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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可当毛泽东和农民打交道时，却是彬彬有礼，坚持“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一切缴获要归公；
上门板；
捆禾草；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不调戏妇女；
不虐待俘虏。
日军不久就被那种“不正规的”的游击战术折腾得筋疲力竭。一名士兵后来回忆说：“我们对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些中国人同我们合作，他们让我们躲在他们的房子里，向我们提供情报。但我们还是把他们也看做敌人。打仗的时候，村民们都躲了起来，我们把他们屋子里剩下的有用的东西全都拿走，冬天的时候，就把那些东西当柴火烧掉。如果我们发现附近有人走动就会立刻把他们抓来杀掉。他们可能是间谍！瞧，这就是战争。”
那些不宣而战的国家声称“战争的法律和惯例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也不会去遵守”。日本就从来没有对中国宣战。相反，他们把这场战争称为“事件”。中国军队里的士兵不是“士兵”，而是“土匪”。在这场打“土匪”的“事件”中，日本仅对战争管理中的一点表示认可，那就是被俘的中国士兵应被视为战俘。1933年，日本的一本陆军步兵教材中这样教导学员——“如果你把抓到的战俘杀了，绝不会有什么后果”。在1937年的一项指令中，日本陆军副司令声明：“我们为了在当前形式下同中国展开全面的战斗，将认为那些有关陆战法律和惯例的协定，以及那些有关交战状态的法律法规的协定对日本统统不适用，日本对其也不予遵守。”这条指令中同时还要求“在中国的日本军官应立即停止使用‘战俘’这个词”。正如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赫伯·米勒所说，裕仁天皇本人就非常“支持对中国不宣而战的政策，他在对待中国战俘这个问题上从他个人角度赞同日本摆脱国际法束缚的决定。”这样一来，那些在战争中被抓获的中国士兵便“以同样的理由被剥夺了战俘的资格，他们中有许多被集体屠杀、还有许多人受尽了折磨，或是被发派到了日本的劳动集中营。
年轻的昭三富永来到中国时还是一名年轻的陆军中尉，刚到中国就被介绍给他手下的20名士兵。然而，他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惊呆了。
富永是个文雅好学的年轻人。他毕业于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这所大学在日本就相当于一所融哈佛大学与牛津大学为一体的学校。富永的父母为他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原本只想找个安稳妥当的文职工作，可后来被征召入伍了，不久后，就以陆军中尉的身份来到中国打仗。那时候他刚刚走出军校，还从未见过真正的战争。至今他还依然记得几十年前那惊人的一幕。
富永回忆道：“我永远也忘不了看到他们时的情景，我看到了我那个排的士兵，顿时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的眼神充满了邪恶。那些眼睛和普通人的眼睛完全不同，你从他们眼中看不到七情六欲，却只能看到虎豹般的凶恶。那些士兵投入战争已经很长时间，可我却完全没有经历过那种战争场面。这叫我怎么能够给他们下达命令呢，叫我怎么能够正视他们的脸呢？当时，我的信心全没了。那群士兵中有新兵，也有入伍两三年的‘老’兵。他们在前线打仗的时间越久，眼神就显得越发邪恶。”
接下来的五天里，富永和另外21名新到的军官在战场上巡视，他们仔细察看那里的“地形特征，努力想把书本上的地理知识应用到真实战斗中”。然而在后面的日子里，他们该从真正的战争中学习一点战斗精神了，他们应该从战争中领略日军的战斗风格。
对于日本士兵来说，他们杀敌的时候好像根本不是在杀人，这样一来，他们的屠杀就显得更加容易了。他们所得到的指示告诉他们，不要把敌人看做是人类，全当是在和“魔鬼”打仗。这些话可不是随口说出的，而的确是军官们下达的命令，他们的命令也就是天皇的命令。富永回忆说：
在训练结束的前一天，田中少尉把我们带到一处关押中心。他指着屋里的人（全是中国人）对我们说道，“这是东西可以用来试验你们的勇气。”那些中国人看上去是多么憔悴多么消瘦啊！这让我们惊讶不已。田中接着说，“我们已经有几天没有给他们喂食了，这是在为明天的计划做好准备。”我们去参加一次考核，看看是否有资格当排长。田中说，如果我们连个人头也砍不下来，就没有资格做排长。
