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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被我们搁置的问题，并不因为搁置而消失。
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历史，有着必然的逻辑：要在发展中保持悠长的生命力与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既取决于民族文明的丰厚性，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我们可以因为最紧迫问题所必需的社会精神集中，而暂时中止大规模的文明文化论争，诚如战国名士鲁仲连所言：“白刃加胸，不计流矢。”然则，我们不能忘记，在获得必要的社会条件之后，对文明历史的认真探究，依然是一个民族必需的文明再生的历史环节。我们所需要避免的，只是不能重蹈将文明审视一定等同于某一实际目标的简单化。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一个民族对自己文明历史的审视，都不应该成为任何实际目标的手段。这一探究与审视，本身有其伟大的目标：清理我们的历史传统，寻求我们的精神根基，树立我们的民族精神，并使这些基本面获得普遍的社会认知，使我们民族的复兴与发展，有着久远的清晰的坚定的信念。
这是我们审视中国原生文明的根基所在。
四、认知中国原生文明的基本理念
对中国历史的审视，聚讼最烈而误解最深者，是对中国原生文明的认知。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原生文明生成期。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她由涓涓溪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升华、成熟的枢纽期。这个时代所形成的文明与传统，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永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这种如同生命基因一样的民族传统，便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各个民族对其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从来都是各个民族在各个时代发挥创造力的精神资源宝库。
原生文明是民族精神的坚实根基，是高端文明的永恒基因。
中国的原生文明成就期，是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
春秋生发！战国绽放！秦帝国则以华夏族群五百余年的激荡大争所共同锤炼的文明成果为根基，对这一时代的种种社会文明形式，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大规模地创建了适合我们民族且领先于铁器时代的新文明形态。从此，我们这个十里不同俗、隔山不同音的博散族群，开始有了我们统一的文字，有了统一的生产方式，有了种种具有最大共同性的生活方式，有了统一稳定的国家形式。具体文明形式的聚合一统，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生存方式，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文明，形成了我们独有的历史传统。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原生文明时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智慧大爆炸时代，其时代精神坚刚强毅，其生命状态惕厉奋发，其创造智慧博大深远，其文明业绩震古烁今。唯其如此，原生文明时代是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土。我们有最充足的理由，对那个时代保持最高的敬意。这既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认知能力，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良知。
可是，由于种种我们说到或没有说到的历史原因，我们的历史意识对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产生了普遍而深重的误解。我们无须怨天尤人，那是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失望。我们无须以批判清算的简单方式了结历史，那是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历史智慧的亵渎。事已如此，任何固执，任何褊狭，任何．自卑，任何狂躁，都无助于我们的文明脚步。我们应当客观，应当冷静，应该耐心，应该细致，应该有胸襟，应该有能力，非如此，不能勘透我们的文明历史，不能找到内核所在。
审视中国原生文明的基本点之一，是对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的总体认知。
从整体上否定一个时代，不可能对这个时代的文明创造作出肯定性评价。
两千余年来，对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总体评判，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渐渐成为主流的历史意识认为：那是一个崇尚谲诈与阴谋的暴力时代，是王化败坏道德沦落的时代，是只有赤裸裸利益争夺而仁义道德荡然无存的时代。唯其如此，那个时代的君王是骄奢淫逸的罪魁祸首，士人是追逐功名利禄而毫无节操之徒，民众则是世风大坏利欲熏心争夺不休，人际交往充满着背信弃义，庙堂官场充斥着权谋倾轧，邦国战争弥漫着血腥杀戮。一言以蔽之，那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一个不堪的时代。翻开史书，此类评判比比皆是，其用语之怨毒，其渲染之浓烈，直教人心惊肉跳。
