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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三部《金戈铁马》有详细叙述，不再重复。我们的问题是：五年之中，燕军分明能拿下两城，乐毅为什么要以围困之法等待齐国的最后堡垒自行瓦解？后世历史家的研究答案是：乐毅为了在齐国推行王道德政，有意缓和了对齐国的最后攻击。
《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有三国学者夏侯玄的一段评判云：“……乐毅之志，千载一遇……夫兼并者，非乐毅之所屑，强燕而废道，非乐毅之所求……夫讨齐以明燕王之义，此兵不兴于为利矣！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乐毅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獒（毙）……开弥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使夫忠者遂节，勇者义著，邻国倾慕，思戴燕主，仰望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败于垂成，时运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虽二城几于可拔，而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毅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拔城而业乖也！……乐毅之不图二城，未可量也！”
我们得说，夏侯玄的分析完全切中燕国实际。
但是，夏侯玄的评论却比燕昭王与乐毅更为迂阔。夏侯玄之迂阔，在于将燕国攻齐说成一开始就很明确的彰显王道的义兵，且将其抬高到不是以利害为目标的道义战争而大加颂扬，“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甚至，夏侯玄将围城不攻也说成是为了“申齐士之志”的善容之德。
历史的事实是：燕昭王奋发图强的初始动机，只是为了复仇。乐毅后来对燕惠王的书简已经明说了：“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后来的燕惠王也说：“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动。”丝毫没有一句论及，破齐是为了推行先王之义。唯其如此，乐毅破齐初期并没有推行不切实际的王道德政，而是毫不留情地大破齐军数十万、攻下齐国全部城池、抢掠了齐国全部府库的全部物资财富。应该说，这是强力战争所遵循的必然规律，无可厚非。可是，在战争顺利进展的情势下，燕国的对齐方略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以即墨莒城两座城池的死命抵抗为契机，燕国忽然在齐国采取了与开始大相径庭的王道德政。这种王道德政，能在齐国推行五年之久而没有变化，与其说是乐毅的自觉主张，毋宁说是燕国王族的王道理念旧病复发，燕昭王又有了要做天下圣王的大梦所致。因为，没有燕昭王的支持甚至决策，作为一个战国时代著名的统帅，很难设想乐毅会自觉自愿地推行一种与实际情势极为遥远的迂腐德政。乐毅在对燕惠王回书中回顾了攻齐之战，说得最多的是攻伐过程与如何在齐国获得了大量财富并如何运回了燕国，对于五年王道化齐，却几乎没有说一句话。假若是乐毅力主燕惠王推行王道，乐毅能不置可否么？同样一个令人深刻怀疑的事实是：在燕惠王罕见致歉的情况下，乐毅为什么坚决不回燕国？合理的答案只能是，乐毅对燕国迂政传统的危害的认识至为清醒，明知无力改变而不愿意做无谓的牺牲。
不以战争规则解决战争问题，而以迂阔辽远的王道解决残酷的战场争端，不但加倍显示出自己前期杀人攻城劫掠财富的残酷，而且加倍显示出此时推行王道的虚伪不可信。这既是齐国人必然不可能接受的原因，也是燕国迂政用兵必然失败的原因。相比于秦国的鲜明自觉的兵争战略，这种迂政之兵更显得荒诞不经。
再说燕国的对赵之迂。
整个战国时代，燕国邦交的焦点大多是对赵事端。也就是说，除了燕昭王对齐国复仇时期，燕国的邦交轴心始终是对赵之战。燕国纠缠挑衅赵国之危害。几乎当时所有在燕国的有识之士都剖析过反对过。但是，燕国的对赵挑衅却始终没有改变，这实在也是燕国历史的最大谜团之一。邦交大师苏秦最先提出了燕国对赵之错误，其后，苏代也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寓言故事再度强调燕国对赵之错误。应该说，苏氏兄弟时期，燕国君主还是有所克制的，几次燕赵之战都因听从劝谏而避免，燕国地位因此而改善。可是，燕惠王之后，燕国对赵方略又回到了老路。没有任何理论理念支撑，就是死死咬住赵国不放。整个燕王喜时期，燕国政局的全部核心就是挑衅赵国。昌国君乐闲反对过，为此被迫逃离燕国。大夫将渠反对过，被燕王一脚踢翻。燕国只有一个名臣支持了燕国攻赵，这就是晚年的剧辛，结果是剧辛在战场被赵军杀死。若非赵国晚期是昏君赵迁在位，只怕名将李牧早灭了燕国。
