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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那么它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事实，人们当然应该去推翻它，去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文明、更能够体现民主性的社会形态。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为社会进化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有理”的政治口号是无比正确的。可是我要问：它真的是一个事实吗？
我以为，这三个问题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和反思。只要能够解决这三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人们在历史观和文化观上面存在的许多疑难问题。
寻找那个确定性的答案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个社会依然是不公平的，而他们自己就处于被压迫的景况中。他们依然有着“造反有理”的潜意识，所以他们相信社会进化论。这样就决定了他们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他们不理解道德，也不相信真理。当他们谈论真理的时候，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所谓相对的“真理”，意思是说，“真理”是用相对的方式比较出来的，今天你是正确的，明天你就不一定正确了。可是，如果“真理”是如此地不确定，那还叫“真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还记得我在洛阳舌战群儒的时候，学者C曾经表示过他对真理的怀疑。我当即问他：“那么，您此生在寻找什么呢？”他疑惑地看着我，没有做出回答。但我告诉他说，每个人都在为他的人生寻找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而那个确定性的答案就叫真理。
真理并不容易被说明。每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界面。除非他的价值观正确，否则他就无法看到事实的真相，也无法透过事实的真相看到真理的存在。可是，有谁会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呢？
我忽然意识到，我并不是在研究那些历史资料，而是研究人们的历史观。我所说的研究，与某些学者的论证是两码事。做论证的方法是，先提出观点，然后通过堆砌一定数量的证据，自圆其说地形成对观点的支持。做论证的危险之处在于，很可能把一个并不正确的观点论证得顺理成章。做研究则不是这样的。
做研究的方法是，先提出问题，然后通过某些蛛丝马迹，查找到问题的答案。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提出的三个问题，并且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去发现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
“当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就意味着历史的进化吗？”
“究竟什么是封建文化呢？”
所有的人都在天下生活，而天下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我们提出的三个问题，就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所谓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其实就是管理学所研究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人生态度去面对这个社会，用怎样的组织结构去管理这个社会呢？无疑也是属于管理学研究的课题。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天然的组织结构，可以与社会的组织结构对应起来；一种正确的人生理念，也可以从最初的觉悟者那里通过教育的方式传达给所有的人，最终形成这个社会的组织文化。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天人合一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他们相信，当一个人做对了自己，他就能够使用那个正确的标准去服务整个社会。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就是这种成己达人的过程。
然而，天人合一毕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我们无法改变身体的组织结构，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却常常因为政治和战争的变故而发生改变。我们的人生理念，也常常会被并不正确的社会文化所左右。
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
那么，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真的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这就要从管理层的管理理念说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指的是人类社会，国家指的是天下的一种组织结构。明朝灭亡以后，顾炎武说过一句很令人震惊的话：“国家可亡，天下不可亡。”所谓“国家可亡”，不过是组织结构的改变；所谓“天下不可亡”，则关系到人类的命运。
从管理学上讲，中国第一个值得关注的组织结构，是公元前1027年的周朝（周朝以前的历史，我们所知道的不够详尽，无法进行细节上的研究）。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事实上在周公时代就已经实现。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总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而周公就是周朝历史上第一个有作为的总经理。
早些时候，周文王向姜子牙请教管理之道。姜子牙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意思是说，天下的所有者就是天下的老百姓。当天下被改组成周公司的时候，老百姓也就成了公司的股东。虽然很可能存在大股东侵占小股东权益的问题，但老百姓的股东身份却是不容置疑的。周文王因此意识到，只有得到股东们的认同，周公司才能合法地存在；如果股东们不认同，周公司就会失去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概念，而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天命。
当时，周部落在人口上、文化上、武力上都不如它的对手商王朝。可是，因为“维天之命”，居然很快获得了胜利，天下被成功地改组成周公司。那时周文王已经去世了，他的继承者周武王被股东们奉为天子，成为公司的董事长。
周成王是周公司的第二任董事长。因为公司刚刚创立不久，成王还是一个小孩子，周公就以总经理的身份，勇敢地承担了许多责任。可是，人们也因此怀疑周公，认为他太强势了，很可能篡夺董事长的大位。于是，周公不得不向公司的另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太保的召公——说明他的志向。这段重要的说明文字，可见于《尚书？周书？君姡У谑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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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的管理哲学最初并不是让国王、或者皇帝独自占有天下的财富，而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的生活。如果管理当局做不到这些，天下就会发生动乱，而管理当局也只好宣告破产。
三千多年前的周朝，没有电话，没有电报，也没有电子邮件，人们只能依靠走路和马车旅行，信息的传递是相当缓慢的。如果有人造反，管理当局也无法及时地觉察。可是，周公这个总经理当得非常称职，他创造了一种管理模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封建制度，而且让这种封建制度成功地运营了八百年——虽然在周朝的后期，这种封建制度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
从管理理念到管理制度
秦始皇没有采用周公的封建制度，而改用郡县制度。怎样去理解封建制度和郡县制度呢？以中国比较知名的企业TCL公司为例。
TCL最初是做电话机的，后来改做电视机。因为当时机会很好，广告也做得漂亮，TCL彩电在当时很有市场影响力。为了巩固自己的市场份额，他们开始在各个区域市场设置营销机构。最初，他们采用的是封建制度，也就是在每个区域市场成立一家公司。这家新成立的子公司承担着市场营销的任务，但在财务上、人事上、运营上也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后来TCL电话机也开始营建自己的销售网络，却没有采用封建制度，而是郡县制度。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度的区别，可以从公司名称上看出来，前者是“北京TCL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后者是“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我们因此可以知道，所谓封建制度相当于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管理模式，所谓郡县制度相当于公司总部与分公司之间的管理模式。
在封建制度和郡县制度之外，还有一种羁縻制度。羁是用绳子牵住一匹马，縻是拴住一头牛。小时候在农村，大人们常常吩咐我：“把牛縻在树荫下面。”用的就是这个縻字。三国时期，诸葛亮创造了这种羁縻制度，后来盛行于隋唐时期。为了管理边远地区的部落，通常的做法是封给部落首领一个头衔，例如刺史、都督等，使之成为一个羁縻州府。这样以来，部落首领就可以代表皇帝管理当地的民众。与其它的州府不一样，羁縻州府有充分的自主权。它既不是子公司，也不是分公司，而相当于商业上的代理公司。中央政府通常不会插手地方上的事物，而只是设置一个办事处作为双方的联络和协调机构。
秦始皇为什么要采用郡县制度呢？无非是为了削弱地方上的管理权，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全国的局势。可是，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却不怎么管事，仅仅运营了十二年，就被陈胜、吴广两个奴隶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而不可一世的秦朝，也在三年之后被起义军覆灭。
事实上，这三种管理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单一地出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社会，但楚国和秦国已经开始采用郡县制度了。三国时期，则同时出现了多种管理制度。除此之外，还有清朝的理藩制度。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并不仅仅是一个休闲的去处，事实上也是清朝管理西藏和蒙古的机构。
人们常常说起的封建文化，其实是一种把组织结构（管理制度）与组织文化混为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