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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早自柏拉图，就开始诋毁艺术家只是玩弄幻象的人，诗人强化感情而戕害理性，更不可宽恕。推广进化论思想的赫胥黎（Thomas Huxley），提倡实用科学，建议放弃研读古典作品。斯诺（C．P。Snow）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更是推波助澜，强调科学文化的重要，批评文学与文人的腐败无能。影响所及，遂有“诗已死亡”、“文学暴卒”之说。在科学意识蔓延的今日，文学若不能证明它具有科学性，其存在的意义差不多就要被否定了。
然而，文学果真需要科学来撑腰吗？一位尊贵美丽的女孩，站在天光下，风姿绰约，就是她存在最好的证明。强拉一位毛发森然的彪形大汉来，说她必须具有彪形大汉的性质才有存在的价值，这种人若非愚蠢，定是癫痫。至于问那文学的创造者（作家）是否疯狂或行为不检，也像讨论宙斯是否犯过强奸罪一样，与其作品无甚关联。
我们必须了解，文学与科学所传达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内容。科学知识所处理的，是可以脱离我们主观态度，不系属于主体，而可以客观断定的真理。这种真理称为“外延的真理”（extensional truth）；反之，便是文学所处理的“内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逻辑实证论者习惯于把前者视为有认知意义的知识，把后者视为没有意义的知识。这样，文学当然要被否定了。
可是，没有认知意义就是无意义吗？《红楼梦》这部小说，我们初读它时，未必能了解或理会历史事实，即使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个贾府，我们读来还是要痛哭叹息的，还是有真实的意义感觉的。所以，才有人会因读《西厢记》而悟道。这个真实的意义感受，就是科学知识里所不讲的人生具体的真实。
从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觑破了这层奥秘，指出诗比历史更真实、更具哲学性，因为诗所处理的不是已经发生的实际事件，而是可能或应该发生的人生。认知的历史对象永远是个别的、外延的，文学则揭示普遍而具体的事物（类似黑格尔所说的具体通性〔concrete universal〕）。文学家若抛弃了原有的职事，而竟去追求外延的、历史的、认知意义的事件，就会像周汝昌写《红楼梦新证》那样，硬把红楼故事镶进曹雪芹的生平里，把一个生机盎然的文学世界塑造成一册按事编列的账簿。戕害文学生命，莫此为甚了。
009。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这并不是说文学必然不理会历史、必然悖逆认知意义，否则，什么“诗史”的尊称、“议论文”的类型，都要被摒诸文学门外了。我们只是认为上述两种知识区分并不是平列对立，而应该是由文学来统摄整个外延知识，且转化为内容真理。
所以，一首诗歌里面，可能有本事、有指涉，但其意义永远不限于这个本事，不止于这层指涉。文学不但描述历史、反映时代，也整理经验、发现意义、创造价值、赋予批评。钟嵘的《诗品》宣称诗歌能够“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就是指文学这种统摄提升并赋予宇宙人生以意义的能力而说的。现实的世界、科学报告所指涉陈述的事实是碳，经过文学语言的运作，却凝聚转化成了金刚石。钻石仍然保留了碳的成分，但其质地与意义已不再是素朴的科学指述所能比拟的了。
就人生而言，文学这种特质异常重要。它在现实的表象世界之上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升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文学彰显了人生具体而普遍的真实意义，引导人们以更宽广的眼界、更诚恳而又敏锐的心态，去认识古今人世变迁的面貌，去品味历史创造的意义与价值，去发掘生命存在的感受。“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是的，若没有文学，科学认知的意义又是什么意义？人生又如何拓展它意义的存在与追求呢？
依循感官经验和理性推论而来的外延知识，其实并不触及意义与价值，因为它只说明“是什么”，而对“何以是什么”、“是什么又如何”等问题不予解答。故认知意义中，见一人只是一人，或只是一哺乳类脊椎直立动物。文学作品中，人的存在却因意义的关系而显示出社会存在的意愿，并进而要求精神意识的沟通，强调生命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诸生命实体间相互激荡、投射、观照，以完成生命交通合一的快慰。《论语·阳货》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真是千古不灭之理，它显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认知活动，也包含统摄在文学的使命中。但文学总是要超越这个层面，才能圆满具足地完成它特质的要求，在文化兴发、人际感通中展现它的意义。
