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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国王族涌现的大才,分外戒惧,宁肯束之高阁。自魏惠王开始直到魏假亡国,魏国对待人才的所有表现,都不出这五种做派。到了最后一个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毁而死,魏国人才已经萧疏之极,实际上已经宣告了魏国的灭亡。
对吴起的变相排挤,对商鞅的视而不见,对张仪的公然蔑视,对范雎的嫉妒折磨,对孙膑的残酷迫害,对尉缭子的置若罔闻,对乐毅等名将之后的放任出走……回顾魏国的用人史,几乎是一条僵直的黑线。一个国家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始终重复着一个可怕的错误,其政治土壤之恶劣,其虚伪品性之根深蒂固不言而喻。
实在说话,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对人才的不公正事件,但只要是政治相对清明,这种事件一定是少数,甚或偶然。譬如秦国,秦惠王杀商鞅与秦昭王杀白起,是两桩明显的冤案,但却没有影响秦国的坚实步伐。原因在二,一是偶然,二是功业大成后错杀。列位看官留意,战国时期的人才命运或者说国家用人路线,实质上有两个阶段,其方略有着很大差别:第一阶段是搜求贤才而重用,可以说是解决寻求阶段;第二阶段是功业大成后,能在何种程度上继续,可以说是后需求阶段。历史证明的逻辑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需求阶段的人才方略都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而魏国的根本错失,恰恰始终在需求阶段。在将近两百年里拥有最丰厚人才资源的魏国,出现的名相名将却寥若晨星。与此同时,战国天空成群闪烁的相星将星,却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国。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奇迹。
大争之世,何物最为宝贵?人才。
风华魏国,何种资源最丰厚?人才。
魏国政风,最不在乎的是什么?人才。
为什么会是这样?魏国长期人才流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凡是熟悉战国史者,无不为魏国这种尊贤外表下大量长期人才流失的怪诞现象所困惑。仔细寻觅蛛丝马迹,有一个事实很值得注意,这就是魏氏先祖笃信天命的传统。魏国正史着意记载了毕万创魏时期的两次占卜卦象,至少意味着一种可能:魏国王族很是迷信卦象预言,对人为奋发有着某种程度的轻慢。这种精神层面的原因。很容易被人忽视。尤其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兴亡沉浮面前,历史家更容易简单化地只在人为事实链中探察究竟,很容易忽略那种无形而又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现象。
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力图预见未来命运的种种预测方式,都极大地影响着决策者们的行为理念,甚至直接决定着当权者的现实抉择。在自然经济的古典社会,这种影响更大。客观地说,力图解释、预见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神秘文化,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一味地忽视这种历史现象,只能使我们的历史叙事简单化,最终必然背离历史真相。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解释并预测自然与社会的学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庞大的系统。就社会方面而言,阴阳五行学说、天地学说(分为星相、占候、灾异、堪舆四大门类)、占卜学说,构成三大系统。其中每一系统,都有相对严密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所延伸出的实用说明或操作技能。第一系统,以阴阳五行论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对国家品性的规范:邦国必有五行之一德,此德构成全部国家行为的性格特点。第二系统,以天人合一观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占星、占候、灾异预兆解说、堪舆(风水)等预测技能。第三系统,以阴阳论为基础,衍生出八卦推演的预测技能。凡此等等,可以说,中国古典时期的预言理论之博大庞杂,预测手段之丰富精到,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奇葩。
是故,在那样的时代,执政族群不受天命预言之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则,执政者以何种姿态对待天命预言,又是有极大回旋余地的。
这种回旋,不是今人所谓的简单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该文化系统本身提供给人的广阔天地。华夏文明之智慧,在于所有的理论与手段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变化,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僵死界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谓也!以人对天命之关系说,天人合一论的内涵本身便赋予了人与天之间的互动性,而这种互动性,最终总是落脚于人的奋发有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即天心,天命不再虚妄渺茫,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参照系,于是,执政者只要顺应民心潮流,便是顺应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难违,但却有最根本的一条——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实际只在入有德无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纵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发点的静态设计,若人奋发有为顺应民心广行阴德(不事张扬地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此谓阴德),则上天立即给予关照,修改原来的命运设计方案!
