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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家小咖啡店停下车，作了自我介绍。我记不清他可笑的名字了，只在这么多年过后，仍然很清楚他的样子——一个结实的前白俄上校，胡子蓬乱，留平头；这样的人，在巴黎总有成千上万，经常从事这种傻瓜生意。我们拣张桌子坐下；沙皇分子要了葡萄酒；瓦莱里亚在膝上放好一张潮湿的餐巾后，又开始说起来——指着我，而不仅是朝着我；我从来没料到她会有如此雄辩的口才，语言能注在这样尊贵的容器中。并且还时不时向她不动声色的情人发射一串斯拉夫语。情况真是荒谬透顶，尤其当那位出租车上校以自得的微笑打断了瓦莱里亚，并开始陈述他的观点和计划时，情况更是荒谬不可言。他用他那夹杂着劣质口音的精确法语描述了爱情和工作兼有的世界，并决定同他的娃娃妻子瓦莱里亚手拉手地走进去。
这会儿她开始修饰自己了，坐在他和我之间，涂抹她干皱的嘴唇，又搔首弄姿，挑剔她宽松衬衣的胸襟等等，他谈论着她，就象她根本不在眼前，又好象她是一个受监护的孩子，为了她的利益，从一个聪明的保护者转移给另一个更聪明的保护人；尽管我无望的愤怒已经夸大并且破坏了某种印象，我仍敢起誓他实际上是在向我咨询有关她的情况，诸如减肥饮食、经期、衣服以及她读过的和应该读过的书目。“我想，”他说，“她会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吧？”
噢，他简直是个学者了，达霍维奇先生。
我打断这番叽哩呱拉的言语，建议瓦莱里亚收拾她那点财物，不得延误，对此，平庸乏味的上校勇敢地提出可以把它们搬上车。于是他又恢复原职，载着亨伯特夫妇去他们的寓所。一路上，瓦莱里亚都在说着，而倒楣的亨伯特却在和小亨伯特商讨着亨伯特·亨伯特是否应该杀了她或她的情人，或俩人一起，或一个也不。我记得曾经玩过一个年轻同学的一支自动手枪（我没有提过这事几，但无关紧要），那会儿我竟产生了先享受一下他的小妹妹，一个最最透明的性感少女，有一头卷曲的黑发，然后再自毙的念头。我现在怀疑瓦莱契卡（上校这样叫她）是否真地值得击毙，或勒死，或淹死。她长着非常脆弱的腿，我决定，一旦就剩下我们两人时，我要予以猛击。
但我们再也没有这机会了。瓦莱契卡——这会儿飞流而下的眼泪把她彩虹摸样的粉妆染得乱七八糟——已经装满一只大木箱，两个小皮箱，一个鼓胀的纸盒。那位该诅咒的上校一直在旁边踱来踱去，时而穿着我的登出靴，时而朝她屁股飞踢一脚，这真叫我无计可施。我不能说他的表现有什么无礼，或傲慢之处；相反，象是在一场把我编入其中的附加戏中，他处处展示出旧时代的贤明谨慎之礼，每一举动都先附上各种各样发音错误的道歉（我请求原谅——对不起——我是否能——我能不能——等等），当瓦莱契卡从浴盆上方的晾衣绳上倏地拽下她粉色内裤，他机敏地转过身去；但是立刻他好象就占据了房间的每个角落，这个无赖，认为他的骨胳正适宜这套房间的构造，坐在我的椅子里读我的报纸，解开一根系著的绳子，点起一支烟，数数茶匙，参观了洗澡间，帮助他的娇妇包起她父亲送她的电扇，然后，把她的行李朝街上抬去。我半个屁股坐在窗台上，交叉双臂，痛恨、厌倦得要死。最后，两人双双走出了这振动的房间，——我在他们身后撞上门，门的震颤仍然敲着我的每根神经，这撞门就可怜巴巴地代替了那反手一拳，按照电影规则，我应该把它打在她的颧骨上。拙劣地演完了我的戏，我一脚踏进洗澡间，想查看一下他们是否裹带走了我的英国香水；他们没有；但是我一转身，突然一阵强烈厌恶袭来，我发观这位沙皇政府前幕僚，在彻底舒服了他的膀胱以后，竟没有冲刷马桶。那个庄严的池膛里，一汪异邦人的尿，温和着一只粘湿、黄褐色的烟蒂，在里面膨胀，这真象奇耻大辱重重打击了我，于是我疯狂地四处找寻武器。实际上，我敢说，这并没什么，不过是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礼貌（或许还带有东方风味）激励了那位好心的上校（马克西莫维奇！他的名字突然用计程车送还了我），一个象其他人一样非常严肃正经的人，把他个人的需要压抑在彬彬有礼的无声状态，让他所有的急流紧搂着他自己肃静的细流直泻而下，以便能不突出他主人住所的狭小。
但那一时刻，这想法并没出现在我的脑中，带着愤怒我搜遍厨房，想找一件比扫帚更好的东西。马上，我又放弃了搜索，冲出房间，勇敢地决定赤手空拳同他搏斗，我虽然身强力壮，但毕竟不是拳击家，而那个矮墩墩、宽肩膀的马克西莫维奇看上去象是铁铸一般。街上空旷旷的，没有任何我妻子离去的踪迹，除了她掉在士里的一粒莱茵石扭扣，她曾把它保存在破盒子里，虚掷了三年。这一切避免了我那时的鼻破血流。但没关系，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实现我的报仇雪恨的。一位从舶沙第纳来的先生有一天告诉我，出生于佐波洛夫斯基的马克西莫维奇，其太太在一九四五年前后不幸死于生产；夫妇俩不知怎么去了加利福尼亚，在那儿被美国一位显赫的人种学家用于她主持的一次一年之久的实验，报酬甚丰。这次实验研究的是人类长期服用香蕉食物并始终处于爬行状态，会有何反应。我的报告人是位医生，起誓说他曾亲眼目睹瓦菜契卡和她的上校，那时已经是鬓发斑白，体态拥肿，在一套灯火通明的房间里（一间是水果，第二间是水，第三间是草垫席等等），和其它九个雇佣的赤脚兽一起在扫得干净的地板上刻苦匍匐，他们都是从穷困无路的人中挑出来的。我想到《人类学评论》
