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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中途岛战役中，日本水手从水中捞起了三名美国飞行员，并残忍地杀害了他们。其中两名被绑上铁链扔进了海里，另外一名则被日本兵用斧头活活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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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28日，在杜立特尔空袭中被俘虏的八名美军飞行员被带上了法庭，因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接受“审判”。“他们用日语宣布了我们受到的判决，”鲍勃·海特说。“我们并不知道那最终判决究竟是什么。翻译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们。’刚说完，我们就被带走了。”
10月14日，来自得克萨斯州罗伯特李的28岁的迪安·霍尔马克、来自南卡罗来那州达林顿的23岁的比尔·法罗，以及来自堪萨斯州勒伯的21岁的哈罗德·斯帕茨被告知，他们在战争中犯下了罪行，第二天就要对他们执行死刑。当时，这几个小伙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并不知道，日本已经于1942年8月13日通过了敌军飞行员处理法案。这项有追溯力的法律规定，那些向非军事目标轰炸或射击的美军都要被处以死刑。所有八位飞行员都被判为死刑，但鉴于天皇的“仁慈之心”，另五位飞行员得以减刑，被判为终身监禁。”然而那5名免于一死的飞行员并得不到“战俘”那样的对待，他们被定为战争罪犯。一条军规声明，“对战犯的处置办法将不会依照普通战俘的标准，即使有交换战俘的规定，这些战犯也不能被遣返回美国军队。”这些已经成为日军的官方政策了，所以这些飞行员必须得死。
日军的狱卒给迪安、比尔和哈罗德准备了笔和纸，让他们最后给家里写封信。
迪安当时虚弱的已经站不起来了，他给在达拉斯的妈妈写道：“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们只是告诉我，说我很有可能被处死。我怎么也不相信……我是个战俘，原以为我会一直被这样照顾着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还试着与他们合作，因为我知道在这场战争中我的角色已经扮演完了。”
比尔给他在达林顿寡居的妈妈这样写道：“别为这事儿感到忧伤。您要记得，上帝会让一切好起来的，我们会在他那里再次见面的。”在另一封写给未婚妻的信中，他写道：“对我而言，你就是我的惟一，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比尔感谢她“让我这一辈子全心全意地去爱一个好姑娘”。他还补充道：“请常给我妈妈写写信，安慰安慰她，因为她一定很需要你——她觉得你是个好姑娘。”
哈罗德给他鳏居爸爸写的是：“如果说我长大后这些年里得到了什么的话，我愿意把它们都送给您，还有，爸爸，我想让您知道我很爱您，愿上帝保佑您。您要记得我是个战士，是为祖国战斗而死的。”
战争结束后，人们在日本的军事文件里找到了这几封信。事实上，监狱的办公人员根本就没有寄出这些信。
1942年10月15日的早上，三名被宣判有罪的飞行员小伙子被铐住双手运往了上海第一公墓。前一天晚上，木匠们已经钉好了三个木头十字架，而眼下已经把它们插在了刚刚割下的草堆上，相互间距20英尺。
监狱长立田走近他们三个。“我对他们说，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而你们也将要死在十字架上，当你们被处决的时候，也就是你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会赋予你们荣誉。我还让他们三个祷告，于是他们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就开始祷告。我说，‘你们马上就要被绑在十字架上了，绑好之后，人的信仰和十字架就连为一体了。所以，请相信上帝。’听到这些他们笑了，说他们很清楚这些。我接下来又问他们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他们说没什么要说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全部对话。”
比尔、迪安和哈罗德被带向了十字架，然后背靠着十字架跪下了。卫兵们为他们取掉了手铐，并把他们的手腕绑在了横木上。他们的脸上被蒙上了白布。卫兵们还用黑笔在白布上画上一个“叉”以标明前额的中心位置。
射击班站在20英尺开外，边上的神道教祭坛里燃着熏香。“各就各位！”指挥官喊道，“开枪！”
三声枪响后，三位飞行员小伙子的头猛地往后一撞。鲜血立刻喷了出来，瞬间将蒙在脸上的白布染红了。
四天后，日本用英语广播道：“那些美国飞行员残暴无情，丧心病狂……他们向我们的非军事设施投下燃烧弹和炸弹，毁了我们的医院、学校和百姓的房屋。他们甚至在俯冲的飞机上用机枪扫射我们的学生。他们被抓获以后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依照军事法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则报道中说出了三位飞行员的姓名，但并没有提到他们受到的刑罚方式。