文学语言的特质
010。文学语言的特质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文学在语言的构成方式上，便须有特殊的一套。
从语言学的立场看，语言是记录人类思想情意的符号，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从“志”到“言”，中间有一个传译的过程。这一个过程，并不如一般人所想那么理所当然；要心手相应，中间毫不走失意思，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譬如翻译，要铢两悉称，往往得旬日踌躇。然而，仅仅翻译，也有直译和意译之不同。有译书经验的人都知道，直译在理论上较符合原著，但有时较深微精奥处，直译却会大大妨害原意，意译才能淋漓尽致，若有神助。这也就是说，人内在的志往往需靠一种较迂曲不直的语言，来贴合、来揭示、来“曲”尽其妙。
这一曲，便脱离了清晰的逻辑文体，成为文学的语言。这种语言，往往不是征实的，而是象征的。凭虚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篇终混茫，意乃荡漾无尽。所谓：“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文学语言与认知语言的差别在于，认知语言准确直接，祛除歧义蔓延的联想，而文学语言偏要如此，所以，它本质上即具有“言外之意”。根据这种语言特质而形成的文学境界和美感性质，便常能超以象外，气韵流泻于笔墨不到之处。这个笔墨不到之处，往往最虚灵，但也最真实。因为那是作者最深沉的心灵姿势和生命律动，是与读者产生主客互动的所在，所以能让人咀嚼不已，回味无穷。古人赞美《古诗十九首》“凿空乱道，归趣难穷，读之者四顾踌躇，百端交集”，正是就此境界而说的。逻辑式的语言，哪能如此？
在这样的语言构造里，文学作品必然是“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整个语言建构来自想象的运作，而非知识理性的堆砌。像英国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l757—1827）为了强调想象的重要宣称：“只有一种能力可造就一位诗人：想象、神性的视力。”我们倒不敢如此神秘其说。我们所谓的想象，只是意象的召回或经验的再现，但在其中加上了作者本人复杂而深邃的心灵作用（意识与潜意识），化腐朽为神奇，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秩序。所以，不同于经验的复制，也不是纯理性的综合与演绎，胸有成竹，目无全牛，是整个文学语言构造的主要运作力量。
此一力量，古人称为神思，因为它变化无方，不可把搦。陆机、刘勰、萧子显等人，对于神思都有精妙的诠说。只有想象力凭心构象或感物造端时，刻镂声律、萌芽比兴，才能成为文学作品。否则，声律与比兴的运用，在梵呗唱诵或庙宇签条上也是有的。
在想象力的运作下，比兴和声律都是文学语言所重视的质素。科学或逻辑语言概属直述语句，文学则在直述（赋）之外，还重视比兴的运用。“赋、比、兴”不仅是文学的构词方法，其实也是文学作品构思的形式。比兴的含义，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总括来说，则不外乎譬喻、暗示和象征。文学必须借重这些构词、构思的方法，原因是它本身传达的就是一种象征的知识。
011。文学知识的性质
所谓象征，是指使用具体的意象和符号来表达抽象的观念与情感。文学的性质正不外乎是。因此，它传达的不是实际的知识，而只是符号性地征示一种暧昧的抽象观念与情感。作品中象征的结构、人物、事物，就是配合这一性质而做的设计。
许多人误会了文学知识的性质，不了解文学作品的特征，要求文学提供一些伦理或社会的实际知识，表现一些实用的功能。这样的理解必然导致三个结果：
第一，无法领会文学作品只是个象征的世界，里面的男欢女爱、哀乐情仇所要表达的，都只是些抽象的意念（即在心为志的志），与真实的实体事物并不相等。以至于把文学看成政治、伦理、宗教的婢女，要求辅助或吻合那些实际的知识。
第二，文学事实上不可能符合上述要求，因为文学在本质上是非命题性的，它并不做任何逻辑性的肯定，诗人的任务也不在于做直接叙述。于是，他们失望了，开始指斥文学“虚伪、淫荡而荒谬”了。他们问：“文学能告诉我们什么？”“文学能证明什么？”甚至于讥讽而困惑地喃喃自语：“文学有什么用？”从道德家、伦理家、宗教家、政治家到一切有实用主义倾向的人士，他们都在问这些愚蠢的问题。
第三，愚蠢的问题一如白昼见鬼，当然没有答案。于是，可怜的人们开始产生文学的无力感了。文学的无力感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文学语言本身因为言不尽意，使得讲求实际与确定的实证取向者觉得把握不住，对语言丧失了信心，感到“语言界限”在创作或认知时都无法突破，而萌生无力之感；二是觉得语言文字所组构的文学在现实上乏力，作者对社会的责任、作品对时代的使命，事实上并不能酿生实际行动的知识与力量，希望通过文学来改造社会的期盼逐渐幻灭，对文学便再也无法保有热情了。这真是悲哀的结局。结局幕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