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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理由：她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任何变化，青春一旦逝去，就意味着将一天不如一天，老年期便会开始在她身上打上它不可逆转的印记，疾病来了，朋友们离去了，总而言之，继续生活下去不会增添任何新意，相反，忍受痛苦的可能性却大为增加了。
第二个理由更富有哲学色彩：韦罗妮卡阅读报纸，看电视，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一切都是荒谬的，而她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这就使她产生了自己一无所用的感觉。
但是片刻之后，她就将会经历人生最后的一次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将与过去的极为不同：死亡。她给杂志写完信，然后就把这件事置于脑后，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对眼下正在活着——或是正在死去——的这一时刻更为重要和更为适宜的问题。
她力图想象出死亡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但却毫无结果。
不管怎样，她已无需为此而牵肠挂肚，因为几分钟之后她就能够知道了。
多少分钟呢？
她无法确定。但是，她已为将能回答出所有人都在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感到高兴：上帝存在吗？
和很多人相反，这个问题并未在她的内心深处产生过很大的争论。在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官方的教育一直声称生命将随着死亡而告结束，而她最后也习惯了这种说法。但他的父辈以及祖父辈却依然常去教堂，参加祈祷和朝圣，并且绝对相信，上帝正注意他们所讲的话。
二十四岁的时候，在经历了能够经历的一切之后——看来可真是不少！——，韦罗妮卡几乎已经确信，一切都将随着死亡而告结束，因此她选择了自杀：最终的自由，永远的忘却。
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依然留有怀疑：如果上帝存在呢？
数千年的文明使自杀成为一种禁忌，一种对宗教所有法规的对抗：人要为生存而不是为屈服而斗争。人类应该繁衍，社会需要劳动力。一对夫妻需要有一种理由继续生活在一起，哪怕是爱情已不复存在。一个国家需要士兵、政治家和艺术家。
“如果上帝存在的话——坦诚地说，我并不相信——，那么他就应该明白，对人类的理解要确立一条界限。贫困、不公正、贪图钱财、孤独，正是上帝制造了这种混乱。他的意图大概是再好不过了，但是结果却等于零。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将会定宏大量地对待那些希望尽早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们，甚至可以因为强迫我们在这个世界走一趟而请求原谅。”
让禁忌和迷信见鬼去吧。她信奉宗教的母亲常说：上帝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此说来，上帝把她安排到这个世界是完全清楚她会以自杀来结束生命的，所以便不会对她的做法感到不满。
韦罗妮卡开始感到一阵轻微的恶心，并且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厉害。
没过几分钟，她已经不能再把精力集中在窗外一侧的广场上。她知道，眼下正值冬季，时间大约是下午四点，太阳很快就要落山。她还知道，其他人仍然在继续生活，此刻有一个小伙子正从她的窗前走过，看到了她，但却根本想不到她正准备死去。一班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各种杂志的文章不提出这个问题呢？）乐师正在弗兰采·普列舍伦的雕像前进行演奏。普列舍伦是斯洛文尼亚的伟大诗人，他给人民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她能否把从广场上传来的音乐听完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将会成为今生的一个美好的回忆：落日，唱出世界另一端梦想的乐曲，温暖而舒适的房间，正从下面路过的漂亮和充满生机的小伙子。他已决定停下脚步，现正凝视着她。由于她已感觉到药物正在发挥效力，他将是最后一个看到她的人。
小伙子朝她微微一笑，韦罗妮卡也报之以一个微笑——她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掉。小伙子向她挥手示意，她则决定假装正在看另外一样东西。总之，小伙子的要求有些过分。不知所措的小伙子继续向前走去，把窗口的那张面孔永远地忘却在了脑后。
可是韦罗妮卡却因为又一次被男人所渴望而感到开心。她不是因为缺少情爱而自杀，不是因为没有家庭的温暖而自杀，也不是因为经济桔据或是患有不治之症而自杀。
韦罗妮卡决定在卢布尔雅那的那个美丽的下午死去，听着玻利维亚的乐师在广场上演奏，望着一个小伙子从她的窗前走过，她对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和耳朵所听到的都感到十分高兴。更令她高兴的是，她可以不必在今后的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去面对那些永无变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将渐渐失去其新鲜感，使生活变成每日不断重复的一种悲剧，前一天的和后一天的永远是一模一样。
