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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第二十四师情报官宣布； “电话窃听侦察在一月二十一日敌人的进攻中再次取得了重大成果，为胜利击退这些进攻打下了基础。在防守中，电话窃听侦察可以发挥重要控制作用，这一作用得到了作战部队的普遍承认。”
同政界不一样，军方欢迎通讯情报。实际上，在战地，通讯情报是获取敌军情报的最重要渠道。
为了获取通讯情报，陆军、海军、空军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根据各自的需要建立了自己的通讯机构。其中最老的，从理论上说协调所有同类机构的，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瓦解了德军的通讯情报机构，把这些机构的许多工作人员抛到街头。为了保存这个有价值的工具，为了使人们就业，一位只有二十四岁、骨瘦如柴、开朗坦率的中尉，在同德国和来自俄国的共产党人作斗争的准军事组织——自由军——里建立了一个无线电情报机构。这个中尉就是埃里希·布申哈根。他从一九一五年起就担任电报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陆军总司令部负责通讯情报分析，还在意大利前线同奥地利人一起从事无线电情报工作。他所在的志愿人员情报分析所，是在一九一九年初开始工作的，这个所设在柏林腓特烈大街二零三号那栋房子的顶层。起初，它只是翻译从俄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无线电通讯中截收到的普通文字材料和电台广播。一九一九年春天，密码分析人员参加进来了，到了五月，这个机构开始提供密码分析结果，俄国的一种野战密码被部分破译就是一例。不久以后，防务部门接管了这个机构。陆军为了把收集情报的机构集中起来，作了一次值得称道的尝试，将这个机构附属于军队部三处（情报处）。它取名为密码中心，搬进了本德莱尔大街陆军总司令部。
到了一九二五年秋天，布申哈根离开的时候，密码中心的工作人员增加到三十二人。他的继任人都是一些军事行政管理人员，除了一两人之外，并不大懂通讯情报工作。长期的专职负责人是威廉·芬纳。他高高的个头，一副温文尔雅的教授气派。一八九一年，他出生于彼得斯贝格，在那儿上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俄语翻译和大本营几个参谋机构的情报官。后来，他在近东当了短时期的德国特务，被英国人抓获，关押了一年。凭着他同情报机关的联系，他在一九二二年加入了密码中心，第二年担任了密码分析组的负责人，是一个对工作胜任愉快的技术领导。他虽然富有组织天才，但还是过分强调了他的密码分析组的工作的重要性，从而损害了整个机构。他的一个下级认为，他之所以拒绝合作，是由于他的态度基本上是消极的。这个下级把他比作歌德笔下的“否定一切的魔鬼靡非斯特”，但也把他誉为德国密码分析人员的“灵魂和灵感”。
一九二八年，一位新任国防部长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将谍报局划归国防部，将所有情报机构交由谍报局集中领导。早就为国防部和陆军破译密码的密码中心，同谍报局一起从陆军总司令部搬到国防部。密码中心成为谍报局二处。
同国防部没有工作联系的海军密码破译机构，只在谍报局建立了一个联络处。这种安排持续的时间不长，到了三十年代谍报局改组的时候，就把这两个联系统统取消了。密码中心虽然同谍报局保持独立，但仍然留在国防部。海军保留了它的密码破译机构。陆军则正在建立自己的通讯情报总部，因此，密码中心可以集中精力为国防部工作了。一九三八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接管了国防部，密码中心成为武装部队通讯机构的一部分。快到战争爆发的时候，它已经扩编为密码处了。
密码处办公楼的大门在蒂尔皮特楚费尔大街八十号——武装部队在这条大街上占领的许多私人住宅当中的一家，这条大街毗连两岸树木成行的兰德韦尔运河，就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附近。这栋楼被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一次大空袭摧毁之后，密码处总部搬到波茨达默尔大街五十六号的一座半圆形现代化办公大楼里。这座大楼的名字引起了许多难听的笑话，因为它的德文名称Ｈａｕｓ ｄｅｓ Ｆｒｅｍｄｅｎｖｅｒ—ｋｅｈｒｓ，不仅可以当作旅游问讯处讲，也可以当作同外国人发生男女关系的房子讲。
