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亍⑶τ胨瞥傻姆蠹痢Ｉ踔烈岳闷还⒛蛞喊茨μ剐夭浚蛘呱赘胱幼鞣ㄖ瘟啤�
越来越多医师赞成较积极的治疗手段，他们依据荷兰、法国、英国与德国的医学论文指示，为病人开刀切除肿瘤。在众多文献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海斯特（Lorenz Heister）的三册巨著《外科通用系统》（General System of Surgery），这本书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从拉丁文被翻译成德文与英文。海斯特自称摘除过无数“大如拳头”的乳房肿瘤，有的甚至重达12磅！就如同19世纪中期所有手术一样，海斯特的手术也全无麻醉，只靠酒精，或偶尔仰赖鸦片给病人止痛。
最早的乳癌患者自述，勇气可嘉
英国女作家柏妮（Fanny Burney）详细记录了她在1811年10月接受乳房切除术，我们从她写给家乡姐妹的书信中，获得了可贵的病患第一手陈述，它们不是医师观点，也不是后世传记作者的想法，而是一位乳癌病患的主观陈述！
柏妮的丈夫是达尔布莱（Monsieur d’Arblay），法国大革命期间逃亡至英国，娶了柏妮。革命结束后，夫妻俩返回巴黎，受到上流社交圈欢迎。当柏妮的乳房疼痛日益频繁剧烈，她求助于拿破仑著名军医拉黑伯爵（Baron Larrey），拉黑与两位同行研究后，决定为她开刀。巴妮写道：“圣父、圣子、圣灵正式判决我必须接受手术，我感到震惊，也觉得失望，因为可怜的乳房并未变色，甚至不比另一只乳房来得肿大。”柏妮忧惧“病魔深植”、生命垂危，同意接受手术。
医师告诉柏妮，手术前4个小时才会通知她，柏妮认为这倒是好事一桩，她的勇气不致因漫长等待而溃散，可以搏斗“迎面而来的打击”。3个星期后的一个清晨，柏妮仍在床上，仆人通知她医师10点来帮她开刀，柏妮坚持手术延到下午，她才有时间准备。手术在她家中进行，柏妮回忆：
我漫步进入客厅，看到它已经布置妥当作为手术房，我连忙退了出来，但随即还是转身进入客厅——自我欺编，又有什么用处？虽然看到堆积如山的绷带、压贴布、海绵、软绷带麻布，让我颇不舒服，我还是来回踱步，直到我的情绪完全平静，某种程度来说，是几近麻木、呆滞的状态。茫然中，我听到时钟敲了三下，涣散的精神突然又回过来，我振笔疾书了几行字给达尔布莱与亚历斯（柏妮的儿子），预防自己在手术中遭逢不测。
那个时代，罹患乳房肿瘤仍是件非常隐秘的私事，只能跟最亲近的人透露，而且多是用词隐讳。柏妮当时已经是个作家，写过小说《艾薇莲娜》（Evelina）及其他作品，她知道自己写给姐妹的书信，一定会转给娘家亲人与好友看，不会被束之高阁，遣词用字非常小心。她写道：
莫洛医师随即进入我的房间，看看我是否还活着。他给了我一杯加味酒，然后走进客厅。我按铃叫女仆与看护进来，但是我还来不及和她们说话，七名黑衣男士便在毫无通告下，突然闯进我的卧房，他们是拉黑医师、杜比尔先生、莫洛医师、欧蒙医师、雷比医师及拉墨医师与杜比尔医师的两名学生。我从茫然中惊醒，觉得被侵犯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请擅入？
柏妮觉得毫无自尊、极端害怕，当医师叫她爬上客厅里的手术床时，她“迟疑了一会儿”，想要转身逃跑。接着她听到医师下令女仆与两名看护离开房间，她回忆：“我大声喊叫：不要！让她们留下来！我和医师们起了一阵争执，从茫然中活了过来，但女仆和一名看护还是趁乱跑掉了，我命令剩下的那名看护趋前，她听命了。这时，杜比尔医师强力把我按到床上，我则抵死反抗。”
顽强的柏妮和命运困兽犹斗，企图以女性的柔弱力量对抗男性的武勇。她的仆人叛逃了，只留下一名女看护，协助她对抗一屋子男性的“屠杀”。在痛苦的奋战中，她模糊地想起了远在英格兰的姊妹，仿若她们是她的保护力量。
柏妮对此场手术的描绘，至今仍是乳癌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她的语调清晰平静，让读者惊讶于她在手术过程中的勇敢，也讶异她在手术后如何鼓起勇气，记录下痛苦无比的经历。
柏妮描写自己平躺在床上，脸上只蒙着一条薄棉手帕，手帕十分透明，柏妮可以清楚窥见所有过程。当她紧闭双眼，逃避“刺眼的金属器材亮光”，听到拉黑医师低沉的声音问道：“谁帮我拿住这个乳房？”柏妮回答道：“我来拿。”这时她才感觉到医师的手指在她的乳房“比画出一条直线，从乳房上方到下方，再画一个十字，然后一个圆圈”，意指整个乳房都必须切除。这时，柏妮再度闭上双眼，“放弃所有的窥视、抵抗、干扰，悲哀地决定全面弃守。”
这时，她感到一股“生平最残酷的痛苦袭来”。
当可怕的金属刺进我的乳房，穿过并割断血管、动脉、肌肉与神经，再也没有任何针剂可以抑制我的狂叫。我凄厉地放声尖叫，整个手术过程，我都哭喊个不停。我甚至诧异现在耳内居然不再回萦着当时的刺耳尖叫！那种痛苦实在太折磨人了，即使伤口切开、器材移开后，痛苦仍未消失，因为空气突然冲进脆弱的肌肤内部，好像无数细小尖锐的匕首在戳刺拉扯着伤口。
