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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九月，希特勒撤掉了哈尔德，换上蔡茨勒。
新任参谋总长反对剩下的两个副参谋总长，即主管作战问题的第一副参谋总长和主管情报的第四副参谋总长。在进行战争动员的时候，哈尔德取消了第二、第三副参谋总长的职位，他觉得他们碍他的事。剩下的两个副参谋总长，把蔡茨勒和各处处长隔开了。由于同样原因，他将原来由第一副参谋总长领导的作战处改为直接归他领导。在和平时期，副参谋总长们将参谋总长直接控制的下级处长从十几个减至五个。但是，取消剩下的两个副参谋总长的职位，虽然意味着参谋总长表面上大约有十六个直接下级，其实真正同他打交道的几乎只有三个，即作战处长，东线情报处长和军需处长。
在战争期间，由于分别开辟了陆军总司令部战区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区，其他的处退到幕后了。但是蔡茨勒的反对意见也有不那么公平的地方。第一和第四副参谋总长的资格都比他老，他似乎感到尴尬。他或许觉得，如果他把哈尔德指定的两个高级领导人的职位取消了，就会削弱参谋总部内反对他所信任的希特勒的那股势力。由于开辟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区，马茨基的工作中有一半是蔡茨勒不感兴趣的。马茨基未能使东部战区以外的诸种因素引起指挥机关的注意，证明情报工作普遍缺乏效率。此外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七月，当时仍然担任西线德军参谋长的蔡茨勒，由于大肆宣传同盟国对迪埃普的袭击是一次被挫败的登陆行动而赢得了一些荣誉，因为这个观点符合希特勒的看法。而马茨基的声誉却受到了损害，因为他根据被缴获的命令，证明迪埃普袭击只是一次试探。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蔡茨勒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盟军完全出其不意地在北非登陆的第二天，取消了第四副参谋总长的职位。马茨基被调去指挥第二十一步兵师。东线外军处、西线外军处和武官处直接归蔡茨勒领导。武官处处长霍斯特·冯·梅伦廷上校承担了一部分原来由马茨基承担的报告政治军事情况的任务。
情报机构能够通过第四副参谋总长这个职位很高的共同上级，向搜集情报和使用情报的机构施加压力，这一职位被取消大概减轻了这个压力。马茨基的比较全面的综合看法渐渐消失。但是这点无论如何够勉强的长处，同取消这一职位、同两个战线可以进行对比、同两个情报处服务的各个机构可以呈现出差别所带来的有利条件相比，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组织工作方面，损害德国军事情报的各种奇怪现象中，最奇怪的恐怕是在最上层长期缺乏一个估计敌人的能力和意图的机构。在战争的大半时期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没有建立自己的这种机构。然而当时的形势并不象乍看起来那样完全不负有责任。
武装部队最高统口巾部实际上有一个机构在分析一种形式的情报，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本身的作用一样，这种情报超出了个别情报机构的狭隘利益。这种主要是政治性质和军事性质的情报，来自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外国情报局，该局反过来主要是从情报收集机构提供的材料中挑选这些情报的。战争爆发前，外国情报局局长比尔克纳海军上校、比尔克纳的上司卡纳里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约德尔、约德尔的副手瓦尔特·瓦尔利蒙特上校以及最高统帅部其他各部门负责人每天举行会议，保证作战部能够得到它所需的全面的情报。战争期间收到的情报更多，于是外国情报局在最高统帅部作战部设立了一位联络官。联席会议继续举行，但不是每天都开。如果作战部想要比较具体的军事情报，外国情报局就设法获取关于敌人的情报，了解敌人搜集到了哪些关于德军的作战、编制和给养的情报：它是从每个个别情报机构的能干的情报人员那里获取这些情报的。个别的情报机构主要是指西线外军处，因为它的活动领域正好适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指挥的战区。作战部运用获取的情报制订计划，帮助约德尔在希特勒的形势会议上汇报情况。
这个安排在战争的头三年是适用的。曾经考虑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内部建立一个中心情报分析机构。比如，在一九四二年，西线外军处处长乌尔里希·利斯曾经反复提过这个建议。他认为将东，西线外军处隶属卡纳里斯领导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这将使收集和分析估价情报的机构统一在最高参谋部情报首脑一人领导之下。建议成立的这个机构也将为陆军总司令部服务。但是，虽然利斯得到了第四副参谋总长马茨基的支持，他却不能说服哈尔德，后者对他的势力范围是寸步不让的。与此同时，比尔克纳把估价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讨论能否建立一个跨单位的情报委员会。
空军的反对使这个建议破产。但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内未能建立一个情报机构的主要原因是：现存的安排还是适用的。
同盟国在北非登陆以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区首次爆发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作战部意识到，现在它要密切得多地卷入作战，而这反过来要求更详细地了解敌人。如何才能提供关于敌人的情报呢？
