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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宝生到县衙，刘锡彤问他卖砒霜经过，钱宝生说这个月并没有看见过杨乃武到仓前，更没有卖过砒霜，爱仁堂是个小药铺，从来不进砒霜。刘锡彤一再威逼利诱，钱宝生还是坚决否认此事，并说他的名字叫钱坦，从来没用过钱宝生这个名字。钱宝生的弟弟钱垲听说哥哥被捉到县衙，赶来打听内情，设法营救。他知道陈湖与刘锡彤很熟，就去恳求陈湖说情。陈湖私下里对钱垲说杨乃武供词中是买砒霜毒老鼠的。卖砒霜的药铺并不知道是毒人，所以承认下来，也没有什么罪，至多是杖责，不承认，反而有罪。如果承认，马上可以请县衙给一张无干的谕帖，这样就不会有拖累了。于是钱垲劝钱宝生承认。钱宝生听他们这样一说，就答应了，当即在门房里出了一张卖砒霜的甘结（旧时交给官府的一种画押字据）。陈湖拿了甘结进去见刘锡彤，刘见取得了甘结，所以就给了钱宝生无干的谕帖。刘锡彤骗到了钱宝生的卖砒霜甘结后，即日赶到杭州府。陈鲁即根据供词及甘结定案，按律拟罪：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
第六部分：冤情冤情为何能得雪（1）
陈鲁严刑逼供，草率结案的事情立即哄传全省。当时距离乡试结束不久，杨乃武就是这一年八月乡试时考取了第48名举人的，当时许多乡试没有考取的生员对考取的人本来就心怀嫉妒，听说新科举人中出了谋夫夺妻的凶案，都幸灾乐祸，奔走相告。还有出入官府的一些士绅幕客，杨乃武在谤诗里提到他们的，也都推波助澜，众口一词，说杨乃武是十恶不赦的大坏人，都以早日看到处斩为快！这时候，杨家一家五口，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惨祸，惊恐万状，家破人亡已在目前。詹氏日夜啼哭，双目红肿。只有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头脑非常清醒，她眼看相依为命的弟弟罹此奇冤，受刑诬服，悲愤之余，四处奔走，设法救弟弟一命。她来到杭州城隍山城隍庙请了一签，签上说：“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观人观我观自在，金风到处桂边生。”城隍山上的测字先生解释说还有救，到荷花开时冤情可以明白，桂花开时人就可以平安归来了。接着杨菊贞又去扶乩，乩坛也批了两句诗：“若问归期在何日，待到孤山梅绽时。”这些本属无稽之谈，但是在当时迷信十分盛行的情况下，无疑对杨菊贞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增加了她为弟申冤的信心。
杨菊贞首先去找沈喻氏，得知她在县里和府里的口供不一致。接着又找到爱仁堂药铺老板钱宝生的母亲和伙计，都说杨乃武从没有向他们买过砒霜，这样她心里更有底了，冤情十分明显，她决定到臬司、藩司、抚台衙门告状。谁知官官相护，按察过了两堂，即认定原审无误，照原拟罪名详报巡抚定罪。当时浙江巡抚是杨昌浚，余杭县官刘锡彤就重贿其属下，结果以“无冤无滥”审结，按照杭州府原拟罪名判定，至此已铁案难翻，只要刑部回文一到，就要立即执行了。杨乃武的亲属都认为没有生望了，只有杨菊贞不死心，入狱探监，与杨乃武商量，决定上京告御状。杨乃武自拟呈词，历述冤情以及各级官府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经过。呈状写好后，由杨乃武的舅父姚贤瑞作“抱告”，陪同进京，因为当时女人是不能递呈告状的。杨菊贞与杨乃武之妻詹氏和一双儿女，身背黄榜，历尽千辛万苦，走了两个月，到达北京，向都察院衙门提出了控诉。不料都察院问都不问，就将他们押解回浙江，仍交给巡抚杨昌浚审理，这次告御状算是失败了！杨菊贞仍不死心，誓死为弟洗冤，准备二次进京告状。她二次进京得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大力支持。这位胡雪岩先生曾在浙江巡抚王有龄、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支持下，开钱庄、办洋务，后来又在杭州开设胡庆余堂药店。他有资金3000万，田地一万亩，用钱捐了个江西候补道的功名，成了有财有势的官商。他从小家境贫寒，又是学徒出身，所以对贫苦百姓生活比较关心。他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杨乃武冤案发生时，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是最早了解冤案内情的一个。胡雪岩有个西席（尊称授业之师或幕友为“西席”）叫吴以同，与杨乃武是同学同年，知道杨乃武平日为人正直，这次获罪一定是有人陷害，他把杨菊贞上京告状及准备二次进京的情况告诉了胡雪岩，胡表示愿意资助。在吴以同的引荐下，杨菊贞拜见了胡雪岩，胡深表同情，不仅慷慨资助他们全家进京的路费，而且到京后所有用度也都包了下来，这已是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的事了。
