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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能采取上述做法时，他就歪曲情报使其符合他的观点。虽然德国只有七千五百万人，美国有一亿三千五百万人，德国在人口方面还是占优势，因为美国只有六千万人是象样的人种。有时希特勒篡改数字，这样就觉得更舒服一些。海军向他报告，美国人每月建造的船舶的吨位将达三十万吨，一个月以后，他的脑子里的这个数字却成了七万吨，当约德尔向他报告，前往罗马去逮捕国王和墨索里尼以后的政府要员的德军部队离罗马有一百公里时，希特勒大喊：“哪里有一百？只有六十公里！”这种做法有时“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哈尔德早在一九四二年就看出这种做法是“危险的”。
然而，最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希特勒干脆不相信不受欢迎的消息。当英国拒绝讲和的时候，他“不能想象在英国还有人真的相信他们会胜利。”驻俄国的海军武官向他报告俄国舰船建造的数字，这是根据航空照片，从舰船在船台上建造的时间推算出来的。数目之大使希特勒感到吃惊，他下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办不到的事情，俄国人照样办不到。”外交部人事处的一份截收报告告诉他，俄国农业丰收了，他在报告上拦腰潦草地批道： “这不可能。”当一个助手向他报告，一九四三年七月汉堡遭到同盟国的疯狂轰炸，城市被破坏殆尽时，他打断他说； “用不着你报告——我全都知道了。”约德尔报告说，一九四五年三月，盟军装甲部队踏平了一部分西壁，他反驳说： “那也不见得。可能只是两，三辆坦克。”在他的形势会议上，这样的事情也不少见。当古德里安递上格伦关于俄国部队集结的数字时，他愤怒地吼道，“他们简直是白痴”，应该把格伦送到疯人院。当一个德国空军军官把一张很大的复合航空照片摆在他面前，照片上表明俄军在中部集团军群的正面集结了空前大量的炮兵时，他愤怒地用手把照片从桌上拂掉。
当情况每况愈下，失败的征兆越来越明显时，他不仅在心理上逃避，而且越来越把自己关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他总在夜间乘坐他的火车车厢出去，把窗帘拉紧：开形势会议时他把房间弄得很暗。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以后，他只到前线去过一次，拒绝视察遭到轰炸的城市。他不接见参加过战斗的军官。他禁止“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谈话；在极个别的时候，他似乎了解到真正的形势； “我们正在不断丧失工业地区；” “可惜Ｖ—1 飞弹不能决定战争；”
“我们自己的措施取决于它们（敌人的作战目标）。”但实际上这些只不过是就事论事，并不表明他从根本上承认错误。任何事实也绝不能扭转他的纳粹观点。当英国人正在轰炸德国的城市，德国人也在轰炸英国的城市时，他还在想象着战后纳粹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持久友好”。他认为俄国虚弱不堪，当苏联坦克正逼近德国首都时，他还不觉得这一看法有什么错，只觉得他在选择进攻的时间上有了错误。
任何事实也不能改变他的顽固态度。因此，即使希特勒得到完善的情报，对他也不会产生根本影响。他会挑选那些他喜欢的情报，而把其余的都否定掉。在战术方面，完善的情报可能起了帮助作用；在战略上，就一点作用也不起了。
关于希特勒和情报的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有了更好的情报是否就能帮助他的问题，而是ｃ为什么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如此有效地驾驭现实、因而成为德国和欧洲的主宰的这样一个人，到后来竟变成了把他不喜欢的文件从桌上拂掉那样一个暴跳如雷的人物？
答案不在于希特勒本身，而在于外因。外界情况促使了这种变化。这些情况使他逐渐地不谨慎了，他的神经质越来越暴露。其后果不仅在情报方面看得出来，在他的一切行动中都看得出来。
在最初时期，希特勒大体上是为所欲为，相对来说不受外界力量的左右。他的才干——特别是他的果断的决心和坚强的意志——得到了自由的发挥。他的才干使他能够成为纳粹党领袖和他的国家的元首。他把他的才干施展到国际舞台，他操纵着别的国家，使德国，从而也使他自己成为欧洲的统治力量。希特勒采取行动，左右局势，担任领导；别的人和别的国家只能反应，屈从，追随。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他以改变现实的办法来适应现实。他改变世界以满足他的需要。在所有这些方面，除了在战术上受到少许挫折外，他是所向无敌的。
