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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西藏和蒙古的机构。
人们常常说起的封建文化，其实是一种把组织结构（管理制度）与组织文化混为一团的说法。
汉朝的组织文化
为什么周朝拥有八百年的基业，而秦朝仅有十五年的寿命呢？原因在于，实现优质管理的重点往往不在于管理制度（组织结构），而在于管理理念（组织文化）的正确性。
不同的管理理念决定了不同的组织文化。我们常说，企业的文化就是老板的文化。这种文化来自哪里呢？就来自老板的管理理念。我在《管理三国志》中，把人类的文化分为两种，渔夫文化和园丁文化。这种划分不论古今，也不论中外，没有历史的界限和国际的界限。如果老板是渔夫，则公司盛行巧取豪夺的渔夫文化。如果老板是园丁，员工们的注意力就会从物质利益转移到人生的意义上来，于是就有可能建立一种热爱生活、友爱互助的道德体系，让公司在员工们热情洋溢的工作中实现基业的长青。
秦朝的文化就是一种渔夫文化，或者说是一种猎人文化，它鼓励你用战争的方式去占有财富。但这种文化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它在鼓励人们占有财富的同时，也在鼓励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第二，它鼓励了人们占有财富的欲望，但它却不具备创造财富的机制。这么一来，就会导致强者向弱者掠夺财富，弱者向大自然掠夺财富，结果就造成了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腐败和地球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天下的财富都集中在秦始皇一个人手中，而整个社会却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所有的人都对他唯唯诺诺，但没有人对他忠诚。等到陈胜、吴广一起义，巍然屹立的大秦帝国在顷刻间土崩瓦解，顿时化为一片废墟。就像我们现在的某些企业，例如秦池，例如三株，例如爱多，一次看似偶然的危机，引发了山崩海啸，诺大一个企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化为一片废墟。
人们常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的文化。应该说，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秦始皇颁布过“书同文，车同轨”的法令，但他并没有真正地做到。
为什么没有做到呢？第一，秦始皇试图通过一种暴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就像现在的老板，用暴力来管理员工，员工们会怎么做呢？表面上服从？内心害怕？伺机逃跑？暗中报复？结果，秦始皇的暴政激起了全国各地人们的普遍反抗，使得他的政策很难被顺利地执行下去。
第二，秦始皇在位只有12年，秦朝的历史也只有15年，在那样一个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年代，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那么大的国家里完成文化上的统一，无异于天方夜谭。
第三，秦朝的小篆不利于毛笔书写，人们更愿意选择当时已经出现的隶书。隶书是古文字与今文字的分界，到了汉朝才第一次以隶书的形式实现文字的统一。秦始皇时期并没有统一全国的文字，连文字都没有统一，当然不可能统一全国的文化。
第四，秦朝的文化与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码事。我们使用的汉字，始于汉朝的隶书，而不是秦朝的小篆。我们的传统文化，被称为汉文化，跟秦始皇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都是汉族人，而不是秦族人。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称为汉文化，汉文化和它前面的秦文化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化。
秦文化的特点是嗜杀成性，谁敢杀人谁就是勇士，谁杀的人多谁就是英雄，所以才会出现长平之战这样的惨案。秦国的大将白起，竟然在长平这个地方，惨无人道地活埋了赵国的四十万降卒。利用这样的暴力和权谋，秦始皇占有了诺大一个中国。也因为这样的暴力和权谋，使得天下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最终导致整个组织的崩溃。
刘邦刚刚建立汉朝的时候，同样也是危机四伏。到处都有人谋反，到处都有人叛乱。刘邦为此杀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功高盖世的淮阴侯韩信。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突如其来的事故发生，弄得他一次又一次地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惟恐重蹈秦始皇的覆辙。这时，有一个名叫陆贾的学者，对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管理学名言：“马上得天下，但不可马上治天下。”意思是说，你可以用战争的方式夺得天下，但不可以用战争的方式管理天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陆贾的一句名言，触动了刘邦的一念之转变。从此之后，汉朝的管理当局就开始了文化上的转型。
