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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侦察可以更好地满足空中侦察者的及时要求。在俄国，有一次许特尔中尉发现敌人的一个炮兵连从未曾伪装的阵地发射炮火，支援企图进行突击的俄军。他用无线电话报告了敌人炮兵阵地的位置，然后闪回到自己的航线上。当德军炮兵连用无线电报告“准备完毕”的时候，飞机又返回来，对地面站喊“放！”当炮兵连报告“放”的时候，这位飞行员看见离俄国炮兵阵地一百码的地方腾起一片黑色蘑菇云。许特尔作了纠正。第二次炮火齐射在敌人炮兵连阵地中央开花。 “命中了！打得好！”许特尔喊了起来。当这 架飞机在俄国阵地上空转着椭圆圈的时候，一阵又一阵炮弹在它们中间爆炸着，敌人的尸体飞到半空，大炮只剩了架子。不一会儿，许特尔喊道： “敌人炮兵连被摧毁。”炮兵回答说： “提供新目标！”
并不是每次侦察任务都是成功的。在法国战役期间，炮兵观察员帕佩奉命侦察某条公路上的敌军纵队。但是法国的战斗机把他的侦察机撵跑了。第二天。炮兵要求对比利时穆尔盖姆附近的地区进行侦察。帕佩发现敌人的一个长长的纵队在毫无掩蔽地行军。他们大概是法军，但是他们这样暴露自己，岂不是发疯！他们或许是德国人吧。由于弄不清楚，他转而执行另一项任务去了。于是敌人的伪装、尘土、烟雾和云块使他毫无收获。此外，恶劣的气候常常使飞机无法飞行。不过，每个中队平均每天要完成两项飞行任务。
远距离侦察有时用目视。在一九四Ｏ年的法国战役期间，有两架飞机在五月二十八日一早就出动了。一架由于气候恶劣返回了。另一架飞机上的观察员在清晨六点五十五分用肉眼看见从茹安维尔到布里思的铁路线上有五列火车在运行，十五分钟之后，在第戎和尼伊圣乔治（布尔戈尼的著名的科多尔，那儿有世界上最大的葡萄园）之间的铁路线上有两列火车朝北开，五列朝南开，朝南开或者就是离开前线。
在东方，及时的侦察飞行有时能发现敌人的秘密行动。
俄国人想掩盖部队到达某地，有时部队在离前线还有一百英里就下了火车。这样就消除了因为火车开到主攻地点而泄露军情的危险。部队下车后分成小组，在夜间行军到达前线，他们常常避开大路，越野行军。但是有时候行军距离很长，他们往往黄昏时出发，到天亮时才停止行军。这样，在黎明和黄昏时进行空中侦察就可以发现这些艰难跋涉的部队。
即使这种办法不行，侦察者也能发现他们。俄国士兵夜间要露营，他们的营火堆升起的烟柱，就象伸向无风的晨空里的巨大的手指。
但是多数远距离侦察飞行是为了进行拍照，主要是因为飞机在敌人领土纵深地区，需要在很高的空中飞行才行。飞机驾驶员可以沿着好几条航线接近他的目标，这个目标通常是一条公路或一条铁路线。根据照片需要多少重叠部分
9。审讯敌人
美国陆军航空队少尉霍华德·Ｇ——把他的雏鸽式飞机，停留在德国西南部里特尔附近离地面一千英尺的空中。他正在转发无线电报。突然，一阵还不算厉害的高射炮火打坏了他的飞机。Ｇ——好不容易才在两军前线之间着陆了。他用火柴点燃了那架小型单翼机，然后向美军方面奔去。在到达一处无线电哨所的时候，他向他的部队发出了呼叫，然后在路上等着吉普车把他接走。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一个德国巡逻队，把他抓起来了。几天以后，这位三十四岁的得克萨斯州人被送到空军过渡战俘营。空军过渡战俘营是所有德国武装部队中管理最好、最巧妙、而且是最成功的审讯中心。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北数英里的丘陵乡间，有一个名叫奥伯鲁泽尔的小镇，那儿有一排排低矮的营房，这就是空军过渡战俘营。它有两百个单独牢房，每个都是隔音的，都有单独的电暖设备，而不是使用串连的汽暖系统，以防战俘轻叩汽暖管道，互相传递信息。在战争期间，它的正式名称是西线情报分析中心，但大家仍然叫它空军过渡战俘营，因为战俘在送往永久性战俘营之前，都要暂时关押在这里。正如审讯红色空军战俘的东线情报分析中心一样，它隶属于空军的外国空军处。西线情报分析中心在布达佩斯和维罗纳设有分站。
但它的奥伯鲁泽尔站更是最重要的一站。
俘虏被击落之后几天至几个星期便被送到这里。Ｇ——是在被击落之后十八天才到达的。一个飞行员，在被击落和被俘获的时候，通常要被立即带到空军基地，进行初步检查和审问，如果他是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德国人的兴趣与其说在于索取情报，不如说在于邀功请赏：德国飞行员巴不得杀他报功。不过，对轰炸机机组人员的初步审问，往往能得到即将进行的空袭的直接情报。