最后那天，我们被带到了考核场地。那里蹲着24个战俘，他们的手被绑在身后，眼睛也被蒙上了。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坑——十米长，两米宽，三米多深。团长、营长和连长们都已经在指定位置上就座。田中少尉向团长鞠了一躬，报告道，“现在马上开始。”他命令一名勤务兵把一名战俘拖到坑的边缘；那名战俘还企图抵抗，结果被狠狠地踢了几脚。勤务兵最终还是把他拖到了大坑的边上，逼他跪下。这时，田中转向我们，逐个扫视我们的脸。“你们要像我这样把他的头砍掉。”说完，他抽出军刀，用长柄勺从桶里舀出一些水来倒在了刀刃上，然后“嗖”地一声举起军刀，抡出一道长长的弧线。接着，田中站到了战俘身后，两腿分开，稍稍让自己稳定一下，随着“嗷”的一声大叫，那名战俘的头飞到了一米以外的地上。鲜血像喷泉一样喷射出来，溅到坑里。
那个场面着实令人毛骨悚然，我当时几乎无法呼吸了。我们每个人都直挺挺的站在那里。田中少尉对我右边的军官说：“你是下一个”。我被排在了第四个。后来轮到我时，我脑海里惟一的念头就是“不能做不体面的事情！”我可不想丢人现眼。于是，我向团长鞠了一躬后向前迈去。我本以为自己会害怕，结果却与我预料的正相反，我的脚站得稳稳的。一个瘦骨嶙峋的战俘跪在坑的边缘，蒙着眼睛。我把军刀从鞘中抽出，那把军刀是我姐夫送给我的礼物，接着，我就像少尉所演示的那样，把剑弄湿，站到战俘身后。那战俘一动不动，一直低着头。或许，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下场了。我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心想着我不能失败。我深呼了一口气，恢复了镇静，这时，我把军刀举过了肩膀，狠狠劈了下去。那个战俘的头颅被我砍飞了，身体倒了下去，一瞬间，鲜血喷了出来。空气里充满了血腥的味道。我随后把刀刃上的血洗掉，再用纸擦干。可这鲜血已经凝固在上面，一点儿也不容易擦掉。
从那一刻起，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只是觉得自己好像从肝胆之中获得了力量。在那之前，我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手下士兵那锋利的眼神都会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可当我那天晚上再点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我甚至再也看不到他们眼神中的那种邪恶。我感到我很鄙视他们。后来，当国防妇女协会在满洲国欢迎我们的时候，他们对我说，像我手下那帮士兵们的那种邪恶眼神他们从未看到过。可那时的我甚至已经根本注意不到了。
不久后，富永中尉就开始向那些新兵灌输大和民族精神。他们军官身上佩戴着军刀，那些普通士兵用的是刺刀。他们以此来证明自己足以担负起在中国的“神圣使命”。
富永说：“在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命令他们用刺刀去刺活人。在我做连长时，这通常是训练的最后一项。我们以此来检验军官们的胆量。那些战俘被绑在柱子上，蒙着眼睛。士兵们高喊着‘冲啊！’朝前跑去，刺向目标。有些人会在半路停下来，我们就走过去踢他们几脚，让他们重来。他们经过这种训练后再去干别的事情就非常容易了。”
多年以后，原川奈仍然记得拿中国活生生的战俘试验他的勇气的情形，他说：“那些战俘被蒙上眼睛，捆在了柱子上。他们的衣服上满是污垢，在靠近心脏的地方有红粉笔画好的一个圈。刺刀训练开始的时候，教官就对我们喊道：‘准备好了吗？画红圈的地方是心脏，你们不可以刺那个地方。懂了吗？’我原来想，教官之所以在那个区域画上红圈为的是让这些新兵更容易刺到心脏。然而，我理解错了。原来，他们画圈的目的是想让那些战俘尽可能不那么快死去，尽可能延长折磨他们的时间。”
富永后来得出结论说：“我们就通过这些改变了他们原本的样子。原来那些孝顺的儿子、慈祥的父亲，敬爱的长兄从家乡被带到前线，他们在战场上残杀敌人，都变成了杀人的魔鬼。的确，三个月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变成了魔鬼。也只有当人性被完全抑制之后，士兵们才能够不顾一切、英勇作战。我们对此深信不疑。这就是我们训练士兵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帝国军队。”
部队行军要有军粮。军事专家们意识到，军粮的供应是战争中的根本部分。军队应该确保在战争期间有足够的军粮储备，还要具备一定的军粮转移能力，而这就需要巨大的军粮储备。日军本来想在“三个月内结束战争”，因此便没有费力运送军粮。他们解决军粮供应问题的办法就是靠“当地供应”，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委婉的说法。
新闻记者赤阪一郎回忆起那些令人作呕的军官时说道，“他们自己其实根本不上前线，”“他们在东京时成天坐在那里研究战略，看上去好像很严肃的样子，事实上就是在纸上谈兵”，一郎又说道：“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士兵派到中国，却不给他们提供军粮。他们命令士兵们‘使用当地的供应’。可那些生长在那里的当地人自己都填不饱肚皮，现在又来了成千上万名日本士兵，把他们所有东西都掠走了。”
NB23F本杉木回忆说：“食物由当地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