后来，在一九三九年，英国不再默认他的计划了。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严重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英国狂傲地拒绝他的和平建议以后，希特勒发泄这一愤怒的最直接、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进攻并征服这个岛国。但是希特勒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与其说是要改变现实，不如说是要满足他的需要。那就是进攻俄国。
不去攻打一个他并不真正想攻打的国家，他就能摧毁一个他所憎恨的国家。不在海上作战，他就能在陆上作战。免去了进攻英国可能失败的担心，他就能因进攻俄国一定能取胜而感到高兴。他想，这一切除了使英国丧失最后希望以外，还将因此而使她醒悟。因此，他不面对客观上更有效的解决办法，而采取在心里更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他第一次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自动去适应外界。他没有改变世界，而是让世界改变他。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他回归了。
英国的不妥协只不过是阻碍他实现他的意愿的第一个外界力量。事情常常是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反应导致更大的困难。他进攻俄国，使他付出了丧失战略主动权的代价，后来事态越来越使他气恼。他越来越采取回归的做法。当他对俄国发动的闪电战失败时，他向美国宣战。当他丧失了法国以后，他命令摧毁巴黎。当敌人占领德国的时候，他指示施佩尔毁掉德国。所以，当战争快要结束，将军们把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只会使他更加感到气恼的情报摆在他面前时，他伸手就把它拂掉了。
希特勒并不是世界历史中宁可相信先入之见也不相信令人不愉快的情报的唯一领袖人物，只不过他握有的权力更大，使他能够比别的领导人更能坚持他的更带有全球性的偏见。早在他之前，参谋总长施利芬就已经分析过这个现象： “一般来说，高级指挥官应当把自己描绘成一幅既是朋友又是敌人的图画，在描绘这样一幅图画时，个人愿望是主要因素。如果送来的报告看起来同这幅图画是一致的，就满意地将它们放在桌子上，如果报告同这幅图画是矛盾的，就把它们当作完全错误的东西扔掉。”几年以后，他的同胞象梦游者一样重蹈覆辙。一九一四年德皇政府要比利时忍受德国的临时占领——当比利时拒绝时，德国大感意外。它忽视了如下的迹象：一旦如同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作出了“近于盲目的错误估计”，英国是不会保持中立的。
这样的盲目不仅仅损害了德国人。一六八一年，路易十四不理睬法国驻海牙使节关于瑞典人正谋求同荷兰结盟的多次报告，因为他也想同他们结成联盟；但当条约签订后，他却不认真对待。后来他不相信有关奥地利的武器和所取得的军事胜利的情报，目的是要坚持他先前的结论。一九三七年， 日本在同俄国的一次边界冲突中打败了， 日本一个情报小组对红军进行研究时，基本上发现了他们所要发现的东西：这次战斗并不是一个典型，不能从中得出结论，俄军的强大是预料到了的， 日本人并没有低估他们。第二年俄军在哈勒欣又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
但是希特勒的对手又是怎样的呢？邱吉尔对坏消息的反应如何？他也是一个强硬的领袖，他同样不仅相信而且还得表现出他对胜利的信念；他同样不能消极地在障碍面前屈服，而是要克服这些障碍。那么他拒绝了令人不愉快的情报吗？没有，他不喜欢这样做。他对它发怒。但是他接受它。
他制订计划时考虑到它。
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他这么做比较容易。战争形势给他带来的真正的坏消息，不象给希特勒带来的那样多。即便在敦刻尔克撤退以后的黑暗日子里，邱吉尔还能抱有希望。希特勒呢，当胜利年代已过，战争潮流变得不利于他的时候，他却不能抱有希望。当他眼看他的毁灭即将到来时，心理上的压力变得非常大，令人惊奇的并不是他从桌上把文件拂掉，而是他并没有更早一点垮掉。这两个人的不同经历，进一步促成了他们对待不受欢迎的情报所持的完全相反的态度。邱吉尔参加过竞选斗争，由于受议会的制约，他有时候屈从于反对派的观点。希特勒在担任总理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官；象褐衫队队长勒姆那样的反对派，被他暗杀了。希特勒的做法耍极端得多，所作的妥协要少得多。这反映出这两个人之间的基本差别。希特勒的个性实际上是神经质的，他的力量——他那使每一个人感到入迷的坚强的意志——来自永远保护自己的必要性，邱吉尔出身贵族，是一个公爵的孙子，少年得志，未遭坎坷，具有希特勒从来没有的内在安全感和信心。他们之所以以不同方式对待坏消息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权力来源不同。邱吉尔的地位是英国议会下院给的。如果他政绩不佳——无视现实就会很快导致失职——就不让他当首相。希特勒刚好相反，他控制一切，不管他干了些什么，他不会轻易被撤掉。只有丧失了人民群众对他的信任这样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