线电中发出的消息听起来还有一定的逻辑性：“没有制空权就不可能打赢战争。我非常希望（你们）多造出一些飞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美国海军陆战队粉碎了日本人在塞班岛上的反抗。
在美国官兵第一次登陆的三星期后，剩下的3000名日本人发动了最后的“高呼着万岁的冲锋”。《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文章中描述道，那些抱着必死的信念不断冲上来的日本士兵，“就像橄榄球比赛结束后涌入球场的人群。有的人只是拿着一根一端绑着刺刀头的竹竿，还有的人手里没有任何武器，但是他们都高喊着“万岁”和“七生报国”。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激动地说，“这些日本人一个劲儿地往前冲，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你刚刚开枪打死了一个，就又有五个人冲了上来。”
美国士兵们已经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