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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法文先生和刘桂郁先生一直在倾听。他们并不一定全然认同我的观点，却始终宽容地向我微笑着。在恰当的时候，他们谈起了涿州和三义宫的历史变迁。
涿州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年荆轲向秦王进献的地图，就是涿州的地图。图穷匕现，出现了荆轲刺杀秦王的悲壮场面。那么，秦王为什么如此垂涎涿州的地图呢？刘桂郁先生回答说，因为涿州肥沃的原野和富饶的物产。
涿州及其周边地区，即是历史上所说的督亢，古来即有“小江南”的美喻。尤其是大邵村、小邵村、夹河村和冯村花园一带，每到夏天，早稻吐穗，荷花盛开，四野飘香，景色甚是优美。民国时期，主编《涿州县志》的周存培有诗赞曰：“山光泼翠水托蓝，获稻分秧事事谙。十顷荷花万株柳，卜居须住小江南。” 王法文先生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候春有“楼桑春社”、夏有“邵村花田”、秋有“督亢秋成”、 冬有“盘坡积雪”，真是人世间的天堂啊！直到197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考察涿州，还在赞叹此处是“得天独厚盛产水稻的好地方”。
如今，涿州地区水系纵横、苍翠欲滴的田园景象，正在成为一个远去的记忆。随着拒马河、胡良河的断流， 曾经充满诗情画意的“拒马长虹”和“胡良晓月”也已经风光不再。放眼望去，再也看不到一块池塘或者一条水沟，只有满眼灰蒙蒙的尘土。当地的居民只能从地下采水饮用，据说在某些地方，直到70米以下才能打出水来。如果遇上干旱，不要说什么水稻，连小麦都没有办法成活。只有在雨季，河道里才有水流经过，但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王法文先生感叹说：“从1973年到现在，仅仅过去了三十多年，怎么会有这样恍若隔世的变化呢？”
与这片土地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历经劫难的三义宫。“文化大革命”期间，三义宫被当作所谓的“四旧”u，遭到一群红卫兵无情地破坏。金碧辉煌的殿堂被拆毁。红松木雕的神像被焚烧。林立的碑碣被砸烂。还有那些三、四人合抱的古松古柏，因为发生武斗死了人，也被锯倒做了棺木。刘桂郁先生1968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一道低矮的残垣断壁连接着荒芜破旧的山门，围拢着好大一片瓦砾场。
我不知道涿州市政府为什么要重建三义宫，也不知道三义宫是否真的能够重建起来。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换成了钢筋混泥土结构，红松木雕的神像也换成了泥胎彩绘，只有当年那些参天的古松古柏无法替代，便按照《三国演义》中的描述种上桃树。时值早春时节，那些桃树刚刚发芽，仿佛一排排六、七岁的小学生在做午间操似的，向天空中伸展着稚嫩的枝桠。
道义无今古，人间有沧桑，我们感慨着，浑然不觉时间的逝去。当我们从三义宫出来，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按照计划，应该去张飞庙的，看看天色已晚，只能改到明天去。
刚走不远，一位衣衫脏乱的少年突如其来地扑到车头上，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刘桂郁先生开门下车，大声地喝退他。我问是怎么回事？王法文先生解释说：“那是一个脑袋有毛病的傻子，啥也不懂，就知道要钱！”
三国文化与旅游经济
晚上很意外地受到涿州市副市长刘蕴英女士的接见和宴请。她频频举杯，一方面欢迎我对涿州的访问，一方面希望我在以后的讲学和写作中多多宣传涿州。她感慨地说：“如今是市场经济，涿州也需要发展的机会啊！”
按照刘蕴英副市长的安排，次日由涿州市文联的两位负责人陪同我参观张飞庙和卢植故里。其中一人，是刚刚上任的文联主席。早晨8点35分，文联主席和他的同事接到我，然后驱车往东而去。
我感觉方向不对，问曰：“张飞庙不是在西南方向吗？为什么反向而行呢？”
文联主席说：“不去张飞庙。那儿没什么好看的。”他解释说，张飞庙和三义宫一样，原来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后来又同样毁于“文化大革命”。现在的张飞庙，是当地的村民在1993年用钢筋水泥修建的仿古建筑。还有一座所谓的张飞古井，其实是1984年由文物保管所重修的一座井台，1993年迁移到张飞庙南侧。我问井下是否有泉水？文联主席说：“一座装模做样的井台而已，深度不过两米，哪里来的泉水呢？”
我又问曰：“张飞古井的原址有泉水吗？”
回答说：“也早就没有泉水啦！”
继续问曰：“为什么要迁移到张飞庙呢？”
回答说：“为了合理配置和利用旅游资源，服务于市场经济。”
我觉得文联主席挺有意思，脸上永远挂着不以为然的浅笑，说话也很率直，甚至很有些冷幽默。说话之间，汽车已经“西辕东辙”地驶出涿州市区，来到卢家场村。文联主席说，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卢植故里。2000年在这里发现一处东汉遗址，经文物勘探发现同时期墓葬，认定为卢植墓。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文联主席为什么不带我去张飞庙，却要带我来瞻仰卢植墓呢？