就在杨菊贞准备二次进京告御状的时候，恰好有个浙江籍的京官、翰林院编修夏同善丁忧服阙后起复回京，胡雪岩为他饯行，由吴以同作陪。席间胡雪岩、吴以同向夏同善讲述了杨乃武冤案的曲折经过，并且请他在京设法帮助，夏答应相机进言，不料这件事成了日后杨乃武冤案平反的关键一环！
杨菊贞二次进京后，由夏同善引荐，遍叩了浙江籍在京官员30余人。夏同善与大学士翁同龢商量，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夏同善还会同御史王昕亲自上疏，为杨乃武平反。于是，朝廷派了礼部侍郎胡瑞澜为钦差，到浙江勘查此案。浙江巡抚杨昌浚得知胡瑞澜到了杭州，就威逼利诱，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多次，无偏无枉，不宜轻易改动，否则引起士林不满，地方官吏今后也难以办事了。同时又推荐宁波知府边葆城、嘉兴知府罗子森会同审理。边葆城是杨昌浚湖南老乡，又是刘锡彤的姻亲，因此在复审时，边葆城动以酷刑，日夜熬审。最后一堂把杨乃武的双腿夹折，对小白菜则十指拶脱，还用铜丝穿入乳头，惨不忍睹，就这样严刑拷打，钦差审结，仍然维持原判。这样一来，原审各级地方官吏如释重负，这批湖南帮的大小官员弹冠相庆，设席宴客，认为从此铁证如山，不会再有反复了。
而在京浙江籍人士对杨案主犯屡翻屡服，杨菊贞两次上京，认为必有曲折隐情。有些举人、生员和杨乃武的好朋友三十余人联名向都察院、刑部提出控告，揭露此案，县、府、按察、督抚、钦宪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要求提京彻底审讯，昭示天下，以释群疑。在京官员认为这件案子如果真是有冤情不得平反，不仅是杨乃武、小白菜两条人命的问题，而且是有关整个浙江读书人的面子问题。于是，夏同善、张家骧取得刑部侍郎袁保恒、大学士翁同龢等人的支持，向两宫太后陈诉冤情，要求将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提京复审。最终杨乃武、小白菜案得以平反，与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有极大关系。
第六部分：冤情冤情为何能得雪（2）
当初由大学士翁同龢向两宫面陈案情，就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注意，她没有直接下达谕旨，而是通过刑部叫浙江巡抚杨昌浚亲自审问，但她同时派了御史王昕到浙江私访案情。对于此案是否提京复审，开始慈禧太后是犹豫的，她对地方官吏承办的要案也不愿轻易更改。但后来杨乃武冤狱的呼声越来越高，朝廷内外到处哄传，又加上官员不断上疏奏请提京勘查，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叫刑部彻底根究。”这样，江浙派官吏初步得到了主动权。
刑部大审，开棺验尸，认定葛品连并非中毒而死。刑部复审勘验情况奏知两宫，这时已将刘锡彤革职拿问。原审各级官员为什么审办不实，要刑部再彻底根究，于是又提集犯证审问了两次。
在是否惩办各级办案官吏的问题上，江浙派与两湖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大学士翁同龢为首的江浙派力主惩办这些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另一派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附和的多是两湖籍官员，故称两湖派。他们认为不能为了区区两个平头百姓处理这么多官吏。由于这两派的争吵，刑部平反的奏疏，一直拖了两个月，迟迟不上，直到光绪三年（1877）二月十日，奏疏才上去，但是对于巡抚杨昌浚、钦差胡瑞澜并未提出参革，许多受贿、包庇等情弊也未提及，马虎了事，直到二月十六日以光绪帝名义下的平反谕旨才将二人革职。杨昌浚虽然革了职，刘锡彤虽然是充军到黑龙江，但对刘子翰却完全开脱了。其余承办此案的知府、知县，都只是革职了事，只字不提行贿受贿之事。
从杨乃武、小白菜一方来说，冤案昭雪无疑是莫大的幸事，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民间的一个小案，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不足为怪的。可是现在被渲染成爱情故事的案件背后陷藏着重大的政治斗争，难怪杨乃武在出狱后曾想去拜见救他一命的浙省大小官员，很多人并没有出面见他，毕竟参与这场斗争不光是为了一个杨乃武。参与对杨乃武审判的多是湖南籍官员，他们大多是左宗棠一手提拔的，在对渎职官吏的惩办上，朝廷也只采取了革职了事，而并没有量刑处罪，这就表明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
在这场无辜的冤案中，杨乃武几乎被折磨成了残废，刑部却说刑伤业已平复，并无伤筋折骨的情况。
经历了三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