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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假即位，很为这一口碑懊恼，决意搜求贤才中兴魏国。魏假聪敏好学，冥思苦想地归总出了魏国衰落的两则弊端：其一，用人不当。虽然魏假很不情愿承认这个弊端，但终归是天下公议，魏假还是认了。后来，魏假的这一胸襟很是被大臣们颂扬了一阵子。其二，权臣太重，使魏国庙堂不能有效决策，魏王决断每每受阻。魏假熟悉国史，认定君权受压的最大前车之鉴，是曾祖父魏昭王的少子信陵君权势过重的恶例。山东六国都对这个信陵君赞颂崇敬有加，自认学问有成的魏假却以为：信陵君盗窃兵符、击杀大将、擅自调动大军救援赵国，这是三桩等同于叛乱的大罪，在任何邦国都是不能不严刑处置的，可在魏国，居然能重新接纳信陵君返国并再次当权领政，祖父安釐王当真不可思议，天下人因此而抨击魏国不纳人才，同样不可思议。基于此等深思熟虑，魏假认定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本：无论多大的贤才，都不能对魏王的权位构成胁迫，否则，不是真正的贤才。为此，必得谨慎遴选贤才，必得妥善构架庙堂权力。
庙堂权力，除了国君，第一个位置自然是丞相。
战国官制，各国虽略有不同，然到战国末期，事实上已经是大同小异了。就其趋同之势的根源而言，魏国可说是战国新官制的发端者。在文侯武侯及魏惠王前期，魏国在李悝变法邦国富庶之后，又确立了国君、丞相、上将军三权同领国政的庙堂权力体制，简洁明确，决策及施行效率大增，魏国迅速由富而强。魏文侯之世，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其时之黄金组合也。魏武侯之世，田文为相，吴起为将，又一次黄金组合也。魏惠王前期，公叔痤为相，庞涓为将，也算得颇具实力的庙堂架构了。魏国开创的三权制之所以有实效，根本点在于丞相开府制。开府者，丞相建立独立官署（府）而统辖百官处置政务，大体类似于后世的总理内阁制。上将军虽然也是开府，但只限于处置日常军务与战场统辖权，而成军权与调兵权则归君主，所以其开府不能与丞相开府相比。而君主的权力，则通过原发性军权（成军权、调兵权、任将权）与用人权、赏罚权等等实现总体控制。从总体上说，虽然君权依然是最大权力，但开府相权与开府将权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比后世的层层叠叠制约要简洁明快得多。这种极具实效的官制很是符合大战连绵的战国，所以迅速为天下所仿效。商鞅的秦国变法，便在秦国建立了以魏国官制为底本的新官制，轴心便是丞相开府。其余各国变法所建立的官制，也都大体靠近魏国范式。因此，到战国末期，各国的丞相都是总领国事而居百官之首，成为最重要的庙堂首席大臣。
唯其如此，魏假不能不对丞相权力慎之又慎。
魏假思谋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丞相方略：丞相职两分，设右左两丞相；依魏国尚右传统，右丞相居首，左丞相辅之；如此相权两分，对君权很难构成威慑，可谓两全其美。然魏假还是意犹未尽，又一番思虑，一个新方略又陡然闪现——以太子为右丞相，可谓万全！太子是自己的儿子，是法定的国家储君，兼领丞相既能使大权不旁落，又能使太子锤炼政务之能，岂非天衣无缝哉！思谋一定，魏假大感舒畅，立即下书朝野：魏王天下求贤，期盼相才中兴大魏，臣民人人得举荐，名士人人可自荐。之所以如此，是魏假已经谋定了行事方略：只有在选定左丞相之后，才能宣布太子任右丞相，否则，魏王求贤之名会大打折扣。
王书颁下之初，魏国朝野很是振奋了一阵。臣民们都以为这个魏王是个中兴明君，颂扬之余纷纷举荐人才。大梁原本物华天宝之地，纵然气象大不如前，毕竟还是天下士人荟萃地之一。于是，半年之内臣民三千余件上书，举荐自荐各色人物三百余。开始，魏假还耐着性子以当年魏惠王接见孟子的隆重礼仪为范式，在王城大殿先后十几次召见了二十六个名士，其中不乏法儒墨道各大家的著名弟子。然则，这些名士不是大谈变法强国，便是大谈整肃吏治。除此之外，这些名士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明确提出，要魏王“复初魏相权，复先王开府之制，用才毋疑”。魏假顿时心下冰凉，深觉时下士子们不识时务——方今秦国独大泰山压顶，不言保国而侈谈变法强国，还要拥有先王时的相权，这不是明明白白要做权臣么？岂有此理！
于是，魏假不再见任何一个士子，只秘密下书太子掌管的招贤馆：举凡入朝士子，但有资质者一律任为博士，赐其高车骏马并一座三进府邸，不任实职。不想如此一来，半年之间，魏国庙堂便有了一百多个峨冠博带的博士。博士者，当年魏惠王为对付孟子等博学大师与各学派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官职也。博士的职责规定是：“掌通古今，备顾问。”就实说，是没有任何实际职掌的散官。因了魏国殷实，尚能撑得起这等虚荣，于是，占地颇大的博士馆园林也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原本的老博士们，却走得一个也没有了。方今多事之时，相邻的韩国已经灭亡，国人振奋于新魏王的振作求贤，期望看到新任贤才们的新政气象。大大出乎国人意料的是，最为时人蔑视的博士馆却突然满当当热闹起来，峨冠博带的博士们高车骏马流水进出，饮酒博戏评点天下，终日无所事事地晃荡在酒肆坊间大街小巷，平添了一片弥漫着醺醺酒意的富庶浮华景象。
见多识广的大梁人愕然了，哗然了，茫然了。
不久，大梁街巷传唱起一首古老的《魏风》歌谣：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滨兮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歌谣传入王城，魏假很不高兴。魏假通晓诗书，自然知道这是载进《诗》里的古老的魏人歌谣。这支歌的唱辞原本有三节，可如今传唱开来的却只有三节的头尾两句，一听便是嘲讽他的求贤设博士国策的。若是说白了，也难怪这首歌直教魏假脸红气促。你听——叮叮咣咣伐檀木，伐下来便丢在了河岸，那檀木可是专门做车轮的良材啊，他扔在河岸不用，他不是个白吃饭的蠢货么！叮叮咣咣伐树，说好了要做车辐，可他还是将它们扔在了河边，他这个人啊，不是个白吃饭的傻蛋么！叮叮咣咣伐树，说好了要做车轮，他还是将它们撂在了河畔，他这个人啊，不是个浪费晚餐的白痴么！
“岂有此理！本王白吃饭么！”
尽管魏假愤愤然大嚷一通，可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整个大梁都在唱，整个魏国都在唱，纵然国王又能如何？追查么，人海汪洋，唱的又是老歌，能问人何罪？若兴师动众，激怒了外邦商旅士人一齐离魏，大梁还是大梁么？反复思忖，魏假终于揣摩出了一个方略：立即在诸多博士中选出一个丞相来，教大梁人民看看魏国求贤是真是假，魏假是白吃饭的蠢货还是有为之君！
魏假乔装成一介布衣之士，漫步到了博士苑。在一片池畔的茅亭下，魏假恰遇一个须发灰白的博士在水边认真翻阅着一本厚厚的羊皮大书，端严肃穆之相令人肃然起敬。在大梁城这样一个风华之地，一个闲散博士不去酒肆博戏坊挥洒游乐，而独自枯守清冷，仅是这份节操，仅是这份定力，也决然是个人物。心念及此，魏假轻轻走进了亭下。
“敢问先生，高名上姓。”魏假深深一躬。
“尸埕。”老士没有抬头，左手在石案上写下了两个大字，“寻常人听不来如此两字，有学则一看便知。”显然是老士习惯了这种问答，说话写字都没有抬头。
“噢，先生是尸子后裔？”魏假博学，一看便笑了。
“足下何人？知道尸子？”老士惊讶地抬起头来。
“当年，尸佼是商鞅老师，天下皆知，我何不知？”
“不。先祖并非商君之师，足下听信误传也。”老士神情分外认真。
“愿闻真相。”魏假对古板的老人大感兴趣。
老人认真地说了一通先祖与商鞅的真相故事：尸佼毕生执王道之学，也极为推崇儒家孔丘，写下了二十余篇文章做一卷大书流布天下，决意要在某一大国履行其治国之学。那年，尸佼游学到魏国安邑，在洞香春酒肆的论战中结识了年青的卫鞅。尸佼心高气傲，将自己的一卷羊皮大书送给了卫鞅，要他“师尸子之学，执一国之政，成天下之名”。卫鞅掂了掂羊皮大书笑云：“若足下之书果真实学，三日之后鞅自拜足下为师。”不想，三日之后再度相聚，卫鞅却将尸佼的羊皮书轻蔑地丢在了酒案上，同时拿出了自己的三篇文章，笑道：“足下胆识可嘉，然迂阔过甚也！二十余篇万余言，唯见崇王道尊儒学，未见一句言法言变。如此迂阔之学欲图治国变法，岂非南辕北辙哉？足下果然明睿，当拜我为师也！”说罢扬长而去。尸佼大感难堪，却也禁不住认真读了卫鞅丢下的三篇法家之文。旬日之后，尸佼寻觅到卫鞅的小小居所，当真要拜卫鞅为师。卫鞅大笑道：“前番之言，我只不服先生以王道之学为圭臬，何敢当真做先生之师哉！先生哲人也，‘天地四方为宇，往古来今日宙’，仅此一言，足传先生千古之名，何求以我为师也！治学多端，治国之学本先生所短，先生何苦以短处立于人世焉！”尸佼大感顿悟，对卫鞅深深三躬，遂酣畅大笑而去，自此终生不复见……
“这？果真如此？”魏假第一次大大地惊愕了。
“先祖足迹，后人岂敢虚言！”老士高声一句满脸通红。
“那，先生所治何学？”
“治国之学。”
“噫！先生说尸佼接纳了商鞅之言，何以后人仍执治国之学？”
“先祖秉性偏执，隐居二十余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