太平洋战争进行到那个阶段，日本早期的优势大部分保留了下来。1941年末，日本军队已经夺取了太平洋上最西的美军基地威克岛。美国1942年2月在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发动的反击削弱了山本的作战力量。美国的飞行员为了拿下新几内亚群岛的腊包尔同日军打了几场硬仗，日本当时正在把腊包尔改建成他们最大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但美国并没有成功。1942年5月在珊瑚海战役中（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对航母的战役），日本有两艘航母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他们还是经受住了打击，且巧妙地战胜了盟国的军队。
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海军飞行员接受训练，准备投入到广阔太平洋上的战争中去。这些飞行员将要在那里参加战斗。没错，他们是士兵，但他们却并非由于身上发达的肌肉受到重视，而是因为他们有聪明的头脑。一大批战士们所受训练的内容不仅是怎么提高飞行技巧，还要学习相关的知识。这些小伙子们要学会导航、航位推测法、地图分析以及处理各种细小的机械难题。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海军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由训练场和征用的大学校园组成。训练设施被发送到全国各地。飞机场本身并不占太大的地方，飞行员们的居住区面积同陆军和海军的相比也是差不多大小，但在练习空降的时候，飞行员们就需要宽广空旷的空地来进行训练。
那些即将投入空战的战士们需要数平方英里的得克萨斯天空充当他们的训练场；那些俯冲轰炸机在布满岩石的加州山脉上空呼啸飞过，寻找空旷山谷中已画好记号的训练靶子，然后朝靶心投下炸弹；鱼雷轰炸机飞翔在墨西哥湾蓝绿色的水面上，练习如何打中那些训练用的救生筏，或用机枪射中拖在训练机身后的靶子套。所有这些飞机里面，机枪手都是膝盖贴着脸颊蜷在炮塔里随着飞机一起旋转，而炮塔下面的无线电技师则在那里发送摩尔斯电码。
飞行员当时的地位很高，受到很多女孩子的爱慕。但每个硬币都有另一面。很多时候，飞行员是个很残酷很危险的职业。比如你的一个朋友在坠机事故中被烧死了，当你看到马铃薯田里那堆冒着黑烟的烧焦了的尸体时，自然感到悲痛欲绝。当你亲眼看到伙伴们在一次夜间飞行中从地平线上消失而俯冲到海里的时候，心里难免痛苦万分。即使是在地面上，当你看到昔日好友不小心被身后高速旋转着的螺旋桨削掉了胳膊时，也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平时，飞行员们之间很少谈论这些事情，但其实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些小伙子们知道，当他们能对别人造成致命打击的时候，他们的职业对自己来说也是致命的。
在1942年11月21日那个极冷的冬日早晨，18岁的航空军校学员乔治·布什第一次独自驾驶着一架训练机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机场上起飞了。“没当过飞行员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第一次独自飞行时的喜悦之情的。”布什后来解释说：“我们单独飞行过的人都觉得飞上天时自己有10英尺那么高，非常了不起。”
布什当时驾驶的是一架斯特尔曼N2S飞机，这是一种开舱式复翼飞机，又称“黄色警告”。阿奇·克拉普回忆说，它之所以被叫做黄色警告是因为“我们那些新飞行员是很危险的，其他人最好当心点。因此这种训练机被涂成了明亮的黄色”。很多斯特尔曼N2S飞机在训练时都坠毁了，有时候学员们把它戏称为“洗衣机”，因为很多训练者在驾驶失败后都被“洗掉”了，也就是被淘汰了。但是这种飞机很结实也比较安全，所以被选作训练机，尽管它的座舱不是封闭的，在明尼苏达的冬天里飞行常常会感到异常寒冷，但这一切对布什来说却算不上什么。他非常喜欢驾着飞机在冷风中呼啸而过的感觉，这让他想起小时候在缅因州的时光，就像坐在一条小船上。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战争对他来说还只是历史书中出现的字眼。
“第一次独自飞行对你而言，就好像爸爸第一次对你说你可以开着家里的车出去一样，”来自西雅图的比尔·康奈尔告诉我。经过几周空中和地面训练之后，你就可以独自驾驶飞机飞行了。你所操作的每一步都是第一次。耶西·诺尔在前往太平洋参战之前是个教练员。“我把他们带上飞机后，就开始‘手把手’地教他们，”他说。“训练机上有两套操作装置，一套给飞行员学员用，一套给教练用。学员把手放在操纵杆上，脚踩在踏板上。在我起飞和着陆的时候，他就可以感受到我是怎么操纵飞机的。轮到他的时候，他便通过模仿我的动作‘完成操作’。当然，我的手和脚是决不会离开控制装置的，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他的每一项操作是正确且安全的。”
布什后来回忆起学习飞行时的经历，“我在踏上飞机的那一刻并没有太清晰的想法，但我就是想当一名飞行员。我在地面上已经学习了很多知识，通过了导航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