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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周恩来在西欧的将近四年中，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多方面的实践经验。
1921年7、8月间，中国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它的用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签定的5亿法郎借款合同中途停止。周恩来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并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道。法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手段，决定从9月15日起停发对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同时，即将开学的里昂中法大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勤工俭学生被推入了绝境，他们采取进占里大的行动。里昂的警察逮捕了勤工俭学生的先发队，将他们押送回国。从此，五四运动后形成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1923年5月，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的劫车案，土匪扣留了30多名西方乘客，帝国主义各国借机提出要共同管理中国的铁路。到6月12日，被劫持的旅客已全部获释，但7月间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决定发动旅法华人起来开展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7月3日，他主持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商讨行动计。8日，又召集22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发出《致国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文章。帝国主义见众怒难犯，后来不得不将“共管”方案搁置。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是旅法华人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有5万工人远渡重洋到法国，“以工代兵”，表示中国的参战。周恩来到法国时，留在法国的华工还有2000多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帐篷和木板工棚，遭受奴役。旅欧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华工，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华工总会，并且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帮他们办好《工人旬报》。周恩来经常到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地区比央古，深人工厂和工棚，同华工办事处负责人谈话，了解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帮助，有时还去作报告。旅欧期间，他自己也当过工人。在他的带动和号召下，旅欧党团组织和它所属的各单位经常召开各类华工会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深入华工中活动。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先后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孙中山指派王京歧到法国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此前，即这一年的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王京歧一到法国，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6月16日，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与王京歧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这是在国内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前，欧洲已经实现国共合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由于旅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遍及法国、德国、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就令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部。1923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在执行部长王京歧归国期间，周恩来代理部长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强调要遵循共同的革命纲领，联合其他革命势力，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但是，决不能“抛并共产主义不信”，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他和王京歧合作，一个对外，一个理内，关系处埋得非常好。后来周恩来被调回国，王京歧深感“现中央（广东）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非浅”。
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是很重视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专门办了侧重于理论的杂志《少年》。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结合在欧洲的斗争实践，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放。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行卖办，滥官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他说：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而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主力”。
他主张中国革命要分为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他在进行工人工作中，对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工会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就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夺取政权之后，工会的主要作用“是在建设”。工会与党的关系是“极密切而永不相欺的”，党是“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工人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
对于世界形势，周恩来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他卓有远见地预言：“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有爆发之日”，在日美之战起来后，谋中国独立的战士“要切实地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
旅欧这段时间，对于周恩来来说，除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以后从事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打下多方面的基础外，同时在组织上也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这为中国革命准备了众多的领导干部，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聂荣臻、李维汉、刘伯坚、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刘鼎、张伯简、林蔚、郭隆真、熊雄、孙炳文、穆青、欧阳钦、袁子贞、马志远、李大章、邢西萍等，而周恩来和赵世炎等是旅欧党团组织的创立者和领导人。
三、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
周恩来早年立志救国，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他在天津时和同学们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当时就曾经在会中设立“军事研究团”。他发起组织国防演说会，请人讲“军舰——炮台——陆路”，引导青年学习军事知识。旅欧时期，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专门设立了军事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其他地方党组织都没有的。他很赞成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提出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的主张，认为“这都是见到之语”。1922年，他发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批判胡适所谓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认为“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在中国，“以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他说：“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他明确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9月初到广州。这时正是商团叛乱的时候，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周恩来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随后，他出任黄埔军校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无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初期的政治部工作闲淡，形同虚设。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是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到职后，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设立指导、编篆、秘书三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政治教育计划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历史发展的产，加授“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主要是讲授中国怎样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国的农工商备界怎样受封建军阀的压迫以及解脱的途径及办法。他建立和健全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他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指出：“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以公开讲演，找士兵个别谈话等方式，“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沦、主义、政策”。周恩来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经常在军校内的大榕树下同学员们促膝谈心。学员们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军校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两个教导团，每团约1000多人，编制采三三制。每连有9名军官，一半左右是共产党员。这支以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