另一种始终不占据主流位置的历史意识，则持相反观念：那是一个“求变图存”的时代，是一个五千年历史中最富“巨变”的时代，是一个朴实高贵的时代，是一个创造新政新制的时代，是一个圣贤迭出原典林立的时代，是一个“士”阶层拥有最独立自由人格的时代。是故，从三国时代开始，便有了“书不读秦汉以下”的先秦崇拜说，虽然远非主流，然却成为我族一种珍视原生文明的精神根基。
与后人的两种历史评判相对比，身处该时代的“时人”，对自己的时代有着特殊清醒的评判。代表着社会普遍心声的《诗经》，对这个时代的大象描绘多有这样的句子：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烨烨雷电，不宁不令；山陵卒崩，百川沸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名士学子的评价，最具代表性的有两则，一则是晏子对春秋时期社会精神的描述：“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一则是韩非子对战国风貌的大概括：“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在百家争鸣而蓬勃共生的诸子百家中，对自己所处时代持总体否定的评判者，不能说没有，实在是极少。最典型者，大约只能说是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对那时的“礼崩乐坏”持有极其悲观的看法。
总体上说，当时的社会意识对自己的时代已经有了清醒的认知：这个时代一边是沦落，一边是崛起，有腐朽没落的阴暗，更有进取创新的光明，其主导潮流无疑是雷电烨烨的大创造精神。客观地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足以构成普遍性问题的具体弊端。原生文明时代，也同样有种种社会弊端。有巨大的贫富差别，有深重的社会灾难，有民众的饥饿，有官吏的腐败，有难以计数的阴谋，有连绵不断的战争等等。举凡社会基本问题，在那个时代都有。若仅仅注重于具体的阴暗与苦难，从而以因为有此等阴暗而否定一个时代所创造的文明，应该说，这不是文明历史的评判视野。作为一种文明审视所应具有的历史意识，我们应该看到的基本方面是：这个时代的总体生存方式、总体生命状态及其独有的创造力，这个时代解决种种社会矛盾的基本方式是否具有进步性，其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否经得起历史的验证，是否足以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舍此而孜孜于种种具体阴暗的搜求罗列，将完全可能导向历史虚无主义，而悲剧性地否定整个人类历史开掘创造的存在意义。无论如何，这是不可取的方向。
审视中国原生文明的基本点之二，是对秦文明的界定与性质认定。
这是当代史学界生发的新问题：秦文明是落后文明，还是先进文明？
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价值观问题，也是一个当代历史意识涌现出的新的基本问题。多有历史学家与学人之论著认为：秦统一中国，是“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的一个例证。这一认识包含的基本价值观是：秦文明是落后文明，而当时的山东六国是先进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种评判仍然出现在历史学界。这个命题的内涵具有诸多混乱，实在是一个堪称“臆断”的评判。然则，因为这一评判牵涉出对原生文明审视的一系列基本事实的认定，故而在事实上成为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秦文明历史性质的总体认定，其必然牵涉的基本方面有三则：
一则，何谓秦文明？引起两千余年争论不休的秦文明，究竟是指商鞅变法之前的早秦文明，还是指商鞅变法之后的新秦文明？若指前者，落后无疑。然在事实上，早秦文明却绝非后人争论的秦文明，大约也不会是此等理念持有者所谓的秦文明。若指后者，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在历代评判言论中，没有人将早秦文明作为否定对象，而只明确地否定战国秦文明与帝国秦文明。同时，也有违高端文明时代的普遍共识——当代历史认知中的秦文明，没有人理解为早秦文明。这里的混乱是：说者将商鞅变法之前的秦文明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文明不作区分，囫囵地以秦人族群发源地为根基，将早秦文明看做战国秦文明与帝国秦文明，又一体认定为落后文明。
我们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认知是：凡是涉及秦文明评判的历史论著或民间认定，人们所说的“秦文明”，一定是变法之后的战国秦文明与一统华夏后的帝国秦文明，而不是早秦文明。若将这两个时期的秦文明都看做“落后文明”，而将这两个时期的山东六国文明看做“先进文明”，那就是明白无误地脱离了高端文明时代的基本历史价值观，不是这里要澄清的问题了。
二则，秦人族群起源。这个问题之所以基本，在于它是秦为“落后文明”这一论断的根基。秦人究竟起源于东方华夏，还是本来就是西方戎狄？在当代中国民族史学界有争论，在当代历史学界也有争论。然则，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却大不相同：隋唐之前基本无争论，隋唐时期始有“秦人起自西戎”说出现。从问题本身说，《史记》明确记载了秦人族群的起源与迁徙，明确认定：秦人是大禹时代的主要治水部族之一，始祖首领是大业、大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