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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然，皇帝没有写完诏书，故未交特使……”
“目下存于何处？”
“在符玺事所。”
“既是未完诏书，老夫以为回头再议不迟。”老郑国艰难地说了一句。
“对！目下要务，是平安还都！”杨端和赳赳跟上。
“也好。”李斯心下一动，点头了。从风雨骤起冲进城堡寝宫的那一刻起，李斯的心底最深处便一直郁结着一个巨大的疑问：皇帝在最后时刻为何没有召见自己？是来不及，还是有未知者阻挠？若赵高所说属实，那就是皇帝没有召见自己，便开始书写遗诏了，而遗诏未曾书写完毕，皇帝就猝然去了。果然如此，则有两种可能：一则是皇帝有意避开自己这个丞相，而径自安置身后大事；二则，皇帝原本要在诏书写完后召见自己安置后事，却没有料到暗疾骤发。若是前者，诏书很可能与自己无关，甚或与自己的期望相反；若是后者，则诏书必与自己相关，甚至明确以自己为顾命大臣。李斯自然期望后一种可能。然则，诏书又没写完，也难保还没写到自己皇帝便猝然去了。果然如此，自己的未来命运岂非还是个谜团？当此之时，最稳妥的处置便是不能纠缠此事，不能急于揭开诏书之谜，而当先回咸阳安定朝局，而后再从容处置。
“还都咸阳，最难者莫过秘不发丧。”李斯顺势转了话题。
“此事，只怕还得中车府令先谋划个方略出来。”顿弱皱着眉头开口了。
“老夫看也是。别人不熟陛下起居行止诸事。”胡毋敬立即附和。
“中车府令但说！我等照着办便是！”杨端和显然已经不耐了。
“在下以为，此事至大，还当丞相定夺。”赵高小心翼翼地推托着。
“危难之时，戮力同心！赵高究竟何意？”李斯突然声色俱厉。
“丞相如此责难，在下只有斗胆直言了。”赵高一拱手道，“在下思忖，此事要紧只在三处：其一，沿途郡守县令晋见皇帝事，必得由丞相先期周旋，越少越好。其二，皇帝正车副车均不能空载，在下之意，当以少皇子胡亥乘坐六马正车，当以皇帝龙体载于中央辒凉车；皇帝惯常行止，在下当向少皇子胡亥备细交代，万一有郡守县令不得不见，当保无事。其三，目下正当酷暑，丞相当预先派出人马，秘密买得大批鲍鱼备用。”
“鲍鱼？要鲍鱼何用？”胡毋敬大惑不解。
“莫问莫问。”郑国摇头低声。
“老夫看，还得下令太原郡守搜寻大冰块。”顿弱阴沉着脸。
“好。顿弱部秘密办理鲍鱼、大冰。”李斯没理睬老奉常问话，径自拍案点头道，“皇帝车驾事，以中车府令方略行之。我等大臣，分署诸事：卫尉杨端和，总司护卫并行军诸事；奉常胡毋敬并治粟内史郑国，前行周旋沿途郡县，务使不来晋见皇帝；典客顿弱率所部吏员剑士，署理各方秘事并兼领行营执法大臣，凡有节外生枝者，立斩无赦！中车府令赵高，总署皇帝车驾行营事，务使少皇子并内侍侍女等不生事端。老夫亲率行营司马三十名并精锐甲士五百名，总司策应各方。如此部署，诸位可有异议？”
“谨遵丞相号令！”
“好。各自散开，白日归置预备，夜半凉爽时开拔。”
疲惫的大臣们挣扎着站了起来，连久历军旅铁打一般的杨端和也没有了虎虎之气，脸色苍白得没了血色。李斯更是瘫坐案前，连站起来也是不能了。赵高连忙打开密室石门，召唤进几名精壮内侍，一人一个架起背起了几位大臣出了行宫。
是夜三更，一道黑色巨流悄无声息地开出了茫茫沙丘的广阔谷地。
这是公元前210年的七月二十三日深夜。
第一章 权相变异
一、南望咸阳 一代名将欲哭无泪
连接两封密书，大将军蒙恬的脊梁骨发凉了。
旬日之前，胞弟蒙毅发来一封家书，说他已经从琅邪台“还祷山川”返回咸阳，目下国中大局妥当，陇西侯李信所部正在东进之中；皇帝陛下风寒劳累，或在琅邪歇息些许时日，而后继续大巡狩之旅。密书最后的话语是耐人寻味的：“陛下大巡狩行将还国，或西折南下径回秦中，或渡河北上巡视长城，兄当与皇长子时刻留意。”蒙恬敏锐过人，立即从这封突兀而含混的“家书”中，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息。没有片刻犹豫，蒙恬立即来到了监军皇长子扶苏的行辕。
自去岁扶苏重新北上，皇帝的一道诏书追来，九原的将权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变化轴心，在于扶苏不再仅仅是一个血统尊贵的单纯的皇长子，而已经成为皇帝下诏正式任命的监军大臣了。列位看官留意，整个战国与秦帝国时代，大将出征或驻屯的常态，或曰体制，都是仅仅受命于君王兵符的独立将权制。也就是说，主将一旦受命于君王而拜领兵符，其统军号令权是不受干预的，军中所有将士吏员都无一例外的是统兵主将的属员，都得无条件服从主将号令。其时，监军之职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临时职司，在整个战国与秦帝国时期是极少设置的。监军之普遍化或成为定制，至少是两汉三国以后的事情了。此时，始皇帝之所以将扶苏任命为九原监军，本意并非制约蒙恬将权，而是在皇帝与事实上的储君发生国政歧见后对天下臣民的一种宣示方略——既以使扶苏离国的方式，向天下昭示反复辟的长策不可变更；又以扶苏监军的方式，向天下昭示对皇长子的信任没有动摇。蒙恬深解皇帝意蕴。扶苏更体察父皇苦心。是故，九原幕府格局虽变，两人的信任却一如既往，既没有丝毫影响军事号令，更没有任何的龃龉发生。唯一的不同，只是扶苏的军帐变成了监军行辕，格局与蒙恬的大将军幕府一般宏阔了。
虽然如此，蒙恬还是忧心忡忡。
蒙恬之忧，不在胡人边患，而在扶苏的变化。自重回九原大军，扶苏再也没有了既往的飞扬激发，再也没有了回咸阳参政期间的胆魄与锋锐。那个刚毅武勇信人奋士的扶苏，似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蒙恬与将士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深居简出郁闷终日且对军政大事不闻不问的扶苏。有几次，蒙恬有意差遣中军司马向扶苏禀报长城修筑的艰难，禀报再次反击匈奴的筹划进境，或力请监军巡视激励民力，或请命监军督导将士。可扶苏每次都在伏案读书，每次都是淡淡一句：“举凡军政大事，悉听大将军号令。”说罢便再也不抬头了。蒙恬深知扶苏心病，却又无法明彻说开。其间顾忌，是必然地要牵涉皇帝，要牵涉帝国反复辟的大政，甚或要必然地牵涉出储君立身之道。凡此等等，无一不是难以说清的话题。蒙恬纵然心明如镜，也深恐越说越说不清。毕竟，蒙恬既要坚定地维护皇帝，又得全力地护持扶苏，既不能放弃他与扶苏认定的宽政理念，又不能否定皇帝秉持的铁腕反复辟长策。两难纠缠，何如不说？
更何况，蒙恬自己也是郁闷在心，难以排解。
扶苏回咸阳参政，非但未能实现蒙恬所期望的明立太子，反而再度离国北上，蒙恬顿时感到了空前沉重的压力。其时，帝国朝野都隐隐将蒙恬蒙毅兄弟与皇长子扶苏看做一党。事实上，在反复辟的方略上，在天下民治的政见上，扶苏与蒙氏兄弟也确实一心。李斯姚贾冯劫顿弱等，则是铁腕反复辟与法治天下的坚定主张者。以山东人士的战国目光看去，这便是帝国庙堂的两党，李斯、蒙恬各为轴心。蒙恬很是厌恶此等评判，因为他很清楚：政道歧见之要害，在于皇帝与李斯等大臣的方略一致，从而使一统天下后的治国之道变成了不容任何变化的僵硬法治。此间根本，与其说皇帝接纳了李斯等人的方略，毋宁说李斯等秉持了皇帝的意愿而提出了这一方略。毕竟，一统帝国的真正支柱是皇帝，而不是丞相李斯与冯去疾，更不会是姚贾冯劫与顿弱。皇帝是超迈古今的，皇帝的权力是任何人威胁不了的。你能说，如此重大的长策，仅仅是皇帝接纳了大臣主张而没有皇帝的意愿与决断么？唯其如此，扶苏政见的被拒绝，便也是蒙氏兄弟政见的被拒绝。蒙恬深感不安的是，在皇帝三十余年的君臣风雨协力中，这是第一次大政分歧。更令蒙恬忧虑的是，这一分歧不仅仅是政见，还包括了对帝国储君的遴选与确立。若仅仅是政见不同，蒙恬不会如此忧心。若仅仅是储君遴选，蒙恬也不会倍感压力。偏偏是两事互为一体，使蒙恬陷入了一种极其难堪的泥沼。想坚持自己政见，必然要牵涉扶苏蒙毅，很容易使自己的政见被多事者曲解为合谋；想推动扶苏早立太子，又必然牵涉政见，反很容易使皇帝因坚持铁腕反复辟而搁置扶苏。唯其两难，蒙恬至今没有就扶苏监军与自己政见对皇帝正式上书，也没有赶回咸阳面陈。蒙毅也一样，第一次在庙堂大政上保持了最长时日的沉默，始终没有正面说话。然则，长久默然也是一种极大的风险：既在政风坦荡的秦政庙堂显得怪异，又在大阳同心的君臣际遇中抹上了一道太深的阴影，其结局是不堪设想的。目下，尽管蒙恬蒙毅与扶苏，谁都没有失去朝野的关注与皇帝的信任，然则，蒙恬的心绪却越来越沉重了。
蒙恬的郁闷与重压，还在于无法与扶苏蒙毅诉说会商。
扶苏的刚正秉性朝野皆知，二弟蒙毅的忠直公心也是朝野皆知。与如此两人会商，若欲抛开法度而就自家利害说话，无异于割席断交。纵然蒙恬稍少拘泥，有折冲斡旋之心，力图以巩固扶苏储君之位为根本点谋划方略，必然是自取其辱。蒙恬只能恪守法度，不与扶苏言及朝局演变之种种可能，更不能与扶苏预谋对策了。蒙恬所能做到的，只有每日晚汤时分到监军行辕“会议军情”一次。说是会议军情，实则是陪扶苏对坐一时罢了。每每是蒙恬将一匣文书放在案头，便独自默默啜茶了。扶苏则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