盟军登陆之后两个星期，负责日常工作的作战部副部长、极其精明干练的瓦尔利蒙特向利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对外情报处既没有从事这项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也没有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具备的知识。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利斯早些时候提出的建议的折衷方案，那就是干脆把西线外军处——或许再增加一些空军军官和海军军官——并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取消了第四副参谋总长的职位，使这一改组更加可行。但是新任命的参谋总长蔡茨勒，就象哈尔德否决原来的建议那样否决了这个建议。利斯于是象比尔克纳一样，试探能否建立某种形式的情报负责人委员会。
他发现外国海军处向海军总司令部提供的情报，只是一些如他所说的“统计”数据，而没有对敌人的情况作出判断。他还发现，空军情报机构（陆军和海军情报机构势必要同它一起工作），即韦尔德尔鹿园只能提供它的负责人允许提供的情报，这位负责人经常不在家，而是在鹿园驻东普鲁土希特勒大本营的一个小小的“前进”基地里，同戈林一起工作，这种局面简直令人无法容忍。利斯只好放弃建立委员会的计划。
剩下的唯一出路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设立自己的情报官。被选中的人既不是利斯，也不是马茨基，大概因为这两人资格比较老，不好屈就在别人看来只是同对外情报处联络站打交道的工作。比尔克纳提出了一名新的联系人，这个人可以同时担任情招·官。
此人就是弗里德里希一阿道夫·克鲁马赫尔，四十五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二十年代他同凯特尔和瓦尔利蒙特一起在第六炮兵团服役。一九二九年，他前往中国，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他在中国呆了九年，旅行，打仗，担任前德国陆军司令、被人当作偶像一样崇拜的汉斯·冯·泽克特将军的助手，慢慢地爱上了中国，这种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一九三八年他回到柏林以后，有时大清早穿一身鲜艳的中国衣服，他的同事——他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傅堤夫——见了简直眼花缭乱。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光棍汉，喜爱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欣赏悠然自得的东方生活方式，难怪他那些活动过度的普鲁土同事中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懒惰。但是他具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博得了青年军官的羡慕和神往，他和蔼可亲，坚定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对外情报处处理有关西欧和英联邦各国武装部队的情报，积累了经验，因此瓦尔利蒙特同意他担任对外情报处联络官和他自己的情报官，最初，克鲁马赫尔的情报官工作是和他的联络活动紧密结合的。经过他的办公桌上的许多文件，既可属于这一类，也可属于另一类。他的比较纯粹的情报活动，在开始的时候是分发西线外军处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起每天提供的形势报告。
但是随着经验的增多，克鲁马赫尔展开了他的翅膀。几个月之后他就开始每隔几个星期发布一批关于敌人情况的报告。
他的报告，并不是象其他高级情报分析机构那样根据原始情报整理出来的，而是根据西线外军处，西线外国空军处，外国海军处和对外情报处关于敌人情况的报告汇编而成的，有时加上一些新情况。这些报告结构紧严，清楚明了。
报告的开头通常用一句话概括形势。比如，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之前一个月，克鲁马赫尔在他的报告的开头写道： “总的形势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敌人准备在地中海地区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接着他用五、六页的具体材料来证明这个论断。
克鲁马赫尔还用具体问题的备忘录来补充这些报告。比如，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他向约德尔和凯特尔提供了一篇关于“葡萄牙参战的可能性”的报告。这篇报告主要根据德国驻里斯本武官处的情报，以及德国驻里斯本大使馆对这些情报所作的评论，得出了如下完全错误的结论：如果葡萄牙政府得不到西班牙人的支持， “可以肯定葡萄牙至迟在九月底就会对德国宣战。”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他接到一项特别紧急的任务。元首经常担心敌人可能在葡萄牙登陆，瓦尔利蒙德要求克鲁马赫尔最好在当天向他提供一批材料，由他交给希特勒，这批材料是；关于葡萄牙重要港口以及从这些港口通往东方和经过西班牙通往比利牛斯的交通路线的地图和情报，关于葡萄牙武装部队的情报（“三行字”），以及可能有助于判断敌人是否登陆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