密码处在柏林以外的地方设立了截收站。有的特别秘密，例如藏在马德里、塞维利亚和索非亚的私人住宅里的那些截收站。每一个这样的截收站里都有十几个工作人员；战争期间，在德国和被德国占领的领土上纷纷建立了许多辅助截收站，但是主要的截收站设在柏林西南二十五英里的特罗伊恩布里岑，以及汉堡附近的佩格尼茨河畔劳夫镇。在这里，一座漂亮可爱的中世纪城镇外面，有一处被宽阔的田野环绕的山坡，山坡上面耸立着六个围成圆圈的无线电接收塔。总共一百五十个无线电人员坐在绿荫遮蔽的低矮房子里，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人戴着耳机，收听指定国家的广播，这些国家是埃及、阿根廷、巴西、法国、意大利，梵蒂冈。瑞士，西班牙和美国。特罗伊恩布里岑监听大不列颠和俄国的广播，并且帮助劳夫收听埃及、美国和瑞土的广播。
密码处极盛时期大约有三千名雇员，比战前计划动员的三百七十四名多百分之八百左右。多数在截收站工作，其他的人在总部工作。总部工作人员分为八个组。中心组负责行政管理，一组负责筹划指导，六组负责分析外国广播和电讯，七组负责材料的分发、归档，二组和三组合并为Ａ室，负责研究德国密码术，四组和五组负责密码破译。四组研究新的破译方法，五组由二十二个分管小组组成，真正破译外国密码的，还是这些分管不同国家的小组。四组和五组合并为Ｂ室，由芬纳领导。
芬纳不断设法扩大Ｂ室的力量。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开始使用ＨｏＬＬｅｒｉｔｈ密码机（一种穿孔卡分类机），使工作实现机械化。战争期间，他利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和电子零件制作出了特殊的机器，这种机器在分析电报中不规则的数字时，发出响亮的卡嗒卡嗒声。他让光线透过凿有小孔和画有密密麻麻的交叉阴影线的半透明方格纸；最亮和最暗的光点的位置所显示的数理关系，可以帮助破译超级密码。他请来数学家研究新的密码破译技术。拓扑学家沃尔夫冈·弗朗茨根据排列不规则的字母之间的距离，破译了美国驻伯尔尼大使馆使用的一种密码。他破译的第一份电报，是告诉华盛顿伯尔尼没有香烟了，请他们再运来一批。
密码处所承担的任务，要求它破译“外国政府、武官和特务”的密码。军事密码电报看来是它的专门破译领域，但它除此以外还破译外交密码电报。这可以追溯到战前同外交部达成的一项协定。密码处破译外交密码电报是为了备战，外交部人事处破译它是为了获得当前情报。这项协定掩盖着两件事实。只有外交密码电报才能被大量截收，供密码处破译人员进行破译练习，其次是历届国防部长喜欢得到这些情报。战争期间，习惯势力、不想失去这块官僚主义地盘、以及希特勒不愿只看到一个情报渠道提供的情报，这三种因素使密码处不断破译出外交密码。鉴于优秀密码破译员极其少见，密码处象这样重复外交部人事处和研究部的工作，明显是整个德国情报工作中最浪费人力的一种活动。
密码处最大的成功是破译了美国武官使用的一种密码。
美国人称这种密码是“黑”密码，因为这种密码本的颜色是黑的。意大利人从美国驻罗马大使馆中偷走了一本，利用它破译密码电报，但他们没有送一本给他们的轴心国伙伴（虽然他们有时候提供破译的密码）。德国人经过分析自己破译了“黑”密码（反过来他们也没有将它送给意大利人）。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他们怀着特别的兴趣，用这种密码表破译美国驻开罗武官邦纳·费勒斯上校发出的密码电报。
当时，英国军队和隆美尔率领的德国军队，正在北非大沙漠上进行激烈的拉锯战。费勒斯上校作为英国迫切希望对它提供援助的国家的代表，能够知道英国作战计划的各个方面的情况。正如一位称职的武官应做的那样，他跑遍了各地，看到了一切——并且用长长的电报向陆军部作了详细汇报，以便它能吸取沙漠战的教训。
但是，当莫尔斯密码电波在空中传播的时候，在劳夫绿荫遮蔽的监听所里的一位德国监听员，以及为了保证这样有价值的电报丝毫不被漏掉，因而在另外一个截收站里被指定同时监听的一个监听员，正在收听它们，将它们译成文字，然后记录下来。截收的电报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发往柏林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密码处迅速将它们译成英文，再译成德文。为了安全起见，通常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将它们从柏林发往各个情报站，包括隆美尔司令部的情报官，这些情报在隆美尔司令部里是“很吃香的”。
这是有道理的。费勒斯的电报，为隆美尔提供了整个战争期间所有轴心国指挥官所能得到的有关敌军情况的图画中最全面、最清楚的一幅图画。在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二月期间，当他在沙漠中撤回三百英里的时候，他从费勒斯的电报中得到了如下的情报：一月二十三日：从北非撤走二百七十架飞机和大量高射炮，增援远东的英军。 一月二十九日：英军装甲部队完全精疲力竭；仍然可以使用的装甲车辆的数目，损坏车辆的数目，现有车辆的数目以及所在地；前线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的位置和战斗力。
二月一日：即将采取的突击队行动，英军各部队的战斗力；在二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