韦罗妮卡的胃开始翻腾起来，使她感到万分难受。“真有意思，我原以为超剂量的安眠药能够让我立刻入睡。”现在她的耳朵感到一阵奇怪的嗡嗡响声，还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如果吐出来的话，我就死不了了。”
她决定忘记肚子的疼痛，一心想把注意力转移到迅速降临的夜幕上来，转移到那些玻利维亚人的身上来，转移到开始关闭商店的大门然后离去的那些人的身上来。耳朵的嗡嗡响声越来越尖利，吞服安眠药之后韦罗妮卡第一次感到了害怕，一种非同往常和从未有过的害怕。
然而这种害怕的感觉很快便消失了，随即她便失去了知觉。
第二章
睁开双眼的时候，韦罗妮卡并没有这样想：“这里大概是天堂吧。”天堂永远不会使用一只荧光灯来照亮一个地方，而且睁开双眼瞬间之后便出现的疼痛也是人间所特有的。啊，人间的这种疼痛可谓独一无二，不会与任何别处的东西相混淆。
她想挪动一下身子，疼痛立刻加剧了。一连串的亮点出现了，但即使如此，韦罗妮卡也依然明白，那不是天堂里的星星，而是强烈的疼痛所造成的结果。
“你苏醒过来了。”韦罗妮卡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现在你的两只脚都踏进了地狱，好好地去享受吧。”
不，不可能，那个声音是在骗她。这里不是地狱，因为她感到非常寒冷，并且发现她的嘴巴和鼻子都插着塑料管，其中的一条一直插到喉咙下面，使她产生一种要窒息的感觉。
她想动手把它拔出来，但胳膊被捆住了。
“我是在开玩笑，这里不是地狱。”那个声音继续说道，“可连地狱还不如，虽然我从未去过地狱。这里是维莱特。”
虽然疼痛难耐和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韦罗妮卡还是立刻明白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她企图自杀，有人及时赶来救活了她。可能是一位修女，可能是事先没打招呼便来找她的一位女友，也可能是前来想把她已经忘记了的失物送还给她的人。总而言之，她活了下来，人正在维莱特。
自从一九九一年国家独立以后，维莱特就成了一所令人生畏的著名的疯人收容院。当时，人们相信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将会以和平方式进行（斯洛文尼亚最后只打了十一天的仗），一个欧洲企业家集团获准在一个；日的军营建立一所正规的精神病医院。这个军营是因为需要高昂的维持费用而被放弃的。
然而战争却逐步开始了，先是在克罗地亚，随后是波斯尼亚。这些欧洲企业家们开始不安起来：建医院的钱来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因此也就不可能坐在这些人的面前辩解一番和请求原谅。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毫不值得称道的办法，决定建立一个疯人收容院，以此来解决问题。对一个刚刚摆脱一种宽容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新生国家来说，维莱特于是便成了资本主义最坏部分的象征：只要付钱就能在那里搞到一个床位。
有许多人，当他们因为遗产（或无礼举止践生争吵而想要摆脱家庭的某个成员时，就花上一笔钱，同时弄到一张医生证明，把制造麻烦的子女或是父母送进疯人收容院。还有一些人，他们或是为了逃避债务，或是为了避免对某些可能导致要长期坐牢的行为承担责任，也在病人收容院呆上一段时间，出来时就可以不用付债或是不受法律的追究了。
一直没有人从维莱特出逃。这里把真正的疯子——由司法机关或是其他医院送来的——和那些被说成是疯子或装成是疯子的人混杂在一起，其结果便是真正地乱成了一团。报界每时每刻都在披露它虐待病人和滥用职权的情况，虽然从未有人被允许进到里面目睹正在发生的事情。政府对这些揭发进行了调查，但并未获得证据。股东们威胁说，要散布外国在该地进行投资十分困难的传言，于是疯人收容院便得以站住了脚，并且越来越稳固。
“几个月前，我的姑妈自杀了。”那个女人的声音接着说道，“她几乎八年不想离开房间一步。吃，发胖，吸烟，服安眠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她有两个女儿，还有一个爱她的丈夫。”
韦罗妮卡想把头移向发出声音的地方，然而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只见到她发过一次脾气，就是在丈夫搞了个情妇的时候。当时她大吵大闹，掉了几公斤肉。她摔杯子摔碗，整整几个星期吵得邻居无法睡觉。尽管看上去十分荒唐，可我却认为那是她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她在为某种东西而斗争，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并且有能力对所面临的挑战作出反应。”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韦罗妮卡想道，但却无法用嘴讲出来。“我不是你的姑妈，我没有丈夫！”
“她的丈夫最终与情妇分了手，”那个女人继续说道，“我的姑妈于是又渐渐回到了从前的那种像有的消极状态。有一天，她打电话对我说，她准备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已经戒烟了。
就在同一周，在因为戒烟而增加了安眠药的用量之后，她对所有的人都说她准备自杀。
“没有人相信她的话。一