卢植是一位德厚流光的大学问家，也是刘备少年时代的老师。汉灵帝时，卢植被征为博士，与蔡邕等人在东观校定《五经》、补续《汉纪》，并撰有《尚书章句》、《礼记解诂》等著作和碑、诔、表、记若干篇。董卓专政，肆虐朝廷，人皆敢怒而不敢言，惟有卢植仗义执言。卢植晚年隐居于上谷军都山，临终前嘱咐儿子们从简料理后事，勿用棺椁，仅以“附体单帛”埋葬于土穴。
我问曰：“当年发现墓葬时，里面有什么文物吗？”
回答说：“只是一个土台子罢了，并没有什么文物。”
我不愿意相信。后来打电话求证于刘桂郁先生，也说并未发现文物。之所以把那个土台子认定为卢植墓，是因为卢氏后裔一代一代传说至今。此外还有许多历史文献的描述可资证明，南北朝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即有卢植墓的记述，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年间王寂有诗云：“南台故址今颓然，汉卢植墓疑相传。”明朝有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记载：“涿州境东南有汉卢植墓，土人呼为南台。”
“附体单帛”而葬的土穴里当然找不到文物。我一方面感到失望，一方面也啧啧称叹。一座没有任何随葬物品的遗冢，居然能够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在1800多年以后认定它的主人，真是令人拍案惊奇。
我们现在看到的卢植墓园，修建于2001年，座北向南，占地10亩，比起那座颓然的南台故址气派多了。墓园前面，是一座明清风格的影壁，高4。8米、宽19。8米。影壁对应的山门，则为仿唐建筑，高约7米。山门以里，有东西殿各三间，均为仿唐建筑。东殿曰范阳堂，西殿曰敦睦堂，中轴线为甬路。甬路向北，是一座仿汉牌楼。牌楼高宽各约4米，北有台阶到达封土处。封土高约3米，直径9米，即为卢植墓。
卢植以后，涿州便成为天下卢氏的郡望。韩国第6任总统卢泰愚和第9任总统卢武铉亦是卢氏后裔，卢植墓前即立有卢泰愚题字的石碑。我呆呆地看着，总觉得卢植墓里面有什么秘密。
于是又问曰：“里面埋的什么？”
文联主席回答说：“卢植没有任何遗物，估计里面是空的吧？”
恋恋不舍地离开卢植故里，我决定去看看涿州影视城。1994年中央电视台为了拍摄《三国演义》，在那里建造了一片占地500亩的汉朝景区，包括魏、蜀、吴三国街景，以及徐州城楼、许昌城楼、荆州城楼、宰相府、知府院和宏伟壮观的铜雀台景点等等。在此之前，还有为拍摄《唐明皇》建造的150亩唐朝景区。经过10多年的经营，已经形成总占地面积达2200亩的仿古建筑群。那种煊赫的阵势，远远超过三义宫、张飞庙和卢植的墓园。
突然之间，我明白了文联主席的不以为然：原来那些所谓的三国遗存，大多与涿州影视城一样，不过是一些仿古建筑而已。
想起一只海螺
涿州是一座历史名城，有着相当丰富的文物资源，包括从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汉、唐、辽、元各个朝代的遗址与地下出土文物。但它的地面建筑，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得厉害。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78年和1982年，还发生过涿州县委（当时行政地名为涿县）出卖、拆毁古建筑的恶性事件，直到被时任河北省副省长的王东宁先生发现并派人制止。1995年6月，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划归涿州市旅游文物局领导，形成利用历史文物和仿古建筑为旅游经济服务的业态。
我想起一只海螺。它是我在鲘门的海滩上捡到的u。准确地说，它是海螺的壳。那只海螺曾经那么鲜活地存在过，最后留下一只漂亮的像瓷器似的壳。作为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我深深地知道，所谓历史文物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壳而已。可是，那只海螺到哪里去了呢？
历史文物被毁坏了，可以用仿古建筑来重建它们的形式。可是，形式中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像海螺一样，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那些形式，而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生命意识。面对那些仿古建筑，我在问：通过形式上的重建，我们能够把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意识找回来吗？
望着车窗外萧瑟的早春景色，我的心情像枝条上的初芽一样颤抖着。忽然，我好象看到了什么。我请求司机停车，然后奔向刚刚经过的拒马河。
拒马河曾经是一条水大流急的大河，对所经山地产生强烈的切割作用，形成两壁陡峭的峡谷，使拒马河谷成为百里画廊。所谓拒马，言其水势之大，到了马不能渡的程度。然而，我面前的拒马河，已经看不到一滴水。远远望去，干涸的河床里到处是倾倒的垃圾。各种颜色的塑料袋迎风飞舞，挂在两岸的树枝上，使得昔日的百里画廊变成了一道五彩缤纷的垃圾走廊。
水啊，曾经滋养过中国5000年文明的水啊，为什么会在我们这个繁华似锦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