柏妮继续回忆痛苦的细节，包括“恐怖的切割”，感觉到刀子挖刮着肋骨。手术虽只进行了20分钟，但是她全程清醒，惟一的麻醉剂只是一杯加味酒。难怪手术后足足一年，柏妮才提起勇气“谈及这件恐怖的事情”，记录下手术的过程，成为最早的乳癌手术患者自述。
医界自认是女人身体的捍卫者
幸运的是，柏妮在手术后又活了30年，另外一位患者就没有这么幸运。就在柏妮接受乳房切除手术的同时，美国也有一位女子接受相同手术，却在2年后死亡，这位患者名叫艾比吉儿·亚当斯史密斯（Abigail Adams Smiths），她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35一1826）的女儿。最近坊间才出版了亚当斯夫人的传记，提及了艾比吉儿接受乳房切除术的故事，说艾比吉儿写信给著名医师罗许（Benjamin Rush，1745…1813，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提及自己的乳癌征状：
我发现右边乳头上方有一个硬块，不时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像是灼热感又像瘙痒惑，有时乳房深处会传来刺痛，乳房的颜色虽未改变，却持续萎缩，变得比以前小，肿瘤逐渐浮现，约莫瓶盖大小，好像要自乳房剥落下来似的……
罗许并未直接回信给艾比吉儿，而是写给她的父亲亚当斯，提议她的乳癌可以“切除”了。艾比吉儿信服罗许50年的行医经验，几个星期内便接受手术。一个月后，亚当斯夫人写信给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说他的妹妹“手术后状况良好，乳房整个都拿掉了”。手术后第一年，艾比吉儿认为自己已摆脱病魔，但是那年冬天，她的健康便开始恶化，于第二年八月平静离开人间，过世前，母亲陪伴在侧。亚当斯夫人哀痛逾恒，在无数的信函中倾吐自己的悲伤，毫不隐讳地讨论在当时仍属私密的乳癌：“丧女之痛撕裂了我，胸前的伤口永远无法愈合。”悲伤的比喻吻合了女儿的恶疾。
当时医师为了教学，手术常在看台式手术室（amphitheatre）里举行，约翰布朗（John Brown）医师永远不能忘怀1830年他仍是学生时，在爱丁堡一个拥挤的手术室里，与许多同学一起观看乳房切除的经验。20年后，布朗在《雷布与他的朋友》（Rab and His Friends）一书里记载了那次经验，患者名叫艾莉，是苏格兰农妇，在丈夫詹姆斯与爱犬雷布的陪伴下，穿着家居服步入手术室。医师迅速地进行手术，雷布见到女主人血迹斑斑，不断嚎叫。手术过程全无麻醉，艾莉以无比的勇气承受痛苦，手术结束后，她“缓慢爬下手术台，眼光搜寻着詹姆斯，然后回头以低沉清楚的声音向医师与旁观的学生道歉，说她如果表现得不够勇敢，请原谅她。”自惭与歉然的态度是当时乳癌患者的共同特征，尤其是家贫的病人，她们关心医师手术过程是否舒适，远胜过关心自己的健康。不幸，这位勇敢的村妇在几天后死于败血症。
虽然19世纪的乳癌治疗方法很残酷，当时的科学家对乳癌的基本结构了解日益增多。首先，德国的谢理登（Matthias Schleiden）与许旺（Theodor Schwann）指出，细胞是动物与植物的基本物质。穆勒（Johannes Muller）继而确定了病变肿瘤也和其他组织一样，是由细胞构成；莱柏（Hermann Lebert）则发现了癌症细胞，其状小而圆，内有椭圆形细胞核。1854年，卫尔浦（Alfred Velpeau）在《论乳房疾病》（Traite des Maladies du Sein）一书中，总评所有的乳房研究医学文献，发现自从显微镜诞生以来，乳房病变研究有长足进步。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科学可以制造奇迹，形成了医学独断主义的氛围，逐渐影响女人的生命。
其实到了18世纪时，医学界已自认是女人身体的捍卫者。试想，卡多甘医师写作《哺乳论述》时，他的对象还是医界同仁，但是到了19世纪，医界写作的新潮流是针对女人，不久后，女人便习惯寻求男医师的指导与咨询，放弃产婆、女性疗者等传统支援体系。换言之，大众是在18世纪起开始迷恋科学，不再认为宗教是人生全方位的指弓｝。
纳菲博士（Dr。Naphey）在1869年出版《女性生理的一生》（The Physical Life of Woman），广受欢迎。他在此书的生育一章里，主张他的哺乳原则有益所有母亲，建议产妇应当在孩子诞生后马上喂食母乳，因为“妇人产后立即泌乳，而婴儿需要母亲乳房最初分泌的乳汁。”医界终于明白了初乳的重要性。
医学界同时也提出统计数字的证据，指出喂食母乳比奶妈哺乳、使用半固体状的“代乳”要好得多。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