历史学家常说“汉承秦制”。这种说法是对的，汉朝的确沿用了秦朝的管理制度。但它的眼光，却越过了秦朝，到周朝的历史中去寻找新的文化源泉。尤其是从汉文帝开始，管理当局几百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并且“立大学以教于国”。在汉朝的管理学理念中，管理的重点不是权力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评价一个杰出的管理者，不在于他如何奴役员工，而在于他给员工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生、热爱生活的文化。所以，汉朝的学术研究风气蔚成大观，教育事业也非常兴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可能就是汉朝的太学。
新的文化生活不仅让人们懂得了与人为善的做人之道，也培养了一种创造财富的机制。例如“文景之治”和“明章之治”创造的财富，简直成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神话。正是因为这种善意而又充满生机的力量，使得汉朝成了周朝以后的第二家基业长青公司，拥有长达四百多年的历史。
分与合之间的历史奥秘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为什么而合，因为什么而分呢？我以为，因为园丁文化而合，因为渔夫文化而分。中国历史上的合与分，其实是园丁文化与渔夫文化之间的变换。其中，园丁文化意味着对生命的理解与爱护，而渔夫文化则意味着因为人性败坏而孳生的贪婪与凶残。
我们看看整个汉朝的历史，同样是那个天下，同样是那套管理模式，有“文景之治”，有“明章之治”，到了东汉末年却出现了合久必分的乱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问题还是出在文化上面。准确地说，是管理者的道德出了问题。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终结了汉朝的文化传统，最终导致整个组织结构的崩溃。
东汉时期，全国被划分为十三个区域。首都为首善之区，设司隶校尉一人。其余十二州部，各设刺史一人。刺史的职责，是代表中央政府去考察各个郡县的管理绩效。以汉朝的郡县制度与TCL的分公司制度做类比，刺史就相当于TCL公司总部派出巡视各个分公司的大区总监。在正常情况下，刺史和大区总监都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但如果发生意外，情况就很难设想。到了东汉末年，意外真的发生了：汉灵帝中平元年，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虽说是意外，却也事出有因。《三国演义》说得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一个是汉桓帝刘志，一个是汉灵帝刘宏。由于某种政治的原因，汉桓帝15岁就登上了皇位。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灵帝12岁就登上了皇位。15岁是初中生的年纪，12岁是小学生的年纪，年幼无知的小孩只知道利用皇帝的特权寻欢作乐，哪里懂得什么民生国计呢？他们显然更喜欢那些善于讨好他们的宦官，而不是那些忠诚于国家的大臣。
尤其是汉灵帝，以任性放荡而闻名于历史。他在西园设置一个秘密金库，积攒了一笔颇为丰厚的钱财，俨然成了财大气粗的暴发户。为了积攒更多的钱财，他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公开卖官鬻爵。初步定下的价格是：年奉六百石的官职六百万钱，二千石的官职二千万钱，依此类推，按官定价。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曾经花费一亿钱购买过太尉这样顶级的高官。
从来财色双贪。汉灵帝不仅贪财，而且非常淫荡。他规定所有的嫔妃和宫女都必须穿着开裆裤，为的是临幸起来方便。他又在西园盖了个“裸游馆”，与一群裸体女子游戏其间，纵情狂欢。他感叹说：“假使一万年都能如此，就算得上是人间的神仙了。”魏晋时期的淫乱风气，其实自此而始。
汉灵帝贪财好色成了一个很坏的榜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此之后，人们爱慕钱财胜过爱慕道德，巧取豪夺的风气日益盛行。大量品行不端的人员通过财色公关的方式获取了政府机构中的各种职位，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开始横行天下，而忠贞合格的官员则被逐渐排挤出了管理层。就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一样，汉朝的组织结构已经变得异常地脆弱。
等到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天下到处都是危机。中央政府无力招架那种混乱的局面，各个州部的刺史就趁机掌握了地方上的军政大权。十三个州部，每个州部比现在的一个省还大。刺史摇身变成州牧，各自为政，各自为战，汉朝也因此由郡县而诸侯，形成事实上的封建割据形势。
五年之后，董卓乱政，废掉了汉少帝刘辩，随后汉献帝刘协以傀儡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此时，向来有天子之尊的皇帝已经彻底失去了职场伦理上的权威性，各地的州牧和郡守则趁机由封建而战国，重演了一段乱世争霸的历史。曹操的狡诈与军事才能，也因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现代社会的商业文化，与三国时期的战争文化，其实都可以列入渔夫文化一类。现代社会之所以喜欢谈论三国故事，也与文化的相似性有关。很多读者看完《三国演义》，也忍不住跃跃欲试，恨不得穿越一千八百多年的时空，到群雄争霸的战场上去一显身手。殊不知战争之危害，远胜于洪水猛兽。因为战争造成的死亡和因为饥荒造成的吃人现象，许多人都丧失了他们的性命，甚至连首都洛阳地区也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灭绝现象。天下苍生，可怜如此，试问那些好战分子，怎么忍心舞动刀枪？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需要说明的是，三国归晋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