俘虏连同从他身上和他的飞机上搜出的各种文件和证件，往往由空军过渡战俘营直接支配的车辆，从他被俘的地方一直送到过渡战俘营接受审问，交代范围比较广泛的和技术性的问题。他被接收后，关在一间单独牢房里。他在这儿要填一张表，表的上端印着红十字，下端有“瑞士印制”字样。这不是红十字会的正式表格，而是德国人耍的圈套。有些战俘拒绝填写。一九四二年在法国北部上空的一场混战中被击落的战斗机驾驶员Ａ·ｐ·克拉克中校，就是这样的一个战俘。再说他身上也没有带证件，因此使审问者无法得到可以帮助他们打破俘虏的顽固抗拒的许多线索。他的经历在许多处于同样境地的战俘中具有代表性：我进入牢房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走我的皮夹克和粉红色裤子，说它们不是军服。他们让我穿一条带吊带的英国战地军裤，这条裤子大约是五十号，非常不合身。我在空军过渡战俘营被关押了大约三个星期，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磨破嘴皮子要他们交还我的军服。拿走我的军服， 当然是他们玩弄的鬼把戏， 目的是要挫伤我的士气和自尊心；他们还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试图从我这里获取情报。
我对第一轮正式审问有了思想准备， 因为有人事前已经告诉我，一位戴红十字袖章的小个子工作人员将要见我，他真的不是在为德国人工作， 而“完全是为战俘服务”。他对我说，红十字会将通知我的家属，说我还健在。他有一张通常的卡片（事前已经告诉我们他有这样的卡片），上面填写的项目比许可我们填写的项目还要多， 包括中队的番号和其他项目。我照例说了一通我们没有奉命填写此表的话。他反驳说，每个战俘都填了这张卡片，还说我交待了这些情况对我有利，这样就能保证红十字会的包裹能够迅速邮寄和收到。战俘们最担心的事情，是他们不晓得他们的家属是否知道他们还健在；红十字会提这个建议，就是相当苯拙地企图利用这种担忧心理。
这种担忧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每一个战俘来说， 刚开始被关押的那段时期，的确是一段非常困难的再调整时期。我不得不说服自己我真的成了一名战俘。
这种认识所造成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 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每一个战俘……
后来，我遇到一些非常老练的审问者，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获取情报。这些专业军官中， 有一个名叫冯·席林的人，他性情温和，想方设法和战俘建立一种随和的亲密关系。战俘断然拒绝他的提问，他不计较，仍然平心静气地追求他的目标。我记得有一天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包列罗舞曲”这个名称的意思。 “包列罗舞曲”是第一批美国空军联队飞往欧洲的行动计划的代号……我只是耸了耸肩膀。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紧紧盯着我，看我有什么反应……
一般说来，德国人不硬逼着不愿开口的战俘讲话。他们审问许许多多的战俘，总能找到一个愿意开口的，这比纠缠一个死活不讲话的俘虏要划得来。何况他们觉得刑罚是不会产生效果的。因此，他们总的来说遵守了一九二九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第五条的规定。德国，英国和美国都在这项公约上签了字：“每一战俘，当其受询问时，应告以其真实姓名和等级或其部队编号。……对俘虏不得施以任何胁迫的方式借以获得有关其军队或国家的情报。对拒绝答复的俘虏不得加以威胁，侮辱、或使之受任何不快或不利之待遇。”
德国人偶尔违反这条规定。他们威胁部分战俘，要把他们当作间谍枪毙掉，或者一连几天不给他们饭食，不让他们洗漱，或者让他们受轻微的刑罚。当英国一级准尉罗伯特·特朗布尔·Ｌ——在他那份假红十字会表格上划一道横杠的时候，审问者恼羞成怒，他离开之后，Ｌ——的牢房热得叫他受不了，他不得不只穿内衣裤，躺在地板上，脸朝着门，试图呼吸一丝清凉空气。他终于向一位审问者讲出了他的中队的编号，他房间的暖气也就关小了。但是德国人没有采用任何比这更强烈的手段。他们拥有更讲究和更能奏效的方法。
他们首先从战俘身上或他的飞机上搜出的任何文件、或者从他所填的假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