杂志上查找出这些实验的结果；但好象尚未公布。
这些科学结果当然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产生。我希望发表时，能附有精美照片做些说明，不过一所监狱图书馆恐怕不可能收藏这类学术书籍。这些天拘留我的这所监狱，就是个绝好例证；尽管我的律师十分欣赏它，它采取的却是监狱图书馆选择书籍最愚蠢的管理方法，这些选出的书有《圣经》，这当然，还有狄更斯；还有《儿童百科全书》，还有一本阿加莎。
克里斯蒂的《凶杀暴露》；但是他们也有这样一些才华横溢的无聊作品，比如波西。埃尔芬期通所著《一个流浪汉在意大利》，以及较新的（一九四六年）一部《文艺名流辞典》——演员、制片人、剧作家和许多静态场景的照片。看完最后的这本书，昨晚我被一些令人困惑的巧合吸引了，这些巧合逻辑学家一定厌恶而诗人一定喜欢。
我的爱人的名字，竟跟在某位女演员老巫婆的后面，看到这，我虽无望痛苦却仍倍感震惊！或许她也当过女演员。
生于1935年。参加演出（我注意到我在前一段里的笔误，但请不要改正它吧，克拉伦斯）《被谋杀的剧作家》。贱人奎因。犯下谋杀奎尔蒂的罪。噢，我的洛丽塔，我只有这几句台词！
第9节离婚手续延误了我的行期，又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已经在地球上笼罩，此后在萄萄牙又度过了一个患肺炎的倦怠冬天，这才终于抵达了美国。在纽约我急不可耐地接受了命运提供给我的一件轻松工作：它的要务是开动脑筋编写化妆品广告。我喜欢它散漫的特性和伪文学性的外表，只要没有更好的事做，就去干这活。另外，我受纽约一所战时大学的敦促，着手完成专为英美学生编写的法国文学比较史。第一卷的编写费了我几年的工夫，每天工作量很少，在十五小时以内。当我回首这些日子的时候，我看见它们整齐地分裂成宽裕的光亮和狭窄的阴影：光亮是属于在宏大的图书馆进行研究所得的慰藉，阴影则是属于我那些恼人的欲望和失眠症，这些已经说得不少了。到现在为止，了解了我，读者能很容易想象到，当我急于瞥见一个在中央公园里嬉闹的性感少女时（啊，通常离得很远），我会是多么烦困和燥热；而当那些除过臭的职业女郎，被某间办公室里某快乐汉不断往我身上推卸时；我又会怎样被击退。让我们跳过这一切吧。一次我病倒了，险些要命，这使我在疗养院住了一年多；我又回去工作，结果是又住进了医院。
需要体力的户外活动，好象对我很有裨益。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医生，一个很有魅力爱讽刺的家伙，留着浓浓的褐色胡子，他有个哥哥正要带领一支探险队赴加拿大北极地区。
我被委派作它的“医药反应记录员”。我与两位年轻植物学者和一位老木工偶尔分享到（从未很成功）我们的一位名为阿尼塔．绚翰逊的营养学家的厚顾——他不久就飞回国了，我很高兴这样说；关于探险队此行的目的我所知甚少。根据投入的气象学家的人数判断，我们可能在追踪那个摇摆不定的北磁极，一直追到了它的巢穴（在威尔士王子岛的什么地方，我想。）有一小组，与加拿大人在麦尔维尔海峡的皮尔方位会合建立了一座气象台。另一小组，也同样误入歧途，收集起浮游生物。第三组则在冻原地带研究起肺结核病来。伯特，一位电影摄影家——一个不可靠的小伙子，我曾经和他一起奉命分担一大堆仆人的工作（他，精神也有点毛病）——坚持认为我们队伍里的大人物，那些我们从未见过的真正领袖，主要从事的是考查天气改良对北极狐皮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宿在花岗岩后寒武纪世界中，住的是预先建造的小木屋。我们的供应充足——《读者文摘》，冰激凌搅拌器，药物卫生纸，圣诞节的纸帽。我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好转了，也许正因为缺乏幻想，日子空虚。周围都是萎靡的植物，比如矮柳灌木丛和青苔，我猜想，它们又被狂吼的大风渗透吹净了；在完全透明的天空下（然而，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靠天空显现）坐在一块大鹅卵石上，我奇异地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