如此天人互动之理论,何曾有过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历史事实说话,先秦时代的中国族群有着极其浑厚的精神力量与行为自信,对天命天意等等,相对于后世的种种脆弱心理与冥顽迷信,确实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对理想状态。敬重天命,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为;不拘泥者,在于使人保持奋发创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龟甲,春秋诸侯不敬天子而潮水般重新组合,新兴大夫(地主)阶层纷纷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诸侯,种种潮流,无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就基本方面而言,秦国是一个典型。秦人历史上有两则神秘预言,一则是舜帝“秦人将大出天下”的预言,一则是老子关于秦国统一天下的预言。两则预言能见诸《史记》,足证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秦国执政阶层始终没有坐等天意变成事实,而是历经六代人浴血奋争才成就了煌煌伟业。
魏国如何?
虽然,在毕万之后,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魏国王族笃信天命的史料,但合理的推测却是有历史逻辑依据的。这个历史的逻辑是:一百余年永远重复着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国家的王族便必然有着精神层面的根源;这个精神根源不可能是厌恶人才的某种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对另一种冥冥之力产生依赖而衍生出的对人才的淡漠;这个冥冥之力不可能仅仅是先祖魂灵,而只能是更为强大的天命。列位看官留意,魏国灭亡一百余年后,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论解读魏国灭亡原因,况乎当时之魏国王族乎?简单的逻辑演化出最残酷的结论:无论天意如何,失才便要亡国。越是竞争激烈的大争之世,这一结局的表现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论是用才实践还是用人理论,都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魏国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显然是牵强的。当时,对人才与国家兴亡这个逻辑说得最清楚透彻的当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论有三个基本点。
第一是“亲士急贤”。《墨子》第一章《亲士》篇,去:“入国(执政)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这里说得非常扎实,对待才士,不应是一般的敬重(缓贤),而应该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谓“见贤而急”;见贤不急,则才士便要怠慢国君,离开出走。田子方说的那种“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若脱鞋然”的自由,在战国时代可谓时尚潮流。当此之时,“急贤”自然是求贤的最有效对策。
第二是“众贤厚国”。《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也就说,国家要强盛,不能仅仅凭一两个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则,这个国家便会很脆弱(薄)。
第三是“尚贤乃为政之本”理念。《墨子·尚贤中、下》云:“……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对墨子的尚贤为本的目标,可以一句话概括:尚贤能使天下安宁,所以是为政之根本。
墨子的人才理论,实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义。
魏国以伪尚贤之道塞天下耳目,诚天亡之国也!
第九章 分治亡楚
一、咸阳大朝会起了争端
秦王嬴政大睡了一日一夜,李斯一直守在王城书房。
魏王假被俘获的捷报传来,秦国朝野一片欢腾。对山东六国,老秦人仇恨最深的是两个国家,一个赵国,一个魏国。秦对赵,是秦昭王时期开始的新仇,历经长平大战,秦赵遂势不两立。秦对魏,则是宿敌旧恨。在秦国变法成功之前,魏国曾在两代半(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前期)将近百年里一直是压制秦国最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战国初期秦国的所有危机都是来自魏国。是故,从秦惠王到秦昭王前期的宣太后主政,秦国东出最主要的对手一直是魏国。赵国崛起之后,从秦国第一次攻赵(阏与之战)失败开始,秦赵两国结结实实地杀作了一团,秦国对魏国仇恨也就渐渐淡了。随着魏国的不断衰落继而向秦国称臣,老秦人事实上对魏国已经从往昔的仇恨转为蔑视了。虽则如此,魏国的最终结局还是教老秦人想起了许许多多往事,感慨之余自然要大大地欢庆一回。秦王政与大臣们虽不会像民众那般聚饮于酒肆,踏歌于长街,起舞于社火,却也在丞相王绾动议下,于很少启用的王城大殿举行了一次大宴。大宴之上,饮酒未过两爵,秦王嬴政便一头倒在酒案鼾声大起了。
“长史……”
嬴政倒头之际,对身旁的李斯招手嘟哝了一句。
李斯会意,在赵高将秦王背走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