历史形成的基本谜团，其根源往往在于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当事者的思维方式。
分明是害大于利，燕国还是要对赵国长期作战，为什么？
具体原因固然复杂多样，譬如秦国间离燕赵，暗中支持燕国与赵国为敌，从而达到削弱强大赵国的目的，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是，历史逻辑展现出的根源却只有一条：燕国以天子号老贵族自居，对这个后来崛起的强大邻国抱有强烈的嫉妒与蔑视，必欲使其陷于困境而后快。只能说，这是王道迂政之风在最后的变形而已。
王道政治传统，曾经在秦国也有深厚的根基，但结果却截然不同。
秦穆公之世任用百里奚治国，使秦国成为春秋霸主之一。由此，王道治国在秦国成为不能违背的传统。直到秦孝公的《求贤令》，依然遵奉秦穆公，明确表示要“修穆公之政令”。《商君书·更法》记载的秦国关于变法决策的论战，当时的执政大臣甘龙、杜挚反对的立足点很明确，就是维护秦国传统：“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另一反对派大臣杜挚则云：“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两派激烈争论，都没有涉及变法之具体内容，而都紧紧扣着一个中心——如何对待本国的政治传统？成法该不该变？商鞅的两次反驳很犀利，很深刻。
商鞅反驳甘龙云：“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恶。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商鞅反驳杜挚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也！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制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必多是也。君无疑矣！”
商鞅的求变图存理论，是战国时期变法理论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变法派能否成功，既取决于其变法内容是否全面深刻，又取决于对该国政治传统背叛的深刻程度。唯其商鞅自觉清醒，而能说服秦孝公决然地抛弃旧的政治传统，在秦国实行全面深刻的变法。由此，秦国强大，秦国确立起了新的政治理念，从此持续六世之强而统一华夏。
燕国则不同，乐毅与燕昭王的变法没有任何理论准备，没有对燕国的政治传统进行任何清理，只是就事论事地进行整顿吏治、休养生息、训练新军等等事务新政。显然，这种不涉及传统或者保留了旧传统的表面变革，不可能全面深刻，也不可能稳定持续地强大，一旦风浪涌起，旧根基旧理念便会死灰复燃。
燕国的悲剧，就在这种迂政传统的反复发作之中。
无论是处置实际政务，还是处置君臣关系，燕国君王的言论中都充满了大而无当的王道大言，于实际政见之冲突却不置一词。王顾左右而言他，诚所谓也！燕惠王尤其典型，对乐毅离燕的德义谴责，根本不涉及罢黜乐毅的冤案与对齐国战略失误的责任承担；对乐闲离燕的德义谴责，如出一辙地既不涉及对赵方略之反思，又不涉及乐闲离赵的是非评判，只是大发一通迂阔之论，绕着谁对不起谁做文章。两千余年后读来，犹觉其絮叨可笑，况于当时大争之世焉！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之话感慨云：“召公夷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司马迁将燕国长存之原因，一如既往地归结于“天下阴德”说，姑且不论。然则，司马迁对燕国灭亡之原因，却没有涉及。
这，正是我们关注的根本所在。
第八章 失才亡魏
一、一旅震四方 王贲方略初显名将之才
兵士们尚在构筑营垒，王贲接到了秦王的紧急书令。
五万精锐铁骑从燕国兼程南来，一路四日始终没有咸阳王使的路令，这教王贲很是有些意外。秦军但凡两万人以上出动便是例行重兵，其进军使命、粮草补给、民力征调、驻地日程等都有明白无误的法度照应。往往越是机密用兵，事先确定行兵方略就越是详尽。期间种种具体事宜，几乎随时都会在路途接到相关书令，此所谓路令。王贲此次南下是奉王命回兵，王翦幕府不再对其节制，所需要的只是依照咸阳王命行事。然在蓟城大营，姚贾所持的王书以及姚贾转述的事实，所申明的都是调兵的大略缘由，大军南下的一应具体事宜只字未提。王贲以机密军务之成例行事，上路半日后向姚贾请命行程方略。不料姚贾淡淡一笑道：“老夫只管调